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3日，東史郎在下關碼頭見證了屠殺戰俘的罪行：
“昭和13年，1938年1月23日，我們從這裡乘船去大連。在碼頭上，我看得很清楚，我們進城40天后，仍然在碼頭殺人。我不清楚殺了多少人，是用卡車運來殺掉的。”
原國民革命軍88師班長張士榮回憶説，屠殺一直到1938年4月份，每天兩輛汽車或者三輛汽車，5個人歸一堆， 然後從背後用兩支“三八”式槍打，這5個人都打倒後就摔在長江裏了，這是它的一個殺法。第二個就是把中國人從汽車上捆綁出來，到了碼頭邊，“啪”就是一刀，管你死不死，砍你一刀就捅進了江裏。還有一個殺法，就是把人捆綁著推在長江邊上的碼頭邊上，骨碌碌就推下江去，人冒出水面後，日本兵用槍瞄著來打，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中國人的殘忍，他們殺人的辦法是相當多的！
1942年8月2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我曾被當作活肉靶子》的文章，署名“培憲”，文中寫道：“我們的同志被成群結隊地抽出去了，名義上説是修路，實際上是給日寇新兵做了練習刺槍的‘活肉靶子’”
60多年過去了，當我們得知作為當年“日軍活人劈刺事件”惟一倖存者的趙培憲尚在人世時，即刻飛往他生活的城市昆明……
趙培憲老人1986年從省級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由於年事已高，近來身體已大不如前，我們來到醫院探望並向他提起當年那段往事時，老人激動不已。
如今已經85歲的趙培憲老人告訴我們，那個時候部隊比較分散，不像現在這樣，另外當時打仗主要是看具體情況，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打，就看他咋個打法。
與趙培憲相濡以沫近60年的老伴，也是一位八路軍老戰士，她向我們講述了當年那段驚心動魄的經歷。
現年80歲的趙夫人譚紅放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回憶道：當時，他在北局黨校學習，一次，他提著桶到河裏取水去了，被日本鬼子俘虜了，鬼子當時沒有繩子，就用乾糧袋把他捆了起來。日本鬼子招了一批新兵，為了訓練它的新兵，就用中國俘虜兵當活靶子，把中國俘虜兵排起隊來，一排一排的，日本鬼子用刺刀來捅。當時，趙培憲排在後排，他當時身體比較好，力氣也比較大，從背後一下子掙斷了捆綁，前面正在捅著人呢，他就從後邊跑了，兩個日本鬼子拿著槍，一面打槍一面追，追得超過了他躲的地方，最後沒有找到他。
驚聞日寇這一暴行，八路軍政治部當即做出決定，沉痛悼念犧牲在日本軍隊刺刀下的200多名指戰員，並強烈譴責日軍的法西斯暴行。
同年9月，《晉察冀日報》也發表文章，向全世界控訴了日軍犯下的罪惡。
中條山，山巒起伏，溝壑縱橫，它橫亙在黃河北岸、山西南部，既是華北的南大門，又是晉、豫、陜三省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歷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中條山山高林密，關隘險固。抗戰爆發後至1941年5月，這裡已是中國軍隊正面戰場在華北僅存的一塊根據地，日軍曾10余次進犯該地，均被擊潰。中條山防線因此被譽為堅如磐石。
但是，到了1941年初夏，情況發生了變化。
5月7日下午，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調集日軍6個師團及3個旅團共10余萬人，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由東、北、西三個方向向中條山地區發起了大規模進攻，中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率主力7個軍約18萬人倉促應戰，戰況空前慘烈，日軍集中優勢兵力，首先實施中央突破，激戰至8日，佔領垣曲，然後分兩路向東西擴張，將中國守軍分割包圍，各個擊破，中國軍隊損失慘重，至5月 27日，會戰結束。
