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把這些保育生從武漢轉移到四川、貴州等地，成為保育會的最大難題。

　　1938年5月，日軍佔領徐州後，認為只要佔領武漢就能控制中國，就可以逼迫國民政府屈服。為此日軍統帥部調集軍隊35萬人、500架飛機，于6月中旬沿長江下游向武漢發起進攻，日軍飛機首先對武漢三鎮進行毀滅性的轟炸。

　　保育總會不得不提前開始疏散保育生的行動。

　　由於四川、貴州遠離戰場又有大山相隔，成為當年難民難童的避難之地。

　　但不久，保育會的疏散工作停頓下來，原因是經費嚴重缺乏。

　　按當時兒童最低生活標準5元計算，保育總會每月需要10萬元，國民政府每月撥給保育總會只有2萬元，而這些難童還需要運送到貴州、四川等大後方進行學習，運輸和學校建設需要鉅額的資金。

　　擔負保育總會經濟委員會主任的是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一面向各國駐華使館的大使夫人們請求幫助，一面聯絡貴州、四川慈善機構，讓他們收容漢口保育院的難童。每天，李德全還帶領老師們在碼頭或輪船上募捐。

　　保育總會當年的宣傳口號是：救助難童就是支持抗戰，收養難童就是為抗日將士排憂解難。

　　湖南省芷江天主教堂首先表示願意代養50名難童，芷江處於土匪猖獗的湘西山區，路途遙遠而且危險，中共地下黨員劉清揚女士自告奮勇，親自帶領著50名難童前往芷江。

　　不久,美國慈善家杜賓思克先生願意長期擔負一所保育院的經費，這就是貴州的思克職業學校，在校學生300人。

　　1938年6月，由於宋慶齡女士的大力協助，美國華人組織向保育總會捐助100萬美元，暫時解決了保育總會的燃眉之急，保育總會立即組織漢口保育院的孩子們向四川、貴州方向轉移。

　　保育生董之宜回憶説：我那個大侄女叫董蓮清，她當時上四年級，她有些知識，她説咱們就在漢口不要再走了，再走就回不了開封、回不了河南了。所以，老師吹哨集合，別人都下樓去集合，我們都往上跑，不下樓。

　　分配到廣西桂林的難童500人，他們坐火車在湖南衡陽換乘汽車，接著向廣西桂林開去，一天，汽車隊在全州黃沙河渡口停車，等待渡船過河，桂林山水甲天下，孩子們沉浸在嚮往的幸福當中，誰也想象不到，災難在一步步逼近。

　　穆克乘坐的那輛客車忽然加速向渡口駛去，等船的人群急忙讓開，驚恐地看著客車衝進了黃沙河，客車司機這時跳下車來遊到岸上，眼睜睜看著滿載孩子的客車慢慢沉入河中。

　　穆克回憶説：車廂一下子進水了，那時候我就喊汽車進水了，大聲吆喝，還有好多小孩在那兒睡覺呢，我把那個玻璃一下子打壞了，從玻璃窗戶鑽出來了。

　　多虧岸上船工的救撈，這輛車上的5個孩子和一名老師獲救，其餘43名孩子溺水而亡。

　　後來保育院老師才想到開車的司機，但尋找時早已無影無蹤。

　　人們的視線被匆匆而過的部隊所吸引，這是從廣西緊急調往湖北長江流域的部隊，人們對武漢局勢的關注早已取代了對43名溺死孩子的關心。

　　1938年6月29日，日軍輕易佔領長江馬當防線，馬當防線為長江通往武漢的第一道重要屏障，馬當失守立刻引起武漢軍民的恐慌。

　　7月25日，武漢的東大門江西九江也被日軍佔領，國民政府更加確信：武漢保衛戰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也不期望殲滅敵人，堅持作戰三至四個月，盡可能消耗日軍的力量。

　　面對嚴峻的形勢，保育總會雖然在疏散難童行動中事故不斷發生，但仍然加緊了疏散難童的步伐。

　　為配合保育會的行動，8月6日這一天的《新華日報》發表了孟慶樹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稱“在敵人大肆進攻武漢，轟炸武漢的情況下，搶救武漢兒童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這位中共長江局婦女組組長呼籲人們“10日內為搶救1000個兒童而鬥爭！”

　　保育總會上街收容難童，她們為了解除難民的疑慮，帶領保育生現身説法，遇到有病難童，先予以治病併發給饅頭，但收效甚微，有些父母竟這樣高聲問保育院老師：你們不是把孩子拿去做抵押品再來叫我們去當兵吧？

