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説：“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他還特別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個人的文化背景”。
胡適先生説：我是安徽徽州人。
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憶錄裏這樣描述他的家鄉：
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溪縣，便是徽州府裏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績溪，舊制徽州的一個山區小縣城，《寰宇記》上説，“以界內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回轉屈曲並流，離而複合，謂之績溪，縣因名焉”。“績”的本意是麻線絞集，潺潺溪流，纏繞往復，今天的績溪山水依然豐饒，依然美麗。
績溪上莊是胡適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舊，溪水潺潺，樹影婆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句讚美的就是上莊美景，這也是胡適先生經常為人揮毫潑墨所喜愛引用的一首詩詞。
就是這樣一個樸素的山莊，讓胡適先生魂牽夢縈。晚年蟄居台灣的胡適，唸唸不忘的是故鄉徽州。
那麼，胡適先生所生活的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是什麼樣的呢？胡適先生所言“個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樣的呢？
1891年12月28日，胡適出生在上海大東門瑞馨泰茶葉店內。瑞馨泰是胡適祖上與鄉人合開的一家茶葉店。其實，早在清嘉慶年間，胡適的高祖就已經在上海浦東川沙開創了茶葉店，店號“萬和”，賣的是家鄉名茶“金山時雨”，生意非常的好，以至於後來又發展了一家，於是當地曾有“先有胡萬和，後有川沙縣”一説。在胡適先生的回憶錄裏，詳細地記錄了祖上經商的歷程，並且把祖上創業的艱辛形容為“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1895年，4歲的胡適隨母親回到了家鄉上莊，這一住就是9年。這一時期的上莊號稱“小上海”。十里楊林鎮，五里後岸街，米行、藥鋪、典當，商鋪林立，車水馬龍。而鄉里更多的族人則在外經營，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創辦“汪裕泰茶莊”，成為滬上著名的茶葉大王，還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別墅“汪莊”。而與胡適同一家族的胡開文墨業則走向了全國市場。清代中國有四大制墨名家，績溪汪近聖和胡開文就佔了兩家，尤以胡開文墨後來居上，成為文房四寶中徽墨的代表。此外還有大量的徽廚活躍在江浙滬一帶的大酒店之中。據清末到建國初的不完全統計，績溪商人在全國各地開辦的各類商號在1200家之上，績溪旅外商人佔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9年的家鄉生活，對胡適有著極深刻的影響。1933年11月15日，胡適在談到績溪縣誌編纂的問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縣誌不可但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餓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應列“大績溪”一門，由各都畫出路線，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以及經營的種類。如金華、蘭溪為一路，孝豐、湖州為一路，杭州為一路，上海為一路，自績至長江為一路……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
雨傘挑冷飯，背著甩溜鰍。過山又過嶺，一腳到杭州。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
轉來轉去，到上海，求親求友尋路頭。
同鄉多顧愛，答應肯收留。
兩個月一過，辦得新被頭。半年來一過，身命都不愁。
此刻，這一首徽州民謠正蔓延在徽州的山間小路。“徽杭鎖鑰”，又稱“江南第一關”，位於績溪伏嶺，翻過這一條崎嶇的山道，徽州人就可以由此通往浙江，這是徽州人去杭州的一條陸地交通要道。許多年以前，那些離開家鄉的徽州人一定是唱著這樣的歌謠翻山越嶺，到那些被胡適先生稱為“大績溪”的地方闖蕩。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人對自己的生存環境做出了無奈的選擇。在只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的徽州，山多嶺眾而人口稠密，人口與土地的矛盾，貫穿著16世紀至19世紀近世社會的全過程。胡適先生因此總結説：“徽州地區全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産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約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裏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註定的成為生意人了。”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著名商幫：徽商與晉商，他們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這種生存條件的劣勢使得他們只有一條逼仄險峻的出路：經商。
徽州是個移民社會，早期是北方眾多士民遷入徽州，至明清時代，徽州人又大批外出經商。遷入徽州是走進來，經商是走出去，無論是進來還是出去，都是一種移動。
徽州人經商的歷史，我們從史料文獻中可以追溯到東晉年代。
南宋的時候，朝廷遷都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經濟中心下移，促使臨安附近區域的經濟首先得到相應發展，由於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徽州人把家鄉的特産，諸如木材、茶葉，還有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圭墨、龍尾歙硯等文房四寶，通過新安江運往杭州以換取糧食，“往者多取富”。從這一時期開始，徽州商人行買四方而聲名顯赫。到了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作為一個商人集團，徽州商幫逐漸形成並強盛。從這一時期開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賈”兩個字相聯成詞，成為一個特定概念的名詞而被時人廣泛應用。
據考證，在明成化年間，徽商一詞已在上海松江一帶流行。
《雲間雜識》記載了一個故事：
一個顯宦在異地搜刮民脂民膏之後，回到松江老家。
一日，一個老人登門拜訪，對他一直是打躬作揖。
官僚極為詫異：你幹嘛對我如此恭敬？
老人笑道：我們松江一帶的財富都被徽商賺走了，現在你老人家又把財富帶回來了，我們怎麼不應該對你表示尊敬呢。
原文如此：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官駭問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
這是迄今看到的關於“徽商”最早的文字記載，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躍的地方，徽商一詞首先在這裡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後，徽州從事商賈的人數大量增加，徽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商界的一支勁旅，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乃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恒佔其四”，説的是徽商在鹽業領域開創了獨執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業、木業、典當業等貿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業績。康熙、乾隆年間，沿江地域流傳著“無徽不成鎮”的諺語，這一時期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徽商進入了鼎盛時期。
徽州人做生意，並非“生而善買”，以明代《安徽地誌》所説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這些都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徽州人刻苦經營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