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廣州象崗南越文帝墓出土了大批南越國時期的器物，在這些器物當中，一枚刻有“趙藍”二字的象牙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同時，大墓又出土了一枚左夫人印，考古人員據此做出了推斷。
專家判斷這是當時嶺南的最高統治者趙胡的夫人，漢族國王和一個越族女性通婚，顯然體現了南越國的友好共處的民族政策“和楫百越”。
廣州市文化局的專家麥英豪介紹説：趙佗最大的成功在於，第一，尊重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第二，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當他王國的大官；第三，提倡漢越通婚，自己的子孫都和當地越人首領的女兒通婚。
趙佗還興辦學校，以“詩書化國俗”，推廣中原的先進文化，以改變原來越人的好鬥風俗。
在廣州南越王宮署遺址發掘出的瓦當，上面是中原的漢字，這種詩禮之舉，使得嶺南“華風日興”，風氣為之一變。
麥英豪介紹説：之前越人不夠吃，互相爭奪地盤，經常打鬥，趙佗來了以後，“和楫百越”，改了這個風氣。
從中原來到嶺南的趙佗，把中原的管理辦法和嶺南的實際結合起來，對嶺南進行治理。
《漢書 食貨志》記載，趙佗在嶺南實行“故俗治，無賦稅”政策，趙佗的另一手是，依靠強力手段推行中原的郡縣制，把深居深山密林的南越人，納入南越國政權的郡縣編民，實行統一管理。
今天已知的南越國28個官名，則大多倣秦漢。
趙佗的成功施政，使得當時還處於原始社會的嶺南，得到了卓有成效的開發。
當中原的劉邦在秦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了統一的漢王朝，嶺南的趙佗也乘中原的戰火，建立了南越國。這兩個幾乎同時創立的國度，在表面看似乎有著懸殊的實力，南越國臣服了漢王朝，實際上兩國之間是一種對等和對話關係，政府和軍隊互相獨立，在五嶺山脈長長的國界線上，南越國的軍隊仍然如臨大敵。
1983年，在廣州南越王趙胡的大墓裏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從中可以看出南越國政府軍的武器之先進，已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弓弩用的各種箭鏃,共有921件；射殺用的鉛彈丸500多顆；趙胡身邊發現10把鐵劍，最長的一把有146厘米長；出土的磨劍石，還有砥磨留下的痕跡；鐵鎧甲，和秦始皇兵馬俑的秦甲相似……
持有如此利器，南越國軍隊據守嶺南的高山深谷，當然寸土不讓。
這支經歷過秦統一戰爭的軍隊，裝備和戰鬥力絲毫不亞於中原的漢軍。
同時，南越國在趙佗帶領下，漢越民族和諧相處，農耕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國力呈現著振興得局面。
翻越五嶺，同南越國遙遙相望的，就是廣袤的漢帝國版圖，這是一片經歷了長達500年戰爭蹂躪的殘破河山。
剛剛結束的反秦起義和楚漢戰爭，更使田園荒蕪、餓屍遍野，父戰死於前，子鬥傷于後。當時全國人口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也就是區區四、五百萬。
軍科院的教授霍印章介紹説：當時逃亡者佔到百分之七八十，登記到戶口簿上的人口才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
急需休養生息的西漢王朝充滿了危機，幫助劉邦打下天下的7個最有功的異姓將領，沿著今天東南沿海一線，各自分得了一大片富庶平坦的地盤，成為了當時稱霸一方的諸侯王。而漢高祖劉邦自己的領地，僅僅是關中和黃河中游一帶的15個漢郡，這些異姓王建立的國中之國連成一片，竟佔據西漢疆域的一半以上。
