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民革命軍88師班長張士榮，如今已經是90歲的老人了，他在1937年的南京淪陷時被俘，與大約2000名中國戰俘一起，被日軍押送到長江邊屠殺，一個偶然，他成了倖存者，而他的同伴卻慘死在日軍的機槍掃射之中。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國遇難同胞30萬人以上，其中戰俘超過了9萬人。
13歲參加紅軍的秦光，在1941年1月的反掃蕩戰鬥中，率領兩個連擔負掩護主力部隊、首腦機關和群眾安全轉移的重任，頑強阻擊3000敵人飛機大炮的進攻。
也是90歲高齡的秦光老人了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敵人沒辦法，想叫我們投降，我們繼續用子彈來回答他們，包圍圈越來越小，日軍的重武器施展不開，就施放毒氣了，當時我和兩個戰友被日軍堵在一間屋子裏，我們在墻上挖出槍眼向敵人射擊，而敵人則爬上房頂，在房上掏了個洞，往裏面扔毒氣彈，把我們3個人毒昏過去了，當時感覺像大石板壓在心上一樣。
醒來時，他們已被捆住了雙手，惱羞成怒的日軍把秦光和其他十幾個戰俘分批押解到村外麥田裏，開始用刺刀屠殺戰俘。
秦光見狀大喊一聲“快跑”，8個人四散奔跑，身後的幾十個日軍亂槍射擊，他左臂和背部中彈，一頭栽倒在地，日本兵追上來，衝著他的頭部開了一槍。
日軍撤走之後，秦光居然奇跡般地甦醒過來，後來被老百姓搶救脫險了，在這次戰鬥中，他的126名戰友在日軍的槍彈、毒氣、屠刀之下壯烈犧牲。
什麼人被稱為戰俘？應當怎樣對待戰俘呢？
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約、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以及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都明確規定：戰俘是戰爭和武裝衝突中落入敵方權力之下的武裝部隊人員以及構成此種武裝部隊之一部的民兵與志願部隊人員，其中包括自動拿起武器抵抗來侵軍隊的居民、伴隨武裝部隊的商人、民工。對於這些人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得對生命與人身施以暴力，特別是如各種謀殺、殘害肢體、虐待及酷刑，這是國際公約“最低限度”的規定之一。
日本卻肆意踐踏它所承諾履行的國際公約。
日本惠泉女子學院人間社會學部教授內海愛子認為：雖然他們説要遵守國際法，但對於亞洲的這些國家，特別是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居民與俘虜的虐殺經常發生，我認為這裡存在著一個雙重標準的問題。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9月的日本投降簽字，歷時14年之久，在這14個春秋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在3500萬人以上，按1937年的比值計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然而，19世紀末，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迅速走上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道路，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遭到嚴重破壞，睦仁天皇聲稱要“宣佈國威于四方”，確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國策，日本不斷對外擴張，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目標指向中國。
通過“甲午戰爭”，日本從中國勒索到2億3000萬兩白銀，折合當時日幣約3.5億元，等於它年財政收入的4.37倍，這是日本原始積累時期最大的一筆不義之財，正是利用從一次次侵略中國得到的鉅額賠款，日本進一步擴充了軍備，對外擴張的野心愈加膨脹。
1927年，日本內閣召開了由軍事、外交主要頭目參加的“東方會議”。會上詳細討論了中國時局，公然將中國領土分為“中國本土和滿蒙”，會議炮製的《對華政策綱要》確立了征服“滿蒙”、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世界的總方針。
