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歲末，一位來自荷蘭的電影人來到中國江浙，準備拍攝一部反映新中國工業建設的紀錄片，但他最終把鏡頭對準了江南水鄉的孩子們和祥和溫馨的鄉村生活，因為，這是荷蘭人伊文思第二次來到中國，他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37年的歲末，本該是孩子們歡笑著迎新年的時刻，但長江下游安徽、江蘇流域，到處是被日軍飛機炸死炸傷的兒童。
當時的伊文思在一位美國商人的資助下，準備拍攝一部關於中國人民抗戰的影片，他一踏上這塊戰火紛飛的土地，就被滾滾而來的難民潮所震撼，給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逃難路上的那些孩子們。
60多年過去了，當年倖存下來的那些孩子們還記憶猶新。
在漢口港碼頭，伊文思發現，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在難民中走來走去，專門給一些孩子發放食品，她就是著名影星陳波兒，1932年由於主演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桃李劫》而一炮走紅，成為當時街談巷議的大明星，但人們卻不知道她還有另外一個秘密身份，就是中共地下黨員。
此時陳波兒正主演一部後來轟動一時的故事片《八百壯士》，但她的心思卻並沒有在電影臺本上。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陳波兒直接來到一座小院，參加一個上層各界婦女形勢座談會，會議的組織者是中共地下黨員劉清揚與宗教人士陳紀彝女士。
陳波兒在會上迫不及待地提出，戰區有很多受難兒童失教失養，能否把他們收容起來進行教養，這迫在眉睫的事。劉清揚女士也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死亡的軍人和成年人只有120萬人，而死亡的兒童卻有130萬人，在戰爭中受到傷害最大的是兒童。
《婦女生活》雜誌主編沈慈九則憤憤不平地説：我們的輿論界忽略了我們的第二代，應該深深自責！陳波兒氣憤地説：自責的應該是我們的政府。
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李學通介紹説，當時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是中共黨員，她首先提出要組織婦女、組織社會力量到前線去搶救難童，得到了很多響應。
然而，陳波兒幾位婦女人微言輕，難民本已成災，誰還會去關注勢單力薄的小難民呢。
南京陷落後，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各地的報紙雜誌紛紛雲集武漢，其時《新華日報》社的一名記者從淪陷區死裏逃生，他帶回一則令人心驚的消息：日軍正在蘇杭一帶抓捕8歲至12歲的兒童，運到日本，被抓兒童已經不下10萬，但日軍目的何在還不得而知。
漢口《大公報》立即派遣記者深入敵佔區了解具體情況。不久《大公報》登出報道：“日軍擄掠我國強壯少年運送到日本，以奴化教養，待學成以補充軍人之數，以支那人制支那人。”
逃到武漢的兒童，命運也好不到哪去，迫近年關的武漢三鎮大雪紛飛，冬天的夜就顯得特別漫長，從江淮一帶逃出來的孩子還穿著單衣單褲，他們沿街乞討，夜裏卷屈在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凍餓而死的難童。
美國女記者斯特朗向來到武漢的伊文思嘆道：到處都是兒童的哭聲，這不僅是人道的問題，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你們應該多拍攝那些難童，讓世界人民看一看，日本人到底在中國幹了什麼！
國民政府辦公樓裏的官員們沒有理會關於難童的各種報告，他們正在默默等待著遠在大洋彼岸的幫助，但是，美、英以避免同日本發生衝突為藉口，取消了對中國武器及物資的供應。
日軍攻陷南京以後，氣焰更加囂張了。
這時，一個不幸的消息傳到武漢，一時引起民眾的恐慌：山東陷落，徐州告急。南京、杭州失陷後，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司令韓復榘為了保存實力，放棄了黃河和泰山兩道天然屏障，使日軍迅速推進到了徐州附近，與南京之敵遙相呼應。如果徐州丟失，江蘇、山東連成一片的日軍就會沿著黃河、長江流域向武漢撲來，武漢將腹背受敵，此刻的國民政府已經無暇顧及流離失所的下一代。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了。
就在那幾天，漢口《婦女生活》雜誌主編沈慈九女士收到一封來自前方戰地服務團的信件，信中説戰地服務團跑遍了蘇皖一帶，看到到處是兒童的死屍。據一個被俘的日本軍醫透露，日本軍隊認為兒童的血液可使傷兵早日恢復健康，所以在淮河、運河流域擄掠精壯兒童抽取鮮血，抽血致死者裝入麻袋投入江河。