當時漢帝國的邊疆形勢是，北方面臨強悍善戰的匈奴人，《史記》描述“控弦之士三十萬”，他們經常侵掠長城沿線的邊民，還對中原的大片土地虎視眈眈。
匈奴勢力從北緯41度線附近，越過雙方拉鋸的北緯38度線，一直侵擾到北緯35度線附近。
就在漢初羸弱、內外交困的局面下，對於割據嶺南立國的趙佗，漢中央只有採取安撫共存的政策了。
在西漢和南越國的交往歷史上，有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
陸賈，秦末農民戰爭行列中的知識分子，在漢初的布衣卿相之局中，是一顆耀眼的政治新星。
就在西漢和南越國建立之初的公元前196年，陸賈帶著説服南越國歸附漢朝的使命，千里迢迢來到了嶺南。
陸賈到了南越國的都城番禺，卻被傲慢的趙佗拒在番禺城外，就是今天廣州城的增涉河一帶，陸賈幾經週折，但見到的趙佗全然不是秦朝時中原人的形象，而是以嶺南越人的老大自居。
陸賈和趙佗的一番唇槍舌劍後，南越國在名義上開始對漢朝稱臣。
這是南越國走向興盛的一次轉折。這時的南越國不僅沒有了戰爭的威脅，而且中原先進的生産工具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嶺南。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廣東省五華縣華城鎮的獅雄山上，發現了面積達2萬平方米的秦漢時期的建築遺存，出土了大量瓦當和陶片。
據五華縣誌記載，正是在中原的漢朝使節陸賈到來時，趙佗在這裡修建了長樂臺，長樂臺見證了南越國和西漢那一段友好往來的歲月。
在西漢疆域的最南部一個叫做長沙國的諸侯國，以五嶺為界，嶺北的長沙國，地盤就在今天湖南省一帶，和南越國一嶺相隔，中原和嶺南的貿易關口，就在南越國和長沙國的交界線上。
如此友好往來的局面持續只有一年多的時日，在創立西漢王朝的劉邦死後，中國第一位女皇帝呂后開始執政，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南越國迎來了一場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
趙陵村，坐落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東郊，在村子裏的一條馬路邊，有一處高起的土臺，正是2000多年前趙佗祖宗的陵墓，趙陵村也因此得名。
公元前183年，一隊漢兵來到這裡,刨掉了趙佗的祖墳，還捕殺趙佗家族人氏。
更讓趙佗不能接受的，是呂后關閉了和南越國的貿易關口，嚴禁鐵器和母畜進入嶺南。
據《史記》記載，盛怒的趙佗派兵北上，把怨恨發泄在南越國的鄰國——漢帝國南疆的長沙國。
自立為南越武帝的趙佗，同漢帝國公開分庭抗禮了。
漢帝國南疆突然燃燒的戰火，接著引發了更大的戰爭，西漢中央軍開始向嶺南的趙佗猛烈反撲。
那麼，為什麼因為鐵器和母畜，引發了西漢和南越國兩個政權大動干戈呢？
1976年，就在鬱江岸邊的廣西貴港市羅泊灣，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座古代大墓。
廣西博物館的蔣延瑜介紹説：墓主人的主棺分兩層，外面的都是實木板，大墓出土的大量石器、銅器、陶器，從年代斷定來看，應該是西漢文帝、景帝時代，也就是西漢前期，就是南越國時期。
這座南越國時期的墓葬，還陪葬有7個殉人，還有數量眾多的陪葬品，在寫有“胡燕”二字的獨墓棺裏，還葬有一個年輕的女子。
蔣延瑜介紹説：番禺的規模小，看陪葬品的組合，墓的下面一層沒有盜，棺室有前中後，完整的話陪葬品很多，能夠説明身份的有鼎，有5個鼎，應是諸侯一級，相當於全國地方一級行政機構，郡守郡尉，應是桂林郡的最高長官，郡守或郡尉。
陪伴這位南越國地方最高長官的，還有兩件木櫝，叫做東陽田器志，羅列了數目眾多的農具名稱。