歷史學者、教授張憲文認為，中國從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到日本去，而日本則一步一步地對中國進行侵略，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精心策劃和長期準備，為實現其併吞東北、進而滅亡中國的圖謀所採取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由於蔣介石政府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僅僅用4個月零18天的時間，就佔領了全東北。
第二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粉墨登場。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東北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從而操縱了中國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權，全面加強了對中國的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奴役。
日本關東軍不斷以“治安肅正”為名進行殘酷的軍事討伐，實施燒光所有的房屋、殺光所有的人、搶光所有的財物、徹底摧毀中國軍民生命和生存條件的“三光作戰”政策，製造了一起又一起令人髮指的慘案。
白山黑水的廣闊土地上，到處都響起抗日隊伍的槍聲。
從1931年10月起，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等各種形式的抗日隊伍，進行武裝抵抗，到1932年夏，東北抗日義勇軍發展到30多萬人。
日軍對遍及東北的抗日活動大為驚慌，向中國大舉增兵。
1932年秋末，日軍在東北的兵力已達4個師團和一個混成旅團，加上空軍和特種部隊，共約14萬人，是“九一八”事變時的近14倍。
為了孤立抗日力量，日軍強迫大批老百姓遷徙到它們劃定的變相集中營中，建立“集團部落”，使許多地方成為“無人區”，以此割斷民眾與抗日軍隊的聯絡。
日軍悍然違反國際法，抓住俘虜就野蠻殺害。
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趙一曼，在戰鬥中為掩護戰友負傷昏迷被俘，敵人用盡各種酷刑，趙一曼堅貞不屈，1936年8月2日，她被日本關東軍憲兵隊槍殺于珠河縣小北門外。
最近在哈爾濱發現了日偽當局懸賞通緝抗日聯軍將領趙尚志等人的佈告，上面寫著擒獲其一者“賞金壹萬圓”，“獲其首級之一者賞金五千圓”。
1942年2月12日淩晨，在一次戰鬥中，趙尚志被混入隊伍的日偽特務打成重傷被俘，隨後壯烈殉國，劊子手鋸下他的頭顱去邀功請賞，而把他的軀體扔進了松花江。
現在，一些有識之士，正在鍥而不捨地展開對中國戰俘問題的研究，經過多年執著地鑽研和實地考察，那些被人們漸漸淡忘的情景開始在何天義的眼前顯現出來。
戰俘勞工問題研究者何天義介紹説，一些當時的照片給我們提供了當年一些存留的遺跡，也是日本人在石家莊勞工訓練所殘害勞工的血證，這些照片就是後來在國內外被廣泛刊登、選載、使用的照片。
平安公園是由原石家莊戰俘集中營的一部分改造建設起來的，公園中的紀念碑，也似乎在時時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過去。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曾經先後在中國建立了大小共計100多處戰俘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實際上是日軍對被俘的抗日軍民進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輸送勞工的大本營，也是血腥鎮壓中國抗日軍民的人間地獄。
僅在北平、太原、濟南、石家莊的4個集中營裏，就曾經關押過中國戰俘13萬5千人，其中竟然有7萬7千人死亡，但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也只佔日軍虐殺中國戰俘的一小部分。
原八路軍幹部、現在已86歲的老人袁蘇忱回憶説，有一次突然讓我們緊急集合，日軍抓來一個人，説他要逃跑，日軍把他捆上，叫我們站了一圈，讓一個日本新兵拿刺刀，當著我們的面把他捅死了！
現在80歲的原八路軍幹部武心田告訴我們，我們去的時候是1300人，3個月死了800人，800人啊，一天多的時候死20個人！
日本軍國主義從其險惡的軍事政治目的出發，無視給予戰俘以人道待遇的國際法基本準則，不僅直接大量虐殺中國戰俘，而且將許多戰俘強制改變為“勞工”，稱之為“特殊工人”。
關東軍問題研究者李茂傑介紹説，他們把戰俘押解到東北，有的是在煤礦，有的是修公路，有的是到其它的礦山，有相當一部分人被送到軍事要塞。
偽滿時期，任成璽在礦上擔任技術員，目睹了“特殊工人”的悲慘遭遇。
現年82歲的本溪礦物局原副礦長任成璽回憶説，當年的“特殊工人”上班的時候，由武裝警察押運到坑口，山坡上就是狼狗圈，想要逃跑是很難的。
大批戰俘在東北邊境被迫修築工事，他們的遭遇就更加駭人聽聞了。
