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磚雕、石雕，徽州商人將大量的資金耗費在這些號稱“徽州三絕”的民間技藝上，徽商雄厚的資本就這樣化為鄉土永恒的記憶。
康熙五十七年，僑寓揚州的徽商後代程庭回到了歙縣老家岑山渡，面對依山傍水的家鄉，程庭驚詫了——驚詫于徽州的鄉村。他在《春帆紀程》裏這樣描述：
鄉村如星列棋佈，凡五里、十里，遙見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
走進徽州那一片片煙火萬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裏的，也許不僅僅是驚訝。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門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説法，僅此一點，就可看出，汪氏在當地可謂人多勢眾，是個大戶人家。
宏村始建於南宋，距今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了。今天，宏村以它的風水學説而著名，“山為牛頭，樹為角，屋為牛身，橋為腳”，這是宏村最初的形態。我們不知道，當年，名滿徽州的休寧海陽風水先生何可達在設計這座牛形村落時，是否已經預見到了村子的興旺，反正後來的宏村汪氏，日趨興盛發達，涌現出一大批顯赫的商賈和官宦，民國11年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的汪大燮和清末大鹽商汪定貴就出生在這裡。
汪定貴是個鹽商，他花了許多的錢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鄉尋根的時候曾經看到過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這樣描述：
房子是一個鹽商蓋的。鹽商大概很發了點財，房子很考究。主房兩進。兩進之間是一個大天井，四面“跑馬樓”。樓上無隔斷，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財物的。樓下北面為大廳。木料都很粗大，涂生桐油。這宅子引起美術界的注意，是因為有極精細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開出長方的一塊，內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鬧元宵”，整整一百個孩子，敲鑼打鼓，獅子龍燈，高蹺旱船，很熱鬧，只是構圖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肅宗宴官圖”。兩邊的人物都微微向內傾側，形成以肅宗為中心的畫面，設計很聰明。
承志堂，佔地2100平方米，建築面積3000多平方米，60余間廳堂，136根立柱。承志堂的木雕雖已歷經百多年光陰，卻依然金碧輝煌。據村人傳説，汪定貴在建造此屋時，僅用於木雕表層的飾金，就達黃金百餘兩。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而且不許用鬥拱、飾彩色，但是到汪定貴的時候，早已禮制崩壞，徽州商人“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奢靡得一塌糊塗了。
牌坊是徽州最顯著的建築。在徽州，最多的是貞節牌坊。
按徽州俗例，男子最遲到了16歲，就要出門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當地流傳説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來十四娘”。此後外出學徒、經商，有時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還鄉。
明代小説家淩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別的現實，反映在自己的作品裏。他在《初刻拍案驚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一回中，寫了這樣一件事：明萬曆年間，徽州府休寧縣蓀田鄉富室姚家，將女兒滴珠嫁與屯溪潘甲為妻。潘甲是一個因“家道艱難”，“棄儒為商”的後生，成親兩個月，潘父就發作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可奈何與滴珠説了，兩人哭個不住，説了一夜話。第二天，潘父就逼著兒子出門做生意去了。
“記歲珠”的故事更具有典型性：歙縣有一對青年夫妻，結婚3個月，男的便遠賈他鄉，女的在家以刺繡為生。她每年年底以日常辛苦積攢下來的余錢，換回一顆珠子，用以記載丈夫離家的歲月，稱之為“記歲珠”。又因為這些珠子上沾滿了眼淚，私下裏又稱為“淚珠”。可是珠子漸漸積多，眼淚慢慢流幹，仍不見丈夫歸來。後來丈夫歸來時，妻子已離開人世3年了，悲痛之餘，打開篋子一看，積珠已有20余顆。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適先生曾經感嘆道，“一對夫妻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歷史上，徽州境內曾經樹立過千余座或木質、或磚質、或石質的古老牌坊，雖經五六百年的風雨侵蝕，至今仍有一百餘座牌坊矗立在田間溪頭，這其中，貞節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於明清兩代，這與徽州商幫馳騁天下、“幾遍宇內”是同步的。
這些寂寞的石頭，仿佛徽州大地上不絕的音符。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絕。一位日本建造學家在《中國民居研究》一書中，這樣來描寫徽州的傳統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陽光射不進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墻頂高低起伏，形態端莊。身處此地，似乎突然覺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頭。穿過飾有精巧磚刻門罩的大門，進入室內，令人吃驚的是，從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靜的光線，灑滿了整個空間。人似乎在這個空間裏消失了。與入口相對的是一塊橫臥著長石板的地面，稱作天井，站在這裡仰視，四週是房檐，天只有一長條，一種與外界隔絕的靜寂瀰漫其中。地層正中有開敞的大廳，向著天井開放，這是“堂”。
這就是“四水歸堂”了。
“四水歸堂”是徽派建築的主要特徵之一。在風水理論中，天井和“財祿”相關。經商之道，講究以聚財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與財氣，不至於流向別處，四水歸堂，四方之財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斷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據《五雜俎》記載，從明萬曆到清乾隆的200年間，徽州商人商業資本的規模增加了10倍。徽商走到了十字路口，前進，還是後退？資本家和地主兩種身份，徽商最終選擇了後者。
而在商業資本規模急劇增長的同時，明清時期商品流通量的規模卻增長緩慢。以當時社會最重要的商品，同時也是明清時期流通領域中數量最大的糧食、棉布來説，流通量僅僅增長了3倍。由此可見，明清時期商業利潤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長。這樣一來，一部分商業利潤就必然無法被流通領域所容納，必須游離出來，重新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