5月9日，一支中國軍隊退到垣曲縣五福澗準備渡河南撤，在兌山附近被包圍，全體官兵遇難，日軍由此拉開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序幕。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楊聖清介紹説，“土崖遺址”是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中日軍殘殺中國戰俘的地方，當時日軍佔領這個地方並俘虜了幾百名中國戰俘，日軍把他們關在一個窯洞裏邊，用機槍把他們全部射死，然後從窯頂上推下幹柴，又點著火，將屍體燒燬，中國抗日戰士的鮮血，從窯洞裏流向坡下有幾十米長！
屠殺中國戰俘的還有“碾盤溝遺址”：64年前，一條十幾里長的小山溝變成了屠場，到處都是抗日將士的屍體。
“韓堰遺址”：在這裡，日軍將數百名中國軍人關在幾個窯洞內，然後逐個拉出來砍頭，將屍體推到堰下。
“虎廟嶺遺址”：中國被俘官兵數百人，被日軍帶到黃河邊的虎廟嶺山頭上，全部用機槍掃射殺死，當地人把這裡叫做“死人疙瘩”。
楊聖清教授介紹説，毛主席在1941年6月9日，給周恩來的一個電報裏面講，此次戰役損失為上海戰役以來最大的損失。蔣介石在中條山戰役的檢討裏説，中條山戰役是我最大的恥辱。
“中條山”戰役後，國民黨軍隊退至黃河以南，慘遭浩劫的中條山上，除了大量遺留的屍體外，那35000名被俘中國官兵的命運，又將是怎樣的呢？
由於中國軍民的浴血抗戰，日本軍方企圖快速解決中國問題的美夢徹底落空，日本最高當局不得不做好打長期戰爭的準備。
就在中條山激戰正酣之際，日本關東軍和華北方面軍簽署了一項“戰時勞工入滿”協議，對在戰鬥中被俘的中國官兵，以“特殊工人”的身份，在集中營稍加訓練後，可就地或往東北輸送至礦山、工廠、港口等從事重體力勞動，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中條山戰役的戰俘，就成了這一協議的最早實踐者。
自此以後，由於戰俘數量的急劇增加，各集中營的規模不斷擴大，太原集中營則成了有組織輸送戰俘的重要集結地。
幾位當年集中營的倖存者相約來到了故地，這是他們60多年後在這一地點的首次聚會。
現年85歲的肖平是原八路軍的幹部，他回憶説，在集中營裏，俘虜的基本上是軍人，也有一些老百姓，那是少數，大部分都是部隊的，有中央軍的，有閻錫山部隊的，還有八路軍。
王丕緒，1938年參加抗日決死隊，後任八路軍諜報參謀，1941年初在日軍大掃蕩時不幸被俘，被押至太原集中營。
現年85歲的王丕緒回憶説，我們到太原工程隊的時候，太原工程隊那個時候人不算是很多，大概有千八百人，以後山西又發生了一個“中條山”戰役，那就俘虜得多了。
我們一路顛簸來到新絳縣三泉鎮清風莊，探訪一位叫趙子清的老人。當年，他曾是閻錫山晉綏軍的士兵，1943年在戰鬥中被俘，飽受折磨後被關進太原集中營，他向我們訴説了日寇一樁令人震驚而又鮮為人知的罪惡。
現年85歲的趙子清告訴我們：當時把我們從侯馬往太原運的，從侯馬坐“悶子車”，有72個人 ，運到太原時就悶死了39個人，還有那虱子，玻璃瓶裏的虱子，在你身上吸了血，日本人又把它放到瓶裏拿走了。
王丕緒回憶説，當時日本人還抽戰俘的血，他們專門揀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把你養活起來，讓你吃得好一點，用他們抽血，隔上一段時間就抽血，直到把那個人抽死了，不行了，再換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繼續抽。
王丕緒説，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兵源缺乏了，就來了一部分新兵，這一部分新兵不敢殺人，他們就練你殺人的膽子，看你敢不敢殺人，就在現在的小東門外的賽馬場，日本人把俘虜排好隊，讓日本兵上上刺刀往前刺，刺得越多，説明你的膽子越大。據我知道的，抗大就有一批學生在那兒犧牲了。
1942年7月26日，有100多名八路軍戰俘就這樣被殘酷地殺害了，其中有50名還是抗大學生的八路軍女戰俘！
日軍教官住岡義一直接指揮了這次屠殺行動。
