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日本東條英機內閣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入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隨即，日本外務省及相關部門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移入中國勞工的具體計劃……
1944年10月的一天，山東高密農民劉連仁被日寇擄走，成了數萬名被迫移入日本的中國勞工的一員，由於不堪忍受繁重的勞役和非人的折磨，劉連仁于1945年7月30日和難友拼死逃脫，竟至人跡罕至的冰天雪地山洞中穴居13年。
他的這一非人經歷，轟動了全世界。
38年後的1996年，當劉連仁以耄耋之軀親赴日本，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的時候，他再次為世人所關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東條英機內閣通過了《關於向國內移入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鋻於日本國內勞動供需關係日益緊張，尤其是重體力勞動部門勞力顯著不足，故要求將華人勞工移入內地。
1944年4月，日軍為打通平漢線南段，佔領洛陽等地區，調集了15萬兵力分三路向豫中進攻，中國第一戰區約30萬兵力，依託黃河防線和縱深地帶抗擊日軍，戰況激烈而反復。5月22日，右路日軍集中兵力猛攻洛陽，中國軍隊拼死抵抗，戰至25日，守軍被迫拋棄城突圍，洛陽遂為日軍佔領。
這場戰役，中國軍隊傷亡慘重，有上萬名官兵被俘。
現年92歲的洛陽戰役親歷者、原國民革命軍連長耿諄回憶説：我們得到的命令是與陣地共存亡，人在陣地在，結果是3個師全軍覆沒，血戰了15個日夜，到最後，洛陽淪陷。
耿諄説，我們大部分人被俘虜了，我被俘虜的時候，我的士兵、號兵攙著我，隨著其他戰俘一起被關押到戰俘營。
就這樣，“豫中會戰”的戰俘成了所謂“移入日本華人勞工”的重要來源，他們被短暫關押到洛陽、開封和鄭州的戰俘營中，然後分批北上，經石家莊南兵營和北平西苑等地集中後，被分別發往塘沽和青島。
戰俘勞工問題研究者張樹楓介紹説，在青島港的2號碼頭和1號碼頭，在20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有大量的中國勞工被日軍掠奪到了東北和日本國內從事苦役活動。到40年代，有許多中國的戰俘也被日軍充作勞工，強制押送到了東北和日本去，當時的勞工就在這個碼頭登上了通往日本和東北的貨船。
現年84歲的原抗日遊擊隊員李鐵錘回憶説：1944年 7月27日，我們到青島上的船，在船上待了8天8夜，8月5日到了日本下關。後來，我們又上了火車，上了“悶子車”，一塊到了秋田縣花岡，中山寮。
現年89歲的原抗日遊擊隊員朱文斌回憶説：300人到了日本的下關，在船上就死了4個人，這4個人的屍體被投入到海裏。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的風浪顛簸，苦難的勞工們終於踏上了日本的國土。
日本龍谷大學田中宏教授介紹説，戰爭時期全部大約有4萬人，從中國被強制帶到日本。具體地説，使用中國勞工的公司共有35個，每個公司都會有若干個勞動場所，共有大約135個勞動場所。
中國勞工就這樣被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全國各地，南至九州、北至北海道，到處都有中國勞工的身影，那些承載著中國勞工的火車，不是將他們帶往所謂的“王道樂土”，而是將他們帶向苦役、饑餓、疾病和死亡。
現年89歲的河北原廣宗縣抗日區長姜化民回憶説：我們這一批是300人，幹的活是平地、推土、拉車、平山。幹重活，每天十幾個鐘頭的勞動。
現年89歲的原抗日遊擊隊員朱文斌回憶説：一天勞動正式時間是12個小時，24個小時兩班倒，加上來回的路，一天每個人就是13個小時，一天吃的飯不是兩個小窩頭就是一個大窩頭，什麼東西呢？是橡子面、豆餅，豆餅還吃不飽。
現年78歲的洛陽戰役親歷者、原國民革命軍士兵陳玉川回憶説：我們都是夜盲症，人缺乏營養，天黑了就不能走路，看不著一點道兒。
現年79歲的原八路軍戰士王子安回憶説：每抓回一個人，七、八個日本鬼子就圍著打得是死去活來的，有當時就打死的，然後扒光衣服，吊在勞工房子的那個柱子上，不給吃也不給喝。6個月的時間，391名勞工被治死了115名。
2005年6月30日，是花岡起義60週年紀念日。日本各界進步人士及花岡事件的倖存者代表齊聚這裡，向當年花岡的400多名死難者致哀。
1944年8月，第一批300名包括“洛陽戰役”戰俘在內的勞工來到這裡，開始了他們艱辛的勞作，隨後，在不長的時間裏，又有兩批600余人的戰俘勞工前來，總計約1000人，在這裡，勞工們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饑寒交迫。
耿諄老人回憶説：他們虐待我們，太狠了，給的吃的太少，生叫我們餓死，工作量太大，早晨天不亮就得吃飯，吃了早飯上工，到中午的時候，飯送到工地吃，晚上出滿天星星了才收工。
耿諄説，不暴動不行了，這到最後了！
李鐵錘説，暴動， 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倆賺一個！
1945年6月30日夜，花岡中國勞工的反抗像火山一樣爆發了，數百名手執鐵鎬、圓鍬的勞工，在大隊長耿諄率領下，衝入日本監工宿舍，他們打死了日本監工，吃了一頓飽飯後，開始向海邊逃亡。
