這是1937年紅二方面軍主要領導幹部在陜西富平的一張闔影。站在第一排一個穿舊式男裝的兒童,其實是個女孩，當時她才兩歲。
這篇散文深情地講述了女孩出生十八天，被父親裹在懷中，遭遇九死一生走完長征的故事。主人公就是賀龍元帥的長女——軍隊作家賀捷生。
1923年秋，瑞士籍的青年牧師勃沙特被英國基督教會派到中國，在貴州境內鎮遠、黃平、遵義一帶傳教。
1934年10月1日晚，勃沙特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武裝人員包圍了。那些帽子上的紅色標誌，讓傳教士迅速回憶起了報刊上有關“赤匪”的描述，他明白，自己是落入了紅軍的手中。
這部書的中譯名叫《神靈之手》出版于1936年12月。作者就是勃沙特。書中記述了長征路上，關於不滿一歲的賀捷生的事情。
“一天，賀龍的警衛員帶著一捆東西來了，那是一些純毛線，警衛員要求我為賀龍的小女嬰織毛衣和外套，我於是開始編織。經常有人問我“這是給誰織的？”當知道衣服是賀龍孩子的，大家為我能為她盡力而高興。
一個戰士為賀龍的孩子而難過：“真可惜不是個男孩，不然會像他爸爸那樣有一天成為將軍的。”
“你受的教育不是主張人人平等嗎？”我告訴他：“為什麼女人不能成為將軍？”
“為什麼！”他也感到不好回答：“當然不為什麼了，還沒有一個女人當將軍呢。”
半個世紀後的賀捷生，真的英姿威武地出現在新中國女將軍的行列裏。應了七十年前，發生在長征途中的這段中國紅軍戰士與歐洲傳教士的真實對話。
1934年8月，紅六軍團在湘贛省委書記、中央代表任弼時和蕭克、王震組成的軍政委員會領導下，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以配合一方面軍戰略轉移的最初目的。作為中央紅軍長征先遣探路部隊，他們跨湘江，越五嶺，進入貴州。
在去往黔東的路上，肖克得到了一張大地圖。
“傳教士 傳教士懂中國話，講得不太好，起碼會聽懂。他們説傳教士懂得，我就晚上找他來。他態度也好，他説，我寫他講啊。他講他的音，我用他的音來寫出來。就是在那裏翻譯的時候，有個叫“路臘”吧，哎呀我聽了好幾次，他講了好幾次，路臘、路臘，我就寫不出文字來，後來我慢慢聽，就寫成“路”，道路的路，臘。翻譯起來就比較難，因為他的音同我的音不一樣。我就寫出來，我講是不是這個路，他講，就是這個“路”，他告訴我。他認得中國字，認得不太多。”
勃沙特的幫助，為他們決定今後的行動方向提供了依據。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與賀龍、關向應等領導的紅三軍在印江縣木黃會師。會師後，紅三軍按照中央的指示，恢復了紅二軍團的番號。
從此紅二、六軍團為配合中央紅軍的突圍西征，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牽制了國民黨軍六個縱隊十多個師達一年之久，斃傷敵軍一萬餘人。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在桑植縣舉行突圍誓師大會，當晚出發。因為中共中央與紅二、六軍團聯絡的電報密碼控制在張國燾手裏，中央與賀龍等便失掉了電訊聯絡。，直到1936年7月1日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才算解決。
勃沙特在《神靈之手》中記錄了他眼中的紅軍文化生活片段。
“他們有一兩首歌的旋律與我們的讚美詩相似。但歌詞卻是殺、殺、殺、殺出一個新世界之類的口號。一首歌名叫《勇敢的戰士》，一首歌涉及蔣介石，譴責他賣國，還有一首是謳歌紅軍的。其他的則是強調講衛生，劃清階級陣線，打倒地主，分田地，繁榮經濟，反帝、反對軍國主義等。”
“紅軍所學的一切，都會被要求寫作業或心得，並要為一個用明快色調裝飾的小報投稿。行軍之中，一有機會，他們就寫個不停。他們的小報編排及有關共産主義內容的圖畫的設計，是值得驕傲的。一個同志擅長畫畫，於是我們便稱他藝術家。”
“由於行軍中的艱難困苦，紅軍中的宣傳人員常在山腳醒目的地方用粉筆寫一些標語口號，鼓勵士兵們勇往直前。”
勃沙特談到王震。
“他和顏悅色地對我説：‘當你向報紙介紹時，你應該記住我們是朋友，你曾幸運地看到我們的所作所為，其中重要的是怎樣為了窮人。”
二十世紀80年代初，肖克前往法國訪問，希望找到50年前那位幫助自己翻譯法文地圖的外國傳教士。 1985年，在英國曼徹斯特這座華人基督教堂，終於找到了時年已88歲高齡的勃沙特，經過長征歲月，他至今仍與華人保持友好的關係，提到50年前那段傳奇經歷，勃沙特記憶猶新。
“我們經過山谷或者國民黨軍的區域時，就禁止説話，在黑夜裏熄滅火把行軍。他們很好心地給了我一匹馬騎，直到走出危險區域才把火把重新點亮，在山路上像蛇一樣蜿蜒前行”。
1987年5月27日蕭克致信問候勃沙特。這封信不長，卻十分真摯感人，全文是：
