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大獄”案震撼著徽州大地，同時震撼著徽州商人，這讓徽州商人更加明確了結交官府是商業經營之道這一信念。
婚姻有時候並不僅僅是婚姻，或許會是一種政治行為。
徽商有時候就是這樣的，為了達到與官僚聯姻的目的，徽州商人是不惜代價的。《二刻拍案驚奇》就記敘了明代揚州一位徽州鹽商的義女江愛娘嫁給朝廷韓侍郎做偏房的故事：
“……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己女兒，不爭財物，反陪嫁粧，只貪個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説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匹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官船上來。”後來，“那徽商（被）認作乾爹，兀自往來不絕”。
這段文字將這位徽商“貪個紗帽往來”的心態淋漓盡致地描寫出來。
雖是小説，但我們能夠感覺得到，徽州商人稱雄商界數百年，大紅大紫，大起大落，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勢力往往左右著徽商們的商道。
明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朝廷準備出兵援助。
為了此戰，有商人自願為朝廷捐輸白銀30萬兩，這讓萬曆皇帝非常高興。
此人名叫吳養春，是徽州商人，擁有2400畝黃山林場。
許承堯在《歙事閒譚》第10卷中追記：“吳養春上疏願輸白銀，萬曆帝笑納，特賜守禮為‘徽仕郎光祿署正’、時佐為‘文化殿中書舍人’，吳養春、吳養京、吳養都、吳繼志、吳希元兄弟也同時被受殊榮。”
吳養春一門世居歙縣豐南村，也就是今天徽州區的西溪南。這是一個著名的徽商故里，明清兩代涌現了大批的徽商。吳養春一家，既是聞名鄉閭的書香門第，刻書、藏書不計其數，又是萬曆、泰昌、天啟年間稱雄兩淮的大賈，“鹽、典、錢莊、珠寶、絲綢、木材”無所不備，家資累萬。然而，令吳氏一門沒有想到的是，富裕帶給他們的，最終竟是一起“黃山大獄”冤案。
守禮、時佐死後，吳養春兄弟為繼承祖業拆産，意見分歧，對簿公堂，留下了一審未結的隱患。
就在這個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
吳家的財富引起魏忠賢眼紅，魏以朝廷“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工程之需為名，力行斂財肥私之實，唆使吳家傭人吳榮羅織罪狀，製造冤案，嫁禍吳養春兄弟。吳榮所指控的吳養春“罪狀”：一是為富不仁，霸佔山場；二是對朝廷大工伊始，採取黃山生材應急，膽敢派遣家丁入京打點，停伐生材；三是私立書院，招朋納黨，結黨營私……天啟六年八月，由北鎮司奉旨“對黃山山場二千四百畝經管人吳養春罰臟銀六十萬兩和對山場木值銀三十二萬兩一併沒收。工部著差會同府縣，如數追解，以助大工。如有隱匿地、拋荒地未收冊者，查出升料，盡歸朝廷。”不明誣陷真相的吳養春，自以為繼承祖業未曾犯法，無非朝廷敲詐錢財而已，於是便不惜代價找人疏通關係，以挽救當前之危難。豈料，同年十二月，工部營膳司主事呂下問奉旨來徽州“辦案”，下令通邑富戶清查承買山地、山木之數，限期繳納銀兩；並宣佈吳養春兄弟被欽點為“罪犯”，由錦衣衛捉拿關進北鎮司大獄。自此吳養春兄弟不僅萬貫家財喪盡，而且被關獄中的親族8人，僅剩3人生還；其妻汪氏投環自盡，兩兒女也自縊而死，老母同時氣絕身亡。
今天的西溪南，當年吳氏家族的風光不在，昔日的榮耀只能到那風景如畫的黃山上去尋覓了，而冤屈和悲傷全刻進了石頭。有一塊隱匿在墻角的石碑是在徽州區潛坑村發現的，斑駁的石碑上，字跡隱約可見。宣紙揭開的時候，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吳氏一門含冤而去的悲慘一幕。
“黃山大獄”案，儘管最終真相大白，但是，“黃山大獄”讓徽州商人清楚地意識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勢力，才能在忍氣吞聲中求得發展。
所以，徽商較之其他的商幫，更加依附於官府。
歙縣為徽州府所在地，從這一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大多經營鹽業，徽州人染指鹽業經營，最早是從明初朱元璋實行的“開中制”開始的。
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正月，乾隆皇帝準備第六次下江南。
兩淮鹽政伊齡阿奏稱：“據淮南北商人江廣達等呈稱，恭逢翠華南幸六舉時巡，商等情願公捐銀一百萬兩以備賞赍之用。”
乾隆硃批道：“不必復經伊齡阿，于山東泰安行在面奏。”
這就是説，皇帝要親自會見一個做生意的商人了，這在當時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
乾隆皇帝要接見的商人江廣達，就是鹽商江春。江春，字穎長，號鶴亭，是歙縣江村人。徽州江姓，為名門望族，譜稱“濟陽江氏”。濟陽江氏入歙是在唐文明間，遭遇黃巢戰亂，由中原適居至徽州。在徽州，幾乎各縣都有江姓家族，如歙縣江村、旌德江村、婺源江村。今天，在江春的故里江村，那印記了歲月痕跡的殘垣斷壁，似乎在告訴人們江春曾經擁有的榮華富貴。