1983年,就在廣州發掘的南越王國第二代王趙胡的大墓裏，發現了眾多的鐵器，從南越國的國王到南越國的地方長官，對鐵器的看重似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據《山海經》和《漢書 地理志》記載，當時全國的産鐵地點和鐵官設置，嶺南是個空白點，到漢武帝時代，嶺南還沒有建立較具規模的冶鐵業。
對嶺南剛剛拓荒的南越國來説，五嶺以北的長沙國，是南越國和中原貿易往來當中最主要的諸侯國。
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器物，從中可以推測當時南越國和和西漢貿易往來的一些細節。
當時的長沙國，手工業和農業已很發達，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許多農作物，記載農作物的竹簡就有24支。
而在當時的中原，牛耕和鐵制農具已經廣泛使用。
西漢初年的鐵制農具鐵鏵、耬車，在當時中原已經得到推廣，對於嶺南，這些農具的先進足以讓越人吃驚。
廣州市文化局的麥英豪介紹説：現在看《史記 南越傳》，一個是牲口，一個是銅鐵器，鐵農具，都是發展畜牧業、農業最需要的兩樣東西，恰恰呂后就卡住不讓進來。
顯然，這個被群山阻隔在大海之濱的嶺南王國，它的安危和崛起，和中原金鐵田器和牛馬耕畜源源不斷的輸入關係極大。
這場因為貿易引發的南越國和西漢王朝的戰爭，相持了一年多，西漢的中央軍和長沙國的地方部隊，最終沒能突破趙佗的嶺南防線。
2000多年以後，一次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讓今天的人們看到了那場戰爭留下的痕跡，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利蒼婦人墓一旁，一個被命名為3號墓的利稀墓被打開了。
長沙馬王堆漢墓博物館研究員介紹説，墓室出土了地形圖和駐軍圖，是帶兵的人生前所用之物，通過這些推斷，這個武將肯定是長沙國南部的人，也是同南越國打仗的人。
從大墓出土的一幅帛畫上，可以看到和南越國交戰的這位將軍的形象：他帶著一種漢代叫做武冠的帽子，腰陪長劍。
後來知道，利稀墓室裏出土的地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彩色實測軍事地圖， 地圖主區大致比例為180000比1，即古代的一寸折十里。
在一幅叫做長沙國南部駐軍圖上，可以看到部署了9支部隊，分別是漢中央的周都尉軍、徐都尉軍、司馬得軍三支部隊，長沙國的一支地方部隊叫做桂陽軍。
軍科院的教授霍印章介紹説：這個駐軍圖就是呂后七年，漢軍與南越軍相對峙的真實反映，除此之外，其它歷史階段都沒有形成這個局面，這個局面剛好説明漢軍不能越嶺，南越的軍隊也不能北上，所以相互對立。
當南越國和西漢的貿易通道突然間被斬斷，在荒蠻的嶺南崛起的南越國急需嶺北的生産工具時，面向大海，有沒有一條互通有無的貿易路線呢？
1974年冬天，在廣州市繁華的鬧市區，考古人員發現了一處頗具規模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
很多證據表明，秦朝時人們已經走向了大海，問題是他們走到了哪呢？
1983年秋天，在廣州市老城區的象崗，漢代南越國文帝趙胡的墓葬驚現於世，人們在墓葬裏發現了許多中原極為罕見的物品：一捆5支的原裝象牙。
嶺南古代多象，這些讓考古人員感到吃驚的象牙，是不是來自嶺南象呢？
廣州市文化局的麥英豪介紹説：亞洲象牙直徑不大，它那個直徑大，亞洲象牙小、短，現在出土了5根象牙，從這個對比來説，否定了它是亞洲象，應該是非洲象。
這個結論讓人感到吃驚：這些2000多年前來自非洲的象牙，同嶺南相去萬里，它們是怎樣來到嶺南的呢？
大墓裏還出土了熏爐，由4個相互擱開的爐室組成，爐壁上有別致的紋線，整個造型十分獨特。
大墓裏銀盒的出現更超出人們的想象，它與中國傳統的器物風格迥然不同，銀盒呈扁球形，飾有蒜瓣紋，表面有極薄的鎏金，裏面還有半盒藥丸。