這封信立刻引起武漢各界的震驚。
但面對沈慈九發出的呼籲，響應者只是一些無職無權的文人學者，兒童保育會的發起人幾乎陷入絕望的境地。
徐鏡平是當年兒童保育會的發起人之一，她在回憶保育會創辦過程的文章中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保育會籌辦遲遲不能如願，她與朱涵珠、曹孟君3人找到中共長江局婦女部的鄧穎超，鄧穎超當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來，好好幹。
1938年1月24日，鄧穎超聯絡各界知名人士，在漢口一江春飯店舉行保育兒童發起人會議。那一天，救國會領袖沈均儒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名人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發起人參加了會議。
從此，中共長江局婦女部承擔起了兒童保育會的籌備工作。
但保育會成立後將怎樣救助兒童呢？2月13日，中共長江局的喉舌《新華日報》發表題為《救濟保育我們的兒童》社論，提出一條搶救難童的途徑：在1936年7月爆發的西班牙內戰中，成千上萬的西班牙兒童被送到蘇聯、英、法等國去，由工人家庭撫養，這是值得我們傚法的。
但一個實際的難題擺在鄧穎超面前，戰區這麼大，難童這麼多，經費哪來，而且這項工作主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開展，這就需要一位在社會上有影響而且能實幹的人來主持，鄧穎超考慮後認為，時任國民黨政府副主席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最為合適。
2月14日早晨，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從漢口坐船到武昌，在千家街福音堂會晤了馮玉祥將軍，將軍與夫人李德全當即表示同意。
這時，漢口的輿論界卻出現了另外一種聲音，他們把難童的境況歸罪于抗日的結果，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開指責主張抗日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高調，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
與此同時，中共長江局婦女部受到了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局的秘密監視，友人通報有特務正在準備阻撓保育會的成立，因為這個籌委會雲集了中國知識界絕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黨派，而組織者又是共産黨，這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的擔憂。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雖然國共兩黨開始合作抗日，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並沒有停止殺害共産黨人的行動，武漢兒童保育會發起人頓時陷入緊張當中，如果中統局的特務執意搗亂下去，這項拯救難童計劃肯定不能順利進行。
鄧穎超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在宣佈保育會成立大會的日期後，特務機關狂呼要破壞大會，使大會開不成，我們便去約請宋美齡出來主持保育工作並出席大會。
對於約請宋美齡出來，大多數發起人充滿疑慮與不安，宋美齡會支持嗎？不同政見者能在一起工作嗎？
第二天，鄧穎超請劉清揚、史良、沈慈九3位女士去見宋美齡，劉清揚是著名政治活動家張申府的夫人，史良是著名七君子之一，她們地位顯赫，與宋美齡交往較多。宋美齡提出了一個條件，必須將保育會納入她所領導的婦女組織名下，宋美齡想借助社會力量擴大自己的影響，確立自己在中國婦女界的領導地位。
宋美齡的加盟，果然使保育會的成立一帆風順。
發起人背後的跟蹤者也突然沒有了蹤影。
事隔60多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仍保留著當時會場的記錄，當年的《大公報》《新華日報》都全文登載了。大會不僅提出救助難童，還提出教育難童，為後來保育工作指出了方向。
那天，宋美齡參加大會，一身黑色絲絨旗袍，顯得與眾不同。
她向鄧穎超表示要真誠合作，全力搶救難童。
兒童保育會為擴大社會影響，先後聘請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政要人為保育行動發起人、名譽理事。
但一些國民黨要員的加盟，也為後來的拯救難童工作埋下了隱患。