民國《歙縣誌》中記載：“邑中商業以鹽典茶木為最著，在昔鹽業尤為興盛焉。”鹽業貿易為歙縣人所擅長，也是徽商經營規模最大的一宗商品。
徽州人染指鹽業經營，最早是從明初朱元璋實行的“開中制”開始的。
明把元推翻之後，元朝殘余勢力退到蒙古沙漠地區。明王朝為了穩定邊關，在北方建立了9個軍事重鎮。根據邊防軍事需要，朝廷憑藉所控制的官鹽，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把內地的糧食、服裝運到邊防，然後按價給鹽引。商人運多少糧食，官府相應的給多少鹽引，然後憑鹽引到鹽場去領鹽、去銷售，這就是“開中制”。
所謂鹽引，就是壟斷運銷鹽的憑證。當開中制推行之時，徽州商人挾資北上，開赴西北九邊，納糧開中。然而，距離邊塞遙遠的徽商，依靠納糧辦引來行銷食鹽，自然敵不過山西、陜西商人，所以，這一時期的徽商在鹽業經營中還處於劣勢。
到了明朝中葉，“開中法”逐漸廢弛，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為支鹽行銷，這樣鹽商中就有了邊商、內商之分。所謂內商，就是憑鹽引在內地販鹽；所謂邊商，就是在邊疆那邊納糧辦引。為避免遠距離北上與山陜商人抗爭，徽商大多數選擇充當買引銷鹽的“內商”角色。資金不斷增多的徽商可以在當地納銀購銀，業鹽牟利，經營鹽業的徽商便越來越多，原先赴邊買引硝鹽的徽商也紛紛南下。而兩淮鹽場産鹽最多，鹽利最大，徽州商人利用靠近兩淮有利的地理條件和已經具備的經濟實力，紛紛遷徙揚州，經營鹽業。在這股鹽商轉移兩淮的初期，西北山、陜商人在揚州的勢力要超過徽州商人，嘉靖時，山陜商人在揚州有數百人，此後，徽州鹽商的勢力日漸增大，萬曆年間已居山陜商人之前。據統計，從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間移居揚州的客籍商人共計80名，其中，徽人60名，山、陜商人各10名。
明萬曆四十五年，袁世振為了疏銷積引，首先在淮南推行綱法。將持有舊引的商人分為10綱，編成綱冊，注其姓名及所持引數，每年依次以1綱行舊引，9綱行新引；每年派行新引時，都以綱冊所載各商持引原額為依據，冊上無名者不得參與。後來其他鹽場也陸續推行綱法。這樣，綱冊刊印後交于眾商據為永久窩本，可以世襲繼承。原來兩淮、兩浙鹽商中持有舊引最多者就是徽商。隨著綱法的推進，他們把持兩淮、兩浙鹽業的特權便被固定下來，成為累世專享鹽利的特權商人。
縱觀明清兩朝鹽法的屢次變革，可以發現，每一次鹽法的變革都朝著有利於商人的方向演變，而開中折色的推行則為徽商經營鹽業開了綠燈，從此經營鹽業遂成為徽商牟取厚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途徑。
江春在擔任總商的40餘年間，乾隆六次下江南，為江春表現自己以及徽州鹽商更進一步的與官府締結良好關係提供了極好的機遇。
江春的祖父江演于順治初年來到了揚州，“數年積小而高大”，成為兩淮鹽商中的中堅人物。江春的父親江承瑜也從事鹽業經營，為兩淮鹽區總商之一。
江春出生於清康熙五十九年，因為父親的早逝，在他19歲的時候襲任總商。《歙縣誌》人物傳中特別提到了江春：“練達明敏，熟悉鹽法，才略雄駿，舉重若輕。”
乾隆十六年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黃履暹、洪徵治等總商在蜀岡禦碼頭接駕，四總商皆徽州歙縣人。
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籌資，在天寧寺興建行宮，並將瘦西湖北邊的江園獻為官園迎駕。
江園改名為“凈香園”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下江南的時候，這一次，乾隆臨幸江春私宅“江園”，高興之餘，賜名“凈香園”。
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這一次，瘦西湖畔留下了神奇故事。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下江南，江春率兩淮鹽商在熙春臺為乾隆祝七十大壽，後人將這一盛世大典稱為“春臺祝壽”。此次，乾隆遊覽了江春東園。
四十九年，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再次臨幸江春東園、康山草堂，並且面賜江春七齡幼子江振先“金絲荷包”。
在這一系列的迎駕活動中，江春竭盡心智，參與謀劃。他的辦事能力，驚動了朝廷。據説每當新的兩淮巡鹽御史上任前，乾隆總要對他們説：“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是江春行鹽的旗號，過去，名以旗稱，所以人們又稱呼江春為江廣達。
在兩淮鹽商同最高統治者的關係中，江春算是—個代表人物。
江春最感榮耀的事，是乾隆帝兩次“賞借”給他五十五萬兩帑銀。所謂帑銀，用鹽商的話説就是“萬歲爺發的本錢”。儘管帑銀是要還的，但獲利還是很多。更重要的是皇帝給了他那麼大的面子，僅這一點，就使得名士袁枚也要為“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寫一篇《墓誌銘》了。
那麼，鹽的利潤究竟有多大呢？