麥英豪介紹説：銀盒除了造型外，還有液金，也不是中國的，中國的鍍金比較厚，它薄得不得了。
專家還發現，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大量的是石構建築，和中原秦漢宮殿傳統的夯土和木頭結構截然不同，南越國宮署出土的石柱都是多棱的，這和古希臘的石柱相似。
在和同一時期的古希臘建築對比了以後，考古人員吃驚地發現，南越國宮署體現著典型的古希臘建築風格。
地中海的生存環境造就了古希臘人，他們以善於航海而著稱，被稱為“海上居民”，後來取代古希臘的羅馬帝國，在當時已經擁有了強大的航海能力，這些壁畫描繪出了古希臘人的航海景象。
按照《史記》記載，中國最早同西方的交流，是源於西漢人張騫在公元前119年的“鑿空之行”，可是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物品，是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出現了，專家認為，這些物品不可能經過穿越河西走廊的陸上絲綢之路到達長安、再輾轉來到嶺南。
從四川成都出發，穿越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嶺，過橫斷山脈經緬甸到達印度半島的道路，被專家稱作西南絲綢之路，廣州南越王墓的物品會不會從這條道過來呢？
原中國秦漢史學會名譽會長張傳璽認為，一個是海上絲路，一個是西南絲路，可是四川的東西是順著南盤江、怒江，順著這個山脈可以過去，但如果從廣東、廣西這個方向就很困難，沿江溯流而上，進入貴州西部，海上比較容易。
南越國同西漢儘管有交往，但五嶺的阻隔和兩國的長期對峙，都迫使南越國把目光投向寬闊的海岸線。
在南越國時期和稍後的嶺南漢代墓葬中，經常有木船模型出土，用牛車、馬車隨葬的卻很少，專家認為，這反映了南越國的水上交通比陸上交通發達。
《史記》也記載，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組織了攜帶絲織品、金器等物品的大規模商隊，途經許多國家，穿過大海來到了當時叫黃支國的地方，就是今天印度半島的南端。
這意味著早在漢武帝之前，南越王國就開闢了通過印度半島通向西方地中海的海上通道，而南越王墓中的海外物品正是從海上而來。
那麼，當時航海的船隻是怎樣的呢？
在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隻銅提筒上，專家通過觀察，發現當時的船舶已經有了漿、櫓等推進器，它説明當時南越國已經具有了較高的造船和航海能力。
廣州黃埔港是中國南方的第一大港，因地處亞熱帶，海水常年不凍，適合航運，是歷史久遠的大港，而上溯到2000多年前，它正是南越國的都城番禺。
南越國憑海臨風，海岸線長達數千公里，大小島嶼星羅棋佈，每年季風吹來，是海上舟船行駛的天然動力。
1989年，在珠海市南水高欄島的寶鏡灣，考古人員發現了許多石刻岩畫，其中一幅長5米多的岩畫，岩畫大多以船為表現中心，專家測試，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這説明在那時，習于水性的越人，已經掌握了先進的天文航海技術，能夠利用季風和星辰進行遠洋航行。
專家認為，在陸上絲綢之路還未開通之前，南越國可能已存在通過海路通向西方的貿易線路了。
而在那時，地中海一個叫做厄立特利亞的國度，他們的航船就曾經到達過印度半島和中國。
那時，從番禺出發，通過今天越南沿海和馬六夾海峽，而以印度半島為中轉站，向西一直能夠到達地中海一帶的羅馬帝國。
對漢武帝來説，他不會滿意一個憑海臨風的大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嶺南廣袤的領土、奇異的珍寶、甚至大海的濤聲，時刻都在誘惑著他。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