要塞問題研究者周艾民介紹説，日軍在整個昔日偽滿洲國，就是滿蘇、滿蒙邊界4700公里的國境地帶，修築了14個要塞陣地，8萬個地下永備工事，有120萬中國勞工，這些勞工大都在要塞工程結束之後就被秘密屠殺了。
有相當數量的戰俘被強行押送到日本，去從事最為繁重、危險的勞動。
河北省正定縣村民王小伏的父親被捕時擔任抗日民主政權的村長，在送往日本做勞工之前，日軍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折磨。
父親被捕時，王小伏已經4歲，那悲慘的情形已經成為她心靈上難以磨滅的烙印。她把家裏的肥豬賣了，安裝了電話，跟各地歸國勞工聯絡，如今，她所聯絡過的原赴日中國勞工已有上萬人。
王小伏手中有勞工花名冊，是日本律師新美隆給送來的，是一本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名簿，在這本勞工花名冊上，記載著相當數量的“特殊工人”也就是中國戰俘的名字。
他們畢竟留下了名字，無論是死是生，終究還可以查找下落。然而，還有更多的戰俘卻沒有留下姓名，沒有留下任何資料。
因為在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侵華日軍都在忙著同一件事。李茂傑介紹説，日本關東軍下令，從關東軍司令部一直到下邊所屬的軍隊，關東軍憲兵司令部一直到下邊所屬的憲兵，偽滿洲國軍事部，偽滿洲國所有的各個部也都下令，各個系統全面銷毀檔案。偽滿洲國皇宮也開始銷毀檔案。到目前為止，皇宮的檔案銷毀得比較徹底，目前所存的很少，而關東軍司令部所存的檔案，幾乎沒有見到。
同樣的情況在日軍佔領的地方普遍發生，所以，要想尋找有關許多中國戰俘的資料，如同大海撈針，極其困難。
但是，那段歷史的大門畢竟還是被重新打開了。
每年的5月3日，泉城濟南都會響起長達20分鐘的警報聲，這響徹長空的聲音寄託著人們對“五三慘案”中遇難軍民的哀思，表達了人們“強國雪恥”的願望。
“五三慘案”又叫“濟南慘案”，或者叫“山東慘禍”。
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日本以“保護僑民”為藉口，出兵干涉。
5月1日，北伐軍趕走了軍閥張宗昌，進入濟南，等待他們的是虎視眈眈的日軍先頭部隊。
第二天，日軍第3師團長福田彥助、參謀長谷壽夫率領重兵趕到濟南。
5月3日，日軍對北伐軍發動突然襲擊，恣意殺戮中國軍民，他們搗毀國民黨山東交涉使署，採用挖眼、割鼻等殘暴手段，集體屠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處主任、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
日軍在攻佔濟南全城後，連續屠城十幾日，根據1929年6月“濟南慘案被難家屬聯合會”的粗略統計，在這場浩劫中，中國軍民被殺害10000多人，財産損失達2億3000萬元以上。
中國的傷病員和戰俘遭到日軍肆無忌憚的虐殺：江家池和西門外前門醫院的300多名傷病員及醫生、護士，幾乎全部被殺害。
5月8日以後，日軍公佈的中國戰俘1700名，十幾天后就少了650人，他們被日軍秘密處死，毀屍滅跡，有的被投屍黃河。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蓄意挑起事端，向中國駐軍發動攻擊，第29軍一部奮起抵抗。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抵抗日寇侵略，而國民黨蔣介石也發表談話，宣佈準備抗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本營決定，從日本調3個師團、從朝鮮調1個師團前來中國。7月27日，又增加了第5師團、第6師團、第10師團。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31日，日軍撤銷中國駐屯軍，組建了“華北派遣軍”。
關東軍在東北發明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被臭名昭著的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介紹給了“華北派遣軍”，日本侵略者妄想用慘無人道的暴行，在華北軍民心中製造極度的恐怖，在纍纍白骨上構造他們所謂的“王道樂土”。
裕仁天皇的叔父，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早就頒布了“殺盡華軍俘虜”的密令。
有關日軍殘殺中國戰俘的情形，從各部隊各級指揮官以文書提交的《戰鬥詳報》中可見一斑，各部隊或是將戰俘“在戰場上就處理了”，或是“全部槍殺”，或是“就地槍殺”。
日軍在大場拍攝的照片，他們惟恐屠殺戰俘的行徑敗露，上面蓋上了“不許可外傳”的印記。
甚至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也屢屢成為日軍的攻擊目標。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救護隊，在寶山羅店擔任搶救醫療工作時，日軍命令他們下跪，打死副隊長和著名醫師一人，隊員3人，已救護的傷兵也遭槍殺。
