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曆盡磨難，絕處逢生，率先完成了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是陜西省富縣直羅鎮。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來到這裡叫做象鼻子灣的地方，籌劃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一次奠基禮，即奪取圍殲國民黨進剿部隊的直羅鎮戰役。不久，毛澤東發出了倡議，要紅一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長征幹部撰寫記述長征的文章。
1936年3月，法國巴黎的街頭上，一份名為《全民月刊》的中文報紙，引起了華僑以及法國政界、新聞界的強烈關注，原來這家報紙連載了一篇用生動筆調描寫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事跡的實錄，篇名是《隨軍西行見聞錄》。作者署名“廉臣”。
“廉臣”是誰？多年來一直是個謎。直到1985年紅旗出版社出版《隨軍西行見聞錄》的單行本時，“廉臣”的真實姓名才正式公布於眾，他就是被人們熟知、讓人們肅然起敬的陳雲，時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金沙江畔，紅軍長征隊伍千軍萬馬，渡江的工具僅有6條船！紅軍緊急成立了臨時渡江司令部，司令員是劉伯承，政委就是陳雲。而過江不久，陳雲卻是一身商人的打扮，從四川瀘定的摩西教堂向成都走去。
陳雲到上海不久，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電令陳雲去蘇聯。陳雲到了莫斯科以後，向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報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向西北轉移及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這就是標題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史平”是當時陳雲在莫斯科的化名。
為了向全世界公開宣傳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事跡，也為了這種宣傳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暢通無阻，陳雲使用了文學的手法，以第一人稱自述的形式，寫下了3萬字追述紅軍長征的文字──《隨軍西行見聞錄》。
《隨軍西行見聞錄》中，陳雲假托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之口，以旁觀者的口氣，盛讚紅軍紀律嚴明、作戰英勇，並對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袖細緻刻畫。
他寫道：“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到我，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文章使用的語言是半文半白的舊文人習慣用語，遣詞造句十分講究，從中可以看出陳雲古典文學的根底和風趣、幽默。文中還點綴著許多風土人情、典故、諺語，令讀者了解許多人文知識。
《隨軍西行見聞錄》一經發表即盛傳於世，從國外傳到國內，引起強烈反響，讀者紛紛建議結集成冊出版。1936年7月，《隨軍西行見聞錄》在蘇聯首先出版單行本。《救國時報》編輯部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這個要求，將《隨軍西行見聞錄》和楊定華撰寫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及《由甘肅到山西》，共3篇文章合集為《長征記》－冊印行。
國內紅色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相繼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是1937年3月由北平東方快報印刷廠秘密印行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中，以附錄的方式登載。其次，有1938年1月明月出版社出版的《從東南到西北》；1939年1月由大文出版社出版的《長征兩面寫》。
《隨軍西行見聞錄》作為共産黨人最早向全世界披露紅軍長征的回憶錄，將永載史冊。
1937年10月，一部記述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的書《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發行。
它的問世，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響。倫敦的第一版在最初幾週就銷售了10萬冊以上，在第一年就印刷了五次。在美國，《紅星照耀中國》成為美國非小説作品中最暢銷書。這部書還被譯為俄、法、日、德、意等十多種文字，行銷數百萬冊，傳遍全球。
這部書的作者是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 斯諾。
1928年，斯諾作為一名新聞記者來到中國。那個時候，斯諾對中國共産黨和紅軍並不了解。
1933年春天，斯諾和他新婚的妻子海倫來到北平。斯諾作為新聞記者和燕京大學講師，有機會接觸愛國進步學生，親身參與著名的“一二 九運動”，並在愛國學生運動中接觸了中共地下黨員，了解了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在中國西北建立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從陜北傳來的消息讓斯諾不能平靜，他渴望親自到陜北去採訪，親眼看看傳説中的紅軍，還有他們的領袖，被合稱為“朱毛”的毛澤東和朱德。可是，怎樣才能穿越國民黨的封鎖到達陜北？他想起了在上海結識的宋慶齡。