但起義開始不久就被人發現報警了，結果引來了大批日本憲兵，日本軍警將在起義中抓獲的幾百名中國勞工全部押至共樂館，並迫其跪下。有100多名勞工因不堪毒打和折磨死在這裡。耿諄、李鐵錘等骨幹被投入監獄，直至盟軍進駐秋田，方才獲釋。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1945年後，中、美、蘇等盟軍在亞洲及太平洋戰場展開大規模的反攻，日本敗局已定。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國發表投降詔書，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廈終於徹底坍塌了！
至此，歷經整整14年的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完全的勝利。
1952年，美軍在日本的缽卷山下挖掘出大批中國勞工的遺骨，令世人震驚！ 1954年在日本的室蘭，又有大批人體遺骸被發現。經查證，這些都是當年在日中國勞工的遺骨，僅僅3天時間，就挖出遺骨125具之多。
從遺骨的入土姿勢來看，他們是被胡亂拋棄到這裡的，有的當時甚至還沒有斷氣。
1953年7月，在天津塘沽碼頭，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和天津社會各界代表莊嚴地接下了勞工們的最後的遺物，在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終於回到了祖國。他們被安置在天津烈士陵園內，在這英烈紀念館裏，也有著一塊屬於他們的最後歸宿地。
自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政府強擄中國勞工169批，有38935人，加上劫運途中已死亡的2823人，日本政府實際強擄中國勞工41758人，其中有許多人冤死他鄉。
中國政府嚴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國際公約，在戰後短短的一年裏將128萬日本戰俘全部遣送回國。中國軍民“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民族風範，得到國際上的一致肯定。
1942年8月15日，在巍巍寶塔山下，日本人民反戰團體代表大會及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隆重開幕。
出席會議的代表1000多人，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日軍戰俘和投誠人員。他們轉變立場，站到了中國人民的一邊，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反對屠殺掠奪中國民眾。
早在全國抗戰初期，八路軍總部就向所屬部隊發佈命令，要求把窮兇極惡的日本軍閥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嚴格執行優待俘虜的政策：“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線上之負傷者，應醫治之。四、願回故鄉者，應給路費。”
現年80歲的原八路軍幹部武心田回憶説：1940年的12月，我們打河北省堯山，在隆堯縣的楊莊據點抓到了一個日本鬼子，和我們隊伍一起回到駐地，他要回去，我們送回去了，過不久就聽説他被日本人殺死了。
1945年7月，在柏林附近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以美、中、英3國名義發佈了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但日本大本營還在叫囂“一億玉碎”，妄想糾集日本殘存的軍事力量頑抗到底。7月28日，日本政府表示，對《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後來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在公開發表時，不僅要求“儘量用小字”，而且刪去了非常關鍵的兩段話：“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産生活之機會。”“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包括虐待我們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推進，已經決定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命運。
又一個8月15日——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2時整，天皇裕仁宣讀的“終戰詔書”錄音播放，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
由於強烈的颱風連續數日襲擊日本列島，原定於1945年8月31日舉行的盟軍受降簽字儀式，延遲到9月2日才在密蘇裏號軍艦上舉行。
關於戰俘問題，日本投降書中這樣保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立即解放現在日本控制之下之一切聯合國戰俘及被拘平民，並負責採取對彼等之保護、照顧、給養及即速運輸至指定地點之措置。”
同樣的內容也出現在中國戰區日軍向中國政府投降書上：“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應立即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從9月11日到10月中旬，繳械投降的侵華日軍戰俘約128萬多人。中國政府嚴格遵照《波茨坦公告》和國際公約，在戰後短短的一年，將這些日本戰俘全部遣送回國。