　　為了聲援保育總會的行動，《新華日報》立即發表社論《救濟難童問題》，文章再次提到日軍在淪陷區大量收捕中國兒童運往朝鮮、台灣等地的事實，其目的就是幾年後“以中國人制中國人”。《大公報》也發出呼籲：中國有兒童7000萬，在近10個月內，遭敵人殺害的在百萬以上，被日寇擄掠而去的在15萬以上，而流離失所者至少在1000萬以上，搶救難童迫在眉睫。

　　在保育總會的理事會上，曾經有過一個秘密決議，就是借用軍隊力量強制武漢三鎮的兒童輸送到大後方，但考慮負面影響可能很大，該決議從未執行過。

　　9月15日，武漢守衛部隊與日軍在田家鎮激戰。

　　田家鎮距離武漢只有60公里，是長江通往武漢中最為險要的一處要塞。中國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田家鎮一旦丟失，武漢將無險可守。國民政府立即下令拆遷武漢當地工廠，規定工廠不分大小，凡對軍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內遷，來不及拆遷者一律炸毀。

　　這時，漢口臨時保育院還滯留有4100余名難童，為了儘快疏散，漢口臨時保育院號召有錢人家來保育院領養孩子，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有錢人極大傷害了孩子們的自尊心。

　　這一現象引起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注意。

　　陶行知先生此時決定創辦一所特殊的學校，這就是後來名揚世界的“育才學校”，學生主要來自保育院，後來從育才學校走出了大批的優秀人才。

　　9月29日，田家鎮陷落，一扇通往武漢的大門已經被開啟。

　　蔣介石迅速調遣40個師的精銳部隊奔赴前線阻擊日軍，但武漢三鎮已經無險可守。《新華日報》立即連續發表社論：武漢已經臨到緊急關頭，共産黨員要積極幫助國民黨做好保衛武漢的各項工作。

　　10月初，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的10名婦女來到保育總會主動請纓，她們得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210名難童護送到香港九龍。香港是當時的英國領地，抗戰時期的世外桃源，保育總會也在那裏設立了兒童保育院，專門接收廣東一帶的難童。

　　10天后，護送隊伍與210名難童到達了廣州，卻不得不改變計劃，由於日軍在廣東惠陽大亞灣登陸，廣州至香港九龍的鐵路已經停運，此時日軍正在向廣州進攻，日本飛機開始對廣州城狂轟濫炸。

　　困居在廣州的護送隊和210名武漢難童此時進退兩難，情況很危急。

　　廣東保育分會當機立斷，決定將武漢送來的難童和廣州收容的難童共440人，連夜乘船轉移到廣東西部山區四會縣城。

　　她們剛到四會不久，廣州城失守。

　　3天后，日軍馬不停蹄開始向四會方向進攻，每天十幾架日機飛臨四會縣城進行轟炸。在轟炸中，護送隊和440個孩子轉移到廣東與廣西交界處懷集避難。 不料懷集也是日軍進攻的目標，急得護送隊四處打聽，不知帶著孩子到哪兒最安全。

　　廣西保育分會理事長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得知消息，忙派來12輛木炭車，運載孩子們往廣西宜山縣轉移。懷集到宜山1000多公里，廣西境內崇山峻嶺，他們走了一個月才到達目的地，途中有兩名護送隊隊員勞累過度而死。

　　一個月後，這批孩子又向遙遠的貴州遵義轉移，因為武漢局勢已經危在旦夕。

　　1938年的10月中旬，一個驚人的消息使武漢疏散難童行動變的更加緊迫。

　　日軍第六師團半島支隊正沿西河澤、浠水大道向漢口進攻，他們沿途燒殺搶掠的消息，也隨著逃來的難民傳到武漢三鎮，百姓這時得知，日軍第六師團就是製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罪魁禍首。

　　三鎮居民頓時驚慌起來，但想坐車坐船逃難已是不太可能，因為交通工具大都被軍方徵用，武漢各處碼頭都在搶運軍事物資。

　　10月20日，漢口臨時保育院門口突然擠滿了拖兒帶女的武漢市民，家長們都跪地乞求保育院接收兒童。

　　但保育院接收兒童，就要對兒童的生命負責，況且保育院還有500多難童等待遣散。但家長們情緒開始激動起來，紛紛質問説：你們保育會怎麼到戰事來了，反而不保育兒童了呢？！