現年79歲的原八路軍戰士張開明回憶説，這個地方是賽馬場，過去這地方沒有房子，日本鬼子佔了以後，就經常在這裡打靶，訓練新兵，他們押解俘虜到這兒，就在這兒拿刺刀刺死了，一次刺了120人，又一次刺了100人，兩次共刺了200多人，最後只有一個人跑了出去。
趙培憲九死一生，終於逃脫了，他成了日寇“活人劈刺”事件的惟一倖存者。輾轉回到部隊後，他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向八路軍作了控訴，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慘無人道的暴行。
1956年，在太原日本戰犯審判中，直接參與屠殺活動的住岡義一被送上了軍事法庭。據住岡義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根據陸軍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少將旅團長津田守彌的密令，大隊長宣佈，這次受檢課中的假靶刺殺訓練，改為活靶刺殺訓練，以中國俘虜為對象。我很同意這個決定……我身為教官，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繼續下去，我還掏出手槍，對那些奄奄一息的人們，瞄準他們的腦袋，使他們腦漿迸裂。”
初夏時節，我們來到了瀋陽空軍的一個幹休所，尋訪一位當年北京西苑集中營的倖存者。
老人名叫袁蘇忱，今年86歲，他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因情報工作失誤不幸被俘，後輾轉被關押在北京西苑集中營，半年後又被押往日本長野做勞工，1945年日本投降後返回祖國。為了把當年那段屈辱而痛苦的經歷記錄下來留給後人，他頑強地寫下了10余萬字的回憶錄，他想讓人們永遠不要忘記日本侵略者的罪惡。
日寇佔領北平後，對淪陷區人民實施“治安強化”的高壓統治，隨意對他們搜查盤問、逮捕關押和施以酷刑。日軍通常將被抓獲的中國戰俘和群眾，在清華園火車站中轉、下車，然後送往西苑集中營。
袁蘇忱回憶説：北京西苑這一段，我在這裡呆了四、五個月，大體算了一下，死了四、五百人。人死了以後，一個席子捲起，兩個草繩把他捆起來，兩人抬，一個杠子一穿，一次最少死五、六個人，抬到外面埋起來，抬走的時候，有兩個日本人押著。
現年80歲的原八路軍戰士武心田回憶説：有間房子半掩著一個門，我一看有一米多深，滿屋子都是白色的、像牛鞅一樣彎彎的，中間還有一條縫，我不知是幹什麼的。第二天，我碰到一個國民黨的中條山戰役的戰俘，他比我來得早，我問他那個白的是幹什麼的，他説這是敵人在過去不組織勞工的時候把人的胳膊整殘，打上石膏，幾個月之後，這個石膏割一個縫把它拿下來，人的關節就變成死的，再也不能打仗、不能用槍了。我一共看了兩遍，毛骨悚然，頭髮茬都直起來了，就覺得太殘忍了，活活地把好人變成殘疾人。
據一名當年西苑集中營的日軍管理人員上村喜賴交代，在集中營裏，毒打、酷刑和槍殺是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還放出狼狗來撕咬戰俘。看看此人交代材料上那滿是“槍殺”之類的字眼，我們不難想象這裡的恐怖。
袁蘇忱回憶説：在我被俘的整個過程當中，北京西苑這段是最痛苦的，日軍就是要用一套精神控制、身體折磨，把你折磨死。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副會長林伯承介紹説，北平特別蘇生隊是侵華日軍對西苑集中營的另一種稱呼。最先關押在這裡的，就是堅決抗日的中國第29軍被俘官兵，隨著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中國戰俘數量急劇增多，這裡就真正成為了一座人間地獄。
石家莊，古稱石門，華北的重要交通樞紐，“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兵分三路進擊華北，其中路由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一軍擔當。他們沿平漢線南下，于1937年10月10日佔領石家莊，從此，這裡便成為日軍在華北的軍事重鎮，駐屯了大量軍隊。為了軍事集結和外出掃蕩的需要，日軍在不長的時間內，分別在石家莊構建了東、西、南、北、中五大兵營。