石美瑜，當年的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庭長，曾經為審判做了大量調查取證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在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説：“中國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死了30萬以上，但是，我們並沒有採取報復主義。”
東史郎説：“戰敗後，我把彈藥從寧波運到上海。押解我們的中國軍人對我説：我在下關時，遭到日本機關槍掃射，遭到屠殺。我被覆蓋在戰友屍體下得以生存。如果按我個人意志，真想把你殺掉扔進黃浦江，但是上級命令説對你們要以德報怨，我現在放你一條生路。對這樣深重的情義，我不能忘記。在日本説以怨報怨，復仇是一種美德，但是中國人卻能以以德報怨的態度來對待我。我非常感動。我當時把生母送的那把作為護身符的單刀扔進了黃浦江裏，我想戰爭已經結束了，一切到此為止吧，以後再也不需要它了。”
就在日本戰俘被積極遣送回國的時候，14年來，那些落入日軍魔掌的中國戰俘在什麼地方呢？儘管日本投降書中一再保證“立即釋放”他們，“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但是，能夠倖存下來的中國戰俘，又有多少呢？
戰爭已經結束，對於戰爭罪犯，對於他們犯下的包括屠殺、虐待俘虜在內的種種罪惡，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時候了。依據《波茨坦公告》的有關條款，中國政府從1945年12月中旬開始，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瀋陽、廣州、徐州、濟南、太原、台北等十座城市設立了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兇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濟南“五三慘案”的主謀酒井隆……相繼在南京受審。
這些戰犯被判處死刑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在東京，由中美英蘇等11國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被押上被告席。
英語判決書長達1312頁，從1948年8月4日開始，7天才宣讀完畢。判決書指出，日本暴行的證據為數眾多，不可能一一列舉，殺戮與虐待戰俘是其中主要的罪狀之一。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７名罪魁禍首被判處絞刑。
根據1956年4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太原開庭，先後有45名在押日本戰犯被公開審判。
一些倖存者出庭作證。周花珍與丈夫都曾是戰俘，他們受到過日軍的嚴刑摧殘。中國戰俘周花珍回憶説：日本人拿著燒得通紅的鐵鉗子，就夾著我丈夫的肉了，烙得“吱啦啦”的響，當鉗子扎進去的時候，肉都掉下來了。
據統計，僅僅這些戰犯就殺害中國被俘人員和無辜百姓94萬9814人。並屯、驅逐居民401萬人，掠奪糧食2700萬噸，掠奪煤炭22億噸，掠奪鋼鐵2000萬噸……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蘇聯哈巴羅夫斯克開來的列車，給中國送來了969名日本戰犯，負責移交的蘇軍代表説：“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
撫順市內、渾河北岸、高爾山下，原先是日本侵略者為關押殘害中國抗日誌士和愛國同胞而興建的“撫順典獄”，已經改為戰犯管理所。
這裡似乎是抗日戰爭的又一個戰場，這些日本戰犯一進管理所就大喊大叫自己是戰俘而不是戰犯，他們清楚地知道有關戰俘的國際法。由此更加證明，在侵略中國期間，日軍是公然無視法理，肆意妄為的獸類。
戰犯鹿毛繁太談到這次參觀體會時説：“廣闊的中國大地，到處都流下了被我們殺害的中國愛國志士們的鮮血，當我重新踏上這塊土地時，我痛切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更加憎恨日本軍國主義。”
先後有56名日本在押戰犯的親屬前來探視。
鈴木啟久對妻子説：“我雖被判刑，但我有信心，爭取提前釋放，健康地回去，為和平反戰而奮鬥。”
面對妻子和女兒，城野宏説：“我們過去走錯了道路，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如果我不承認罪惡便是肯定了戰爭。”
在中國的撫順和太原的管理所共關押過1062名日本戰犯，其中的1017名戰犯因認罪態度較好，中國政府于1956年夏天分3次對這些人宣佈免予起訴，釋放回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名義判刑的45名戰犯，到1964年也全部釋放回國。
經過中國政府和平的、人道主義的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回到日本後都熱心於日中友好，成了和平反戰的鬥士。上個世紀90年代，他們自發地在曾經接受改造的地方樹起了“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戰爭的雙方，都不該忘卻那段血腥而慘烈的歷史。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