　　最後，保育院院長李昆源咬咬牙同意收下了。

　　當年6歲的喬林就是這一天走進漢口保育院的院門。

　　喬林回憶説：像我就只會哭，就不讓媽媽走，隔著鐵欄杆相見，做母親的心碎了，她當時不能説話，她一説話就掉眼淚，我們就哭得更厲害。

　　家長把孩子交給老師後就匆匆離去各自逃命，保育院的老師們又開始填表編隊，準備逃難途中的食物藥品。

　　保育院那一天接收了1000名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幾個月。李昆源火速前往漢口留守機關交涉，請求他們解決車輛船隻。

　　這一天是10月22日，漢口城外張家墩發現了小股日軍，他們不斷向漢口城裏開炮，攻入武漢北部地區的日軍波田支隊，能夠從望遠鏡裏清晰地看見漢口市區了。

　　第二天早晨，一批難童乘船剛剛駛出漢口港就遭遇不幸，3架日本飛機突然飛來，對準一艘滿載難童的汽船又是轟炸又是掃射。

　　宋美齡在晚年對此事還唸唸不忘，她向台灣保育生寫信説道，300余名難童與護送人員無一倖免，雖逾50餘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憤不已。

　　10月24日，日軍第六師團半島支隊開始向武漢最後一道防線發起進攻，武漢城裏的漢奸為了策應城外的日軍也四處點火，武漢三鎮一片混亂。這天下午，蔣介石下達了武漢守衛部隊全部撤退的命令，20余萬守軍紛紛撤離武漢三鎮。

　　但漢口保育院還有500多難童沒有交通工具，羈留在一所教會小學。

　　這天下午，漢口留守處給保育院送來一批槍支，以備老師來不及撤退時防身之用。撤退到湖南長沙的保育總會指示院長李昆源，要她立即與漢口租界聯絡，尋求英國或德國領事館的人道援助。

　　就在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打來電話，同意保育院師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那是離開武漢的最後一班船隻。

　　朱文華回憶説：白天不敢上船怕日本飛機，晚上上船有幾百個小孩，有大人也趁此機會往上上，正在我要上的時候，一個人掉下船了，他本能地一把抓住我的腿，就在這時候，另外兩個搶救人員一把把我一提，把我往那個輪船上一放，我就獲得了生命。

　　林德道回憶説，特別是拉笛子、船啟動了的時候，我們都唱起了保育院的院歌：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

　　25日上午，在漢口臨時保育院裏，已是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電話機向保育總會報告：孩子們都走了，一個也沒丟下。

　　據後來統計，漢口臨時保育院搶救疏散兒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軍第十一集團軍的波田支隊進入漢口。

　　漢口保育院的孩子們雖然逃離武漢，然而，前方仍然險途重重。

　　輪船抵達長江岳口，2架日本飛機從天而降，對著長江裏的船隻狂轟濫炸，乘坐難童的輪船倖免于難，但旁邊的“新升隆號”不幸中彈，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有24名人員遇難。

　　四川還很遙遠，帶隊老師在心中祈禱，但願行程能夠順利。

　　但他們面臨著最大的難關，如何走出宜昌這道進入四川的必經之途呢？

　　宜昌自古便是通往四川的咽喉要道。當時從湖北入川沒有公路更沒有鐵路，惟一通道只有走長江，而長江三峽航道狹窄，1500噸以上的輪船就不能溯江而上，所有到達重慶四川的大船，必須在宜昌下船，換乘能走長江三峽的大馬力小船。

　　抗日戰爭爆發，宜昌成為國家戰爭物資的轉運地。宜昌江邊從一馬路到13碼頭數里長的空地上，已被各種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這座原來只有10多萬人口的城市突然間增加六七倍，街上到處都是急待轉運的軍隊和難民。

　　1938年6月間，保育總會在宜昌設置難童接運站，負責接送進入四川的難童。宜昌接運站設立在安歐娜女中，保育總會考慮這是一所英國教會學校，挂著英國國旗，孩子們在此比較安全，但如何把轉運到宜昌的難童再運送到四川，卻是個大難題。

　　國民政府交通部在宜昌設有管理機關，規定凡中國船隻到重慶的，1/2裝兵工署的東西，其它1/2中的70%由該機關分派給公務人員，其餘30%由輪船公司自己賣票。由於通往重慶的船票奇缺，宜昌滯留有1400名難童。

　　8月1日，保育總會派徐鏡平來宜昌協助工作。

　　那個時期，日軍為了切斷國民政府這條大動脈，不停地出動飛機轟炸宜昌。據資料統計，抗日戰爭中，日本軍隊殺人最多的是南京，而轟炸最為慘烈的則是宜昌。

　　1938年的“九一八”週年祭，安歐娜女中1400名難童聚在一起，用自己親身經歷，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孩子們正在唱歌時，30多架日本飛機突然飛來，對宜昌的城郊區輪番轟炸。