康熙時，郭起元説：“臣在江南儀真、通州等處見鬻鹽，每觔制錢二三文。至江西、湖廣者，民間買鹽每觔一二十文不等。”
道光時，陶澍説：“鹽場每向賣制錢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漢口鹽價“每斤需錢四五十文，迨分運各處銷售，近者六七十文，遠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由此可知清朝前期鹽的收購價格幾乎沒有變化，而鹽的銷售價格卻扶搖直上。鹽的購銷差價不斷擴大，表明鹽商和官府所攫取的鹽利在不斷增多。
清初，淮鹽每年行銷140萬餘引，後增至190萬餘引，每引由200斤增至400斤。如果以每引300斤，銷鹽1斤可獲利30文統計，那麼行鹽1引，就可獲利紋銀9兩。以淮鹽歲引140萬引計之，當有1200萬兩之利。
如此高額的壟斷利潤，自然對徽商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所以江春，以及其他在揚州經營鹽業的徽州商人們竭盡所能，千方百計地結交政治勢力，甚至巴結皇帝。這種情感的投資，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幫的商人都要大得多。這種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來我往，使徽商獲取了高額回報。徽商大賈很快由明朝“藏鏹百萬”發展至清朝的千萬財富，財力幾乎增長了10倍，有不少人封官晉爵，成為紅頂商人。
徽州的“紅頂商人”，最著名的當屬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
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岩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這句廣告語聞名遐邇，反映了杭州胡慶餘堂國藥號聲名之隆。
杭州胡慶餘堂創立於清同治13年，胡雪岩在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為什麼要辦一家藥堂呢？“醫者，是乃仁術也”，高大的青磚門樓上鐫刻的“是乃仁術”四個字，昭示了胡雪岩創辦胡慶餘堂的動機。
胡雪岩錢莊學徒出身，並不熟悉藥業。然而，他深知這個大藥堂經理人選之重要，因此在上海《申報》等報章上刊登廣告，招聘經理。
一天，國藥號籌建處來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求見胡雪岩。見到胡雪岩後，他就掏出一把算盤打了一通，聲稱自己精於算計，如果當了經理，保證兩年內可賺10萬兩銀子。胡雪岩一笑謝絕了。
幾天后，又來了一位應聘的小店老闆。他的經營經驗是以穩求勝，先賺小錢，再賺大錢。
胡雪岩笑笑説：“我不是小本經營。”
又過了幾天，有人偶然向胡雪岩提起，江蘇松江余天成藥號的經理兼股東余修初很有魄力，但因資金有限，余天成只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一家藥號。
胡雪岩立即親去松江登門求教。
余修初侃侃而談：要成大氣候，辦大藥業，就必須不顧血本，以大資金投入創辦藥廠、藥號、藥行和門市一條龍。其次，辦藥業者，須以“仁術”為先，不應為蠅頭小利而斤斤計較。如此，上天才會給以回報。否則，不如去多開幾家當鋪、錢莊更易賺錢。
胡雪岩一聽大喜，當即以重金聘其為胡慶餘堂第一任經理。
胡慶餘堂開張不久的一天，接待了一批從湖州來杭州燒香的香客。香客們嘆息説，近年因戰亂民不聊生，瘟疫大起。胡雪岩聽後，送給他們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藥，另外又托他們將藥送給那些無錢治病的香客。同時，胡雪岩決定，派夥計到水陸碼頭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費贈送辟瘟痧藥3年。店內夥計對胡老闆如此大方甚為不解，余修初笑道：是乃仁術也！
胡慶餘堂裏挂有許多的牌匾，諸多牌匾中，印象最深刻和難以忘懷的莫過於“戒欺”匾。
“戒欺”二字由胡雪岩本人在光緒四年時親自寫就。
“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在這種情況下，“採辦務真，修制務精”成為藥店生産最基本的要求。“大補全鹿丸”是胡慶餘堂的特色補品，需用鹿身上30多種珍貴藥材。為了保證“修制務精”，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門外專門建了一個鹿園，圈養了一群鹿，成為當時西子湖邊的一個獨特景點。而製作的過程更為講究，選“黃道吉日”，眾夥計抬著披紅戴綠的鹿，敲鑼打鼓，遊街一圈，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宰殺，一方面顯示“貨真價實”，另一方面又為胡慶餘堂做了一次活廣告。
誠信為本，從明代中葉至清道光年間，徽商們篤信並踐行這一商業信條，徽商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最具實力和影響的一支商幫，雄踞中國商界達300年之久。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