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歙志》記載，徽商經商的方式共有五種，“走販”排在了第一位，囤積、開張、質劑、回易，徽商是最精於此道的一群商人。
在過去的年代，中原望族遷徙進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艱難。
就陸路而言，“惟萬山環繞，交通不便。大鄣、昱嶺雄其東；浙嶺、五嶺峻其西；大鳙、白際互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路皆鳥道，鑿險縋幽”。
崇山峻嶺的包圍，造成了徽州自成一體、與世隔斷的局面。在萬山環繞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黃金水道。
山高水迅，石險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邊上，至今還留有許多水碼頭，比如漁亭，比如萬安，比如漁梁等等，這些都是明清年間徽商出沒次數最多的村落或碼頭。
漁梁位於歙縣古城之南，是古徽州著名的滾石壩，處練江下游。漁梁因其近城近水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商埠碼頭為主形成了沿江順水的漁梁街。漁梁街蜿蜒彎曲，街面鋪以鵝卵石，俗稱“魚鱗街”，以木板房為主的房屋分佈于街道兩側，商店字號、招牌遺跡現在依然依稀可辨。舊時漁梁“樑上水過，有如平崖瀑布”，船隻航行不能通過，上下游互運的商品貨物，必須在漁梁運轉才能達到目的地。壩下的龍船塢，徽商鼎盛時期曾停靠300余艘船隻，檣桅如林，商賈如雲，可謂盛極一時。
“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潼梓關富陽，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這首徽州商人自己創作的《路程歌》，描繪的就是商人從漁梁出發，沿新安江順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線圖。在歷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從這裡別離家鄉，一次次地在這裡棄舟登岸，衣錦還鄉。
從徽州商幫形成之日始，鹽業、典當業、茶葉、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熱衷於經營的四大行業。其中，居“龍頭”地位者，當首推鹽業。就歙縣而言，“歙之巨業，鹽商而外，惟茶北達燕京，南極廣粵，獲利頗賒”，茶葉是鹽業之外的第二大經營行業；而婺源尤其注重木業，休寧商人則多從事典當業。
徽州人四海為家，足跡遍佈全國，他們向東去便進入了浙江；向東北則達江蘇；北上則奔波于長江沿岸；西向則去了江西……
在現代交通沒有形成之前，河流不僅是古代經濟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後，“直把杭州作汴州”，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經濟開始活躍起來。
徽州地處江南，山區盛産杉木，每當冬季來臨，徽商便組織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節河水漲泛的時候，便利用水力運載出山，或由新安江運至杭州，然後轉銷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長江，至蕪湖、南京等地，或由閶江流入鄱陽湖，進入江西境內。明清時期，這种經營方式雖然繼續進行，但由於江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徽州所産的木材已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於是習于經營木材貿易的徽人便遠赴江西、湖廣、四川開拓新的貨源，擴大木材販運活動。
在這种經營活動中，以徽州婺源人最為活躍。他們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錢塘江作為經營貿易的中心，利用長江、新安江水運之便，把上遊的木材運集於此，然後分銷蘇浙或北方各地。
賤買貴賣是商業的法則，徽商通過對木材等物資的異地販運，實現了不等價交換，成功地獲取了商業利潤，這種長途商業販運的形式，時人稱之為“走販”。萬曆年間，《歙志》記載，徽商經商的方式共有五種，“走販”排在了第一位，這説明販運商業在當時已經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
此外，囤積、開張、質劑、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業手段。明代的文學作品中，就講述過徽州商人利用“囤積”獲取商業利潤的故事。
明人蔡羽在《遼陽海神傳》中説了這樣一個故事：
正德年間，徽人程宰遠赴東北遼陽經商，因為經商不利而窮困潦倒。就在程宰灰心喪氣、一籌莫展的時候，一個明眸皓齒的女子不期而至，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與程宰春風一度。第二天，程宰容光煥發，時來運轉。其實，這位神秘女子並非普通人，她是海神，遼陽海神。從此，程宰在遼陽海神的啟示下，從事囤積居奇。正德十四年夏，有人販藥至遼陽，在其他藥材脫手後，僅剩黃柏、大黃各千余斤無人收購，竟欲棄之而去。程宰便用自己的10余兩銀子，將二藥全部買下。數日後，遼陽疫藶流行，急需黃柏、大黃治病。二藥供不應求，價格猛漲。程宰急將二藥拋售出去，連本帶利共得紋銀500余兩。又有荊州商人販運彩緞入遼，不幸彩緞在途中受潮，發黴生斑，難以銷售。程宰遂以紋銀500兩乘賤購得彩緞400疋，一個多月後，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朝廷急調遼兵平叛。出征的隊伍急需趕制軍服旗幟，以便及時開拔，一時間，帛價大漲。程宰所囤積的彩緞竟獲3倍之價。次年秋，有蘇州商人販布入遼，其布大部分已經脫手，僅余粗布6000疋無人問津，便以低價賣給程宰。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駕崩”，天下官民皆需服喪，粗布遂成緊俏商品。程宰用銀千兩買得的粗布，一下子就賣得紋銀四千余兩。他就如此這般地翻來覆去，竟然在短短的四五年內，由一個本錢不過10余兩銀子的小商人一躍而為腰纏數萬的大富商。
雖為傳奇故事，但在現實生活中，徽商利用囤積而牟利的事例並不罕見。
萬曆初，蘇州發生災荒，採購糧食的商船雲集于江西，這其中以徽商最多。
萬曆四十八年，即1620年，蘇州糧價大漲，饑民強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彈壓，激起了上萬人的鬧衙事件，差一點釀成大亂。
這兩件案例表明，當時從上江販糧東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蘇州囤積糧食待價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見，囤積商品，利用天災人禍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於此道的一群商人。
據記載，明朝中葉徽州的休寧、歙縣、祁門等縣已經是“服田者十三，賈者十七”，“十三本業，十七化居”了。這些記載雖不免有所誇張，但當時徽人經商者已經佔當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則是事實。
對於這一點，胡適深有體會，在他的回憶錄裏，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做川沙的小鎮，經營一家小茶葉店。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只有銀洋一百元，約合製錢十萬文。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城區又開了另一家支店。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被擄掠和焚燬；川沙鎮亦部分受劫。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扎，並以最有限的資金復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舖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制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左右。這兩個舖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來源。
作為徽州茶商的後裔，胡適對家鄉人的商業活動當然瞭如指掌。胡適因此而説過，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
胡適的先祖在上海經營的是茶葉，而且主要是家鄉績溪的名茶“金山時雨”。在徽商經營行業中，茶葉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産茶區，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它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優質茶葉能源，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祁紅屯綠”，説的就是徽州祁門的紅茶和黃山腳下的綠茶。
茶聖陸羽在《茶經》中記載：“歙州茶，且素質好。”
歙州是徽州的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年）由原來的新安郡改名而來。陸羽是否到過歙州我們不知道，但他與歙州人有交往卻是事實。“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這一首優美的詩歌是徽州祁門人張志和所作，張志和就是陸羽的摯友。張志和祖居祁門西鄉潤田，史料記載唐肅宗曾賜他奴婢各一人，張志和將他們配為夫婦，名曰漁童和樵青。人問其故，他答道：“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後人以其“竹裏煎茶”為茶壇佳話。
祁門茶由來已久，其西部舊屬浮梁地。白居易寫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詩句，説的也是祁門的茶事。
因為茶聖陸羽，因為張志和的“竹裏煎茶”，更因為白居易的“浮梁買茶”，儒雅的徽州商人便讓徽州茶香飄四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