“淞滬會戰”以後，日軍水陸並進，馬不停蹄地撲向了南京。
日軍沿途殺人放火，為所欲為，江南魚米之鄉轉瞬變成了人間地獄。就在這血腥的進軍途中，日軍第16師團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展開了“砍殺百人大競賽”，在無錫至常州間，他們分別砍殺了56人和25人……
民國首都南京，所謂的“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此時被日軍重重包圍，危在旦夕。
連續多日的轟炸，已經使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傷痕纍纍，屍體縱橫。
12月1日，日本大本營下達了進攻南京的命令。
10余萬中國軍隊倉促應戰，苦苦抵抗日軍的猛烈炮火，南京外圍陣地相繼失守，12月10日，日軍向南京發起總攻擊，550年前構築的城池，成了數十萬南京生靈最後一道防線。
率先打開城墻缺口的日軍，記下了這個讓中國人難以忘卻的時間：1937年12月13日。
日軍在城內外橫衝直撞，無惡不作，展開了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正如德國大使館給其外交部的報告中所稱：“他們是獸類的集團，是一群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原國民革命軍88師班長張士榮回憶説，馬路中間燒了一堆死人，大概有近200人，我們一直到4號碼頭，就是惠民橋往長江邊走，在那裏，日軍在橋底下拉出來一個帶傷的中國軍人，就在馬路邊的臺子上，一個日本海軍伍長抽出刀來，一刀就把頭給砍掉了。
殺人比賽還在日軍中繼續，新的“紀錄”産生了：第6師團第45聯隊的中隊長田中軍吉，一連殺了中國俘虜及非戰鬥人員男女老幼300多人。
12月17日，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來到南京，這個所謂的“中國通”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參加過日俄戰爭，擔任過駐華公使館武官和台灣日軍司令，正是這個戰爭狂人叫囂“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必鬚髮揚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國畏服。”
濟南“五三慘案”的主兇谷壽夫，此時已是第6師團長。
松井石根對縱兵燒殺淫掠最為突出的谷壽夫大加獎勵，並且命令與第6師團同樣殘暴的第16師團為警備部隊留駐南京。
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攻陷南京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由於方針是大體上不保留俘虜，故決定趕至一隅全部解決之。”在南京期間，只是為了“試刀”，他親手砍殺了2名戰俘。
日本侵略軍的殘暴行徑使約翰 拉貝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約翰 拉貝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經理，二十幾名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建立了國際安全區，拉貝被推舉為“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
拉貝起初天真地以為日本軍隊會善待戰俘和難民，12月13日，一部分接近國際安全區的中國軍人經他勸説放下武器，結果被日軍捆綁著強行拖走槍斃了。聽到機關槍的掃射聲，拉貝和國際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們被驚呆了。
如果拉貝先生健在，也許還能認出一個日本人名叫東史郎，當時他是日軍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的上等兵，曾經到國際安全區抓過戰俘。
約翰 拉貝始終關注著中國人的命運，在他的日記裏，有關日軍屠殺、搶劫、強姦、縱火等暴行的記錄比比皆是。
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人們也許會以為，日本軍隊都是由釋放出來的囚犯組成的，正常的人不會做出這等事來！我們今天看到幾輛裝滿中國士兵的卡車從南邊開來，並朝下關駛去。我估計，他們都是在這裡和蕪湖之間被俘的戰俘，要在揚子江岸邊被處決。”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