會後，宋美齡在漢口酒店宴請保育會常務理事，提議鄧穎超為組織委員會主任，但國民黨理事卻力爭要佔有保育會組織、宣傳、保育3個主要部門的領導職位，要將中共代表鄧穎超排除出去。
鄧穎超為了大局，坦然表示，我們是為保護兒童才走到一起的，我不要任何名義。後來，鄧穎超一直以常務理事的身份參與工作。
兒童保育會剛一成立，立刻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救助難童的經費從何而來？面對1000多萬四處流浪的難童，財政極度困難的國民政府當然沒有這筆資金，只有靠向社會募捐。
保育會負責徵款工作的是李德全、郭秀儀，這樣兩位地位顯赫的貴婦人何曾伸手問人要過錢？然而為了孩子們，她們豁出去了。李德全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家衛生部部長，她曾回憶道：“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臉紅，他們看見我就頭疼。”但她不放過一切募款機會。
這些婦女的募捐行動感動了不少武漢市民，他們紛紛向中國保育會伸出援助之手，漢口一些富豪之家也派子女到設立在漢口第一女子中學裏的保育會，捐獻金銀首飾，以表心意。
1938年3月下旬，武漢進入初春，從冬天熬過來的難童們又恢復了頑皮的本性，他們三五成群活動在大街小，保育會首先把在武漢三鎮流浪的難童收留起來，但一些失去雙親的孤兒在保育院吃飽肚子就逃走了，他們自由慣了，害怕受老師的管束。而有親人的難童，親人則寧願他們跟著挨餓，也不願把孩子送到保育院，難民們不相信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他們認為國民政府只幹算計百姓的事，哪有無償救助百姓的道理。
漢口臨時保育院設在原日本同仁醫院裏，院長是中共地下黨員李昆源，她剛剛接到丈夫在山東聊城戰役中陣亡的消息，20多歲的她從此把畢生的愛都獻給了孩子們。
漢口臨時保育院接收的第一批難童來自河南省開封和安徽省蕪湖，約500人，年齡在5歲左右。
難童剛來的那幾天，武漢軍政界的太太小姐都去保育院幫忙，但當她們看到的是一群臟兮兮的流浪兒童時，這些貴夫人大都藉故離去了。
院長李昆源只好從漢口第一女子中學借調50名女生充當保育老師，但由於沒有經驗，難童大量得病，情況很危急。
常務理事鄧穎超立即在保育會理事會議上提出，我們的拯救難童事業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必須儘快訓練一大批專業保育人員，任何憑感情用事的行為都要不得。
常務理事劉清揚主動提出，由她來承辦保育幹部的培訓工作。4月初，第一屆培訓班在漢口第一女子中學開學。
鄭州、開封告急的消息頓時引起武漢三鎮的又一陣恐慌。
河南省地處中原腹地，平漢、隴海鐵路交叉而過，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6年，國民政府便把河南作為國防重點，修築了大量軍事工事。
1938年2月初，日軍土肥原師團發動了向河南北部地區的進攻，擔任守衛任務的是國民政府第一集團軍，但10萬大軍在宋哲元的指揮下，卻是力求避免與敵決戰，以圖保存部隊作為同蔣介石討價還價的資本。
蔣介石十分氣憤，命令黃河南岸守軍不得放宋哲元的部隊渡過黃河，並取消了宋哲元集團軍的建制，宋哲元不得不帶領部隊逃亡山西。
土肥原師團15000人如入無人之境，僅用20天便佔據河南黃河以北地區，與中國軍隊隔河相望，黃河南岸的城鎮頓時暴露在日軍的炮火之下，鄭州、開封的難民與日俱增。
中共地下黨員曹孟君、沈慈九聽到消息，立即率隊趕赴漢口火車站，拉開了保育會到各戰區搶救難童的第一幕。
在鄭州街頭，她們發現了一些形跡可疑的流浪兒，整天在軍事工事和政府駐地亂竄，引起她們的警惕，當地警察抓住3個流浪兒，問話一句也不答。警察威脅要槍斃他們，流浪兒卻滿不在乎説：哪個怕死！我們死後可以成為日本的大力士，歷史上還會有我們的名字。
這個回答使曹孟君、沈慈九大吃一驚。
後來她們從流浪兒嘴裏得知，在鄭州一帶他們還有27個同夥，都是最近從東北被日軍派來刺探情報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者為了消滅東北兒童的民族意識，下令停辦所有的學校，1932年偽滿洲國一成立，日軍馬上就對停辦的中小學進行整頓，強令全東北不許使用中國教材，把日語列為國語，定為學生考學就業的必備資格。
偽滿洲國在東北存在了14年。
為了長期佔領東北，日本軍方直接參與學校管理，在每一所中小學校都派一名日本人擔任副校長，監督管理學生的思想教育。
一些中國孩子被日本人灌輸武士道思想後，甘心為日本軍國主義賣命，特別是1940年以後，日偽軍部隊中充斥著大量偽滿洲國的學生，使人觸目驚心。
保育會的媽媽們感到，搶救戰區兒童是與日本軍國主義爭奪中華民族下一代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是刻不容緩了。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