1938年春，正值油菜揚花小麥灌漿之際，在石家莊東南方的農田裏，突然開來了幾輛滿載日軍的卡車，車沒停穩，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就跳了下來，他們挖坑埋樁，圍起鐵絲網，一下子圈了幾百畝地……不久，一座兵營在這裡建成，就是南兵營。1939年，隨著日軍第一軍移防太原，南兵營逐漸成為戰俘收容所。
姜化民，河北廣宗縣抗日區長，1943年底，因遭姦細暗算被俘，20天后被押解至石家莊集中營。
現年89歲的姜化民老人回憶説：我是1944年1月被捕的，敵人把我們7人押到石家莊勞工教習所，進第一道柵門，日本人把我們身上的衣服全脫光，赤身露體跳到冷水缸裏洗澡，凍得渾身發抖，最後噴藥，身上都起泡了。那一天是1943年的臘月29日，正是我的生日，那個生日我永遠不會忘記。
有一張根據倖存者的回憶繪出來的石家莊集中營的概貌圖，從圖中我們不難看出，該集中營的機構十分完備。戰俘們經審訊後，被編入各個小隊，他們住的房子是木板搭起來的，擁擠不堪，幾乎就是人挨人地睡在一起，吃的是發了霉的高粱、小米和很少一點鹹菜，一般情況下，戰俘只能在指定的房間和區域活動，否則就要遭到毒打，平日裏，戰俘們都要服勞役，大都在糧廠、倉庫、車站、兵營等地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非常情況下，戰俘們還會遭到酷刑的折磨和殺戮。
武心田回憶説：1942年底，我被敵人押到石家莊集中營，在那兒待了將近3個月，石家莊集中營是一個苦難的場所，我們的同志在那裏天天死七 、八個人，難友一絲不挂，沒有衣服，往亂石崗子扔，天天這樣。因為是12月，是冬天，又冷，屍體都很白，慘白慘白的。
張忠民，1938年8月參加革命，1941年轉為八路軍擔任衛生員，同年在戰鬥中不幸被俘，被日寇押至石家莊集中營。
現年87歲的張忠民回憶説：在那裏死的人是不少，每天差不多都有十幾個人被抬出去，我在那兒的時候，死了可能有100多人，都是用大馬車拉走的。
在戰俘勞工問題研究者何天義的指引下，我們來到了《石家莊日報》社，看到了發表在1951年《石家莊日報》署名“風風”的那篇文章，正是這篇文章，揭露了當年石家莊集中營2萬多名戰俘的最後歸宿地。
43年後的1994年，在一個施工工地上，一次不經意的挖掘，解開了這一縈繞人們心頭多年的歷史謎團，大量不規則排列的屍骨，隨著挖掘不斷地呈現出來，不久，又找到一位當年被日軍脅迫負責運屍的人，從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確認這裡就是石家莊集中營萬人坑。
在抗戰勝利50週年之際，中央電視臺曾對此作了報道：在抗戰時期，日軍總共在這裡關押過5萬多中國的抗日軍民，而這5萬多人當中，有2萬多人被日軍折磨而死……
石家莊老人趙菊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説：那天我們3個人去拉屍體，我被一個活著的人拉住，他拽住我胳膊，我想這是個活的，屋裏還有一個腐爛的屍體，我把發臭的屍體擱在那個活人上面，屍體就拉出來了，拉出來後就把他給送出去了。
在石門集中營關押的眾多戰俘中，有著一批為數不多的女性戰俘，她們憑藉著對信念的忠貞不渝，譜就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戰俘勞工問題研究者何天義介紹説，在80年代的時候，我正在工作，來了一位老太太，她説她叫梅歐，在集中營時叫趙玉英，原來是《晉察冀日報》的記者，後來因為懷孕流産休息的時候被日本人俘虜，然後到石家莊集中營。她給我們介紹了石家莊集中營女戰俘的情況，我們希望她寫個材料給我們，把這些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揭露出去，後來，第二次我們到北京找她去的時候，她搬家了，沒找到，第三次我又到她家裏去，她已經去世了。她的老伴劉平把她當年寫的回憶材料交給了我們。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