武際良：“正在這個時候，咱們毛主席、周總理、紅軍到了陜北以後，就是要打開這個局面，知道我們是北上抗日，宣傳我們黨和紅軍的政策，就給宋慶齡發了一個秘密電報。找一個外國的新聞記者，請他到蘇區來，請他們來採訪，這樣能把共産黨的消息向國際上，向國內國外透露出去。”
接到斯諾的名片，宋慶齡不禁微笑了，這正是一個合適的人選。斯諾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赴陜北採訪的機會，神秘“蘇區”似乎已經離自己不遠，儘管前途凶險莫測。
在陜北，斯諾首先見到的是前來迎接自己的周恩來，這段舊影像，就是用斯諾自己攜帶的攝像機拍攝的。 之後在保安的窯洞裏，斯諾終於見到了傳説中的毛澤東。
1936年的夏夜，陜北黃土高原上的保安城的土窯洞裏，搖曳的油燈下，斯諾與毛澤東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長談之夜。
毛澤東用生動而平靜的語言、形象幽默的比喻，談紅軍的創建與成長，談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成功與失敗，談長征途中爬雪山、過草地、強渡大渡河、突破天險臘子口，一副波瀾壯闊、氣勢磅薄的紅軍長征的畫卷，徐徐展現在斯諾眼前。
斯諾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深深地折服了。他從一個保持“中立”立場的新聞記者，轉變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堅定的支持者、熱情的歌頌者。他決心要把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人類軍事史上的偉大奇跡、空前絕後的驚人壯舉，宣傳到西方國家去、宣傳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去，並通過宣傳紅軍長征來為共産黨的軍隊和紅區募捐。
斯諾的建議勾起了毛澤東擱置已久的心事，他抓住這一契機，于8月5日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聯名，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的信函説：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情通達理，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同時，又向各部隊發出電報：“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幹部，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徵稿活動，得到廣大紅軍將士的積極響應，不到3個月，就有200多篇，計50余萬字的稿件，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了總政治部宣傳部。
斯諾帶了其中一部分稿子告別了陜北，回北平寫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去了。之後不久，作家丁玲從國民黨監獄出來，費盡週折，于1936年10月到達陜北保安。毛澤東很重視丁玲的到來，在窯洞裏舉行宴會歡迎她，併為她填寫了一首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支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
毛澤東告訴丁玲，黨中央正在徵集回憶長征的稿子，希望她參加文稿的整理、編輯工作。丁玲愉快地答應了。
身穿一身軍裝的“文小姐”丁玲，驚訝地看著桌子上一摞摞稿件。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稿件，紙張大小、顏色簡直是五花八門，讓丁玲嘆為觀止。她和成倣吾，以及編輯人員參加了文稿的篩選和文字加工工作。
丁玲回憶説：“稿子集到了一尺高兩尺高。這全是幾百隻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燈下寫滿了來的。於是編輯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著這些出乎意外，寫的美好的文章。” “從寫作的觀點來説，我越看它越覺得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偉大的著作，絕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
編輯人員以紅軍長征精神編輯這批文稿，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僅用了2個多月的時間，就從大量的來稿中，選擇了100篇文稿，約30萬字，經過與作者反復商榷修改，最終匯輯成冊，定名為《二萬五千里》。
定稿本《二萬五千里》于1937年2月22日編成，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軍委的高度讚揚，並成為當時紅軍大學師生們的好教材，紅軍將士和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都排隊傳閱，一睹為快。
但是由於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形成等多種原因，此匯輯在編成後沒有能很快印刷出版，僅組織人力謄寫了20份。這20份手抄稿，也就尤其顯得珍貴。
在今天，我們可以在上海魯迅博物館看到20份手抄稿的其中一份。
1937年的春節，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老百姓雖説日子還很苦，但心情很舒暢。為了慶賀共産黨和工農紅軍到來後的頭一個陰曆年，老百姓吃油糕、喝米酒，一派熱熱鬧鬧的景象。
就在這喜氣洋洋的氣氛中，一位孤身獨行的青年，腳步匆匆地走在黃土高坡上。
他叫范長江，是天津《大公報》的記者，時年28歲。別看他歲數不大，卻有著豐富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曾經3次進入大學學習，並作為一名軍人，參加過南昌起義，後又顛沛流離，週游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