“久違了！從索爾茲伯裏先生處知道了你的近況。雖然我們已分別半個世紀，但50年前你幫助我翻譯地圖事久難忘懷。所以，當索爾茲伯裏先生問及此情時，我欣然命筆告之。1984年我在出國訪問途中，我打聽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們都早過古稀，彼此恐難再見。謹祝健康長壽。”
蕭克很快收到了勃沙特的回信。
在二、六軍團長征開始時，賀龍使用的是拖著敵人兜圈子的辦法。先是向東南急進，誘使敵人窮追不捨，擁向湘東南。突然，紅軍折向西北，在崇山峻嶺中，冒著大雪，忍著饑寒，兼程急進，把各路敵軍遠遠甩在後面。1936年1月1日，到達芷江冷水鋪。在石阡稍事修整。敵軍十五個師又追過來。於是紅軍時而向南，時而北進，時而做出襲取貴陽的姿態，時而又做出搶渡烏江的模樣。敵人認為賀龍企圖走紅一方面軍的老路，乃調重兵嚴守烏江，增兵遵義。然而，2月2日，賀龍卻率部向西巧渡鴨池河。
紅軍在搶渡鴨池河時，嘲弄追了一路的國民黨軍李覺部，編寫了這樣八句短詩，隔河高聲喊給對方：
“遠看一根索，
近看鴨池河。
敵人拼命堵，
老子硬要過。
要過要過這就過，
李覺送行蠻不錯。
你在對岸站崗哨，
我在這裡洗個腳。”
李安葆：“這首詩是很口語化的，“老子偏要過”，這是大白話，反映紅軍渡河的決心和信心，我一定要過。“要過要過這就過”，你給我送行送過去蠻不錯，很好很好，諷刺敵人的。你在那邊站崗哨，我在這邊啊，悠然自得我洗洗我的腳，呵，你有什麼辦法，我過河了，你也沒辦法。
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佔領黔西、大定、畢節，得到一次較長時間的休整，拉開了在黔西、大定、畢節創建根據地的序幕。一年前，中央紅軍經過這裡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在中共貴州省工委的配合下，以賀龍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轄三縣蘇維埃和九十五個鄉、鎮、村的紅色政權。
在這裡，紅軍取材于帶領群眾打倒土豪的鬥爭事實，創作了話劇《打土豪》。
觀眾聲淚俱下與演員一起高喊“打倒軍閥”、“打倒土豪”。演畢，當即擴紅一百多人。劇情貼近生活，反映人民心聲。
李安葆：“他們因陋就簡，就地取材。化粧是把那個紅紙放在水裏泡一泡，做胭脂就來化粧；把那個墨和炭，黑的，畫鬍子，畫眉毛鬍子。比如，説沒有眼鏡，把那個細竹絲弄圓了，裝上玻璃紙，做成眼鏡，戴起來。”
正如埃德加.斯諾所説：“不是他們給世界提供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設備如此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社會真正的需要。”
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再一次飛到貴陽督戰“圍剿”二、六軍團。
紅軍在反“圍剿”的戰鬥中，創作了《保衛川黔滇省歌》
“起來，黔大畢的工農，
保衛川滇黔省，我們打先鋒。
我們有決心，我們的鮮血紅又紅，
不怕蔣介石的飛機，
不怕白軍亂逞兇，
用生命保衛川滇黔省，
拿起武器向前衝。”
在黔大畢短短二十多天，紅二、六軍團擴紅五千余，壯大到二萬餘人。1936年2月27日，這支威武之師從畢節出發向烏蒙山進軍，越過滇軍的防線直趨滇東，意欲北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3月31日，二、六軍團西行，向普渡河急進。滇軍在普渡河傾巢佈下了防線，蔣軍四個縱隊也從紅軍後面壓上。賀龍説：“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要過普渡河從元謀過江呢？掉頭南下，我們打昆明！”
4月11日，紅軍佔領了距昆明20公里的富民城，擺出拿下昆明的架勢！
昆明慌了，蔣介石慌了，龍雲更慌了！敵軍急如星火地要救昆明。紅二、六軍團突然轉向滇西。
兩個軍團兩路行進，日行百里橫掃滇西。紅軍勢如破竹，每天攻佔一個縣城，被後人稱為“連下雲南十三縣”。每打下一個縣城時，宣傳隊就立刻演出街頭劇、活報劇和話劇。其中街頭小話劇《北上抗日》和四場話劇《我當紅軍去》很受沿途群眾歡迎。集體創作的《我當紅軍去》，寫一個長工無法忍受地主的壓迫和剝削，跑到城裏去當工人。後來知道這家工廠正是他家鄉地主開辦的，他憤而離廠去當兵，誰知白軍軍官卻又是老地主的少爺，皮鞭換成軍棍，他仍逃不出被壓迫的命運。後來紅軍來了，他終於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出路，高呼“我當紅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