　　當天徐鏡平給遷移到湖南的保育總會發電報説:一顆炸彈在安歐娜女中圍墻處爆炸，30多名兒童被炸死。保育總會復電，想方設法，儘快疏散。

　　每天，徐鏡平都要跑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的售票廳裏碰運氣。一些武裝押運貨物的軍官甚至掏槍威脅要船。不久，一則消息使等待的軍民更加恐慌：日軍佔領武漢後，開始沿長江向宜昌進攻，距離宜昌約100多公里的宜都、鐘祥成為前線。更為嚴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長江上遊還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輪船尚能航行，過後便是漫長的枯水期，輪船根本無法進入四川。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要求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必須在枯水期之前把戰略物資及部隊運輸完畢。10月23日，盧作孚臨危受命從重慶來到宜昌，親自坐鎮指揮航運。盧作孚，四川合川人，17歲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以8000元資本購買一條小客船艱難起步，30年代已擁有大小輪船116艘，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老闆。

　　當一位民生公司的員工把消息告訴徐鏡平時，徐鏡平松了口氣，意識到有希望了，多虧徐鏡平有份宋美齡的手諭，終於穿過警衛走進盧作孚的辦公室。

　　徐鏡平開門見山，要求民生公司每日能讓300難童上船，想不到的是，盧作孚爽快答應，但民生公司只能把難童轉運到四川萬縣，萬縣到重慶的航程由徐鏡平負責。徐鏡平立即派人在萬縣碼頭組織船隻準備接應。

　　10月24日清晨，300名保育生乘坐第一艘輪船駛出宜昌港。

　　杜子明回憶説：反正民生公司是不收錢的，我們上船，他給一個很好的地方，蔣夫人的孩子不要錢麼，所以從來不給我們要船費。那個時候一説蔣夫人，大家心裏也挺高興，後來我知道蔣夫人是我們黨發動的，終於把你蔣介石的老婆給發動了，這一點真是成功。

　　但一件突發事件，不得不使宜昌難童轉運工作停頓下來。

　　11月1日傍晚,一份發往宜昌意大利教堂的密電被駐軍截獲，電報説3日後日軍飛機將對宜昌進行轟炸，準備徹底摧毀這座城市的軍事價值，要求教堂人員務必儘快逃離。

　　徐鏡平人生地不熟, 時間如此緊迫，她不得不尋求宜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中共宜昌工委立即動員本地鹽務局給予資金援助，幫助站長徐鏡平首先將各路來宜昌的兒童，全部安排到宜昌南岸一座教堂暫住，以避免敵機的轟炸。

　　但是，日軍頻繁轟炸宜昌，並沒有阻擋住從華北華中地區遣散來的難童，11月上旬，來到宜昌的難童達到10000余人。按民生公司撥給徐鏡平的運輸名額計算，需要40天的時間，而此時距離長江三峽枯水期只有20天了。

　　盧作孚此時兼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長，他要求在宜昌碼頭啟航的船隻，必須附帶50名難童上船，否則輪船不許在宜昌和重慶碼頭停靠。各家航運公司不得不遵照執行。

　　宜昌至重慶航程近千公里，日軍飛機不間斷地在峽江航線轟炸。民生公司的船隊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傳來，在大撤退運輸中，民生公司損失輪船16艘，116名公司員工死亡。

　　宜昌運接站的難童在運輸中傷亡多少，因為沒有記錄資料，至今不得而知。

　　1938年11月中旬，滯留在宜昌的難童全部運走，宜昌運接站向重慶轉運難童共15000名。

　　徐鏡平這時卻收到一封電報，保育總會要她速回重慶，接受上級檢查。

　　原來一些國民黨員在宋美齡面前誣告徐鏡平，説她在宜昌大轟炸中尋求中共地下黨的幫助，是徐鏡平目無組織。在保育會常務理事會議上，一些人正式提出彈劾徐鏡平。

　　常務理事史良女士在會上説：保育會如果開除了徐鏡平，以後的工作誰來做？告狀的人和支持告狀的人能做嗎？理事會鴉雀無聲，此事不了了之。

　　這時，保育會常務理事沈茲九接到一份血書，在湖南北部山區大庸，有300多名浙江保育生瀕臨絕境，要總會給予幫助，總會已經陸續收到不少來自浙江保育生的信件，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但這份血書使他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便馬上決定把浙江保育生遷回重慶。

　　但這個艱苦的差事派給誰呢？大家又想到了徐鏡平女士。

　　徐鏡平接受了這個任務，這使理事長宋美齡十分感慨。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