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武漢和廣州的陷落，湖南、廣西一帶的地方政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11月下旬，蔣介石在湖南衡山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國民政府進入積蓄力量階段，迫在眉睫的是擴大兵員，但招募新兵卻遭到民眾的抵制，政府只好抓壯丁強迫百姓入伍，中國軍隊的失利使國統區的抗戰熱情一時降到最低點。

　　馮玉祥提出，我們應該把目光放遠，把積蓄力量運用在兒童的救護和培植上。因為打贏這場戰爭的重任可能在十幾歲的娃娃身上。

　　其實早在半年前，鄧穎超就以國民參議員的身份向國民政府一再強調，兒童是新中國的主力軍，不僅要大力救濟，尤其要以堅毅的精神培育。

　　這時候國民政府開始關注戰時兒童問題，蔣介石也開始經常出現在保育會的活動中。

　　但政府的實際作為卻不容樂觀，當時華中華南有2000萬難童向西南各省逃難，但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卻只收容兒童6萬餘人，這些工作也是在保育會的推動下得以完成，拯救難童形勢十分嚴峻。

　　在鄧穎超的提議下，保育總會在長沙、宜昌和桂林設立難童轉運站，專門接待從華中、華東地區逃避戰火的流浪兒童，然後再設法運輸到四川、貴州等地。

　　1938年10月，保育總會曾經匯總各省分會搶救難童人數約5萬餘人，但最後進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那麼，其他的2萬多名難童到哪去了？我們在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一直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也許，從浙江保育生的經歷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在逃難中，浙江保育生的命運最為悲慘。他們跋山涉水3萬里，經受了各種磨難，從出發時的303人，到8年後回到浙江老家時，只剩下不足100人。

　　他們到底遭遇了怎樣可怕的磨難呢。

　　1938年8月，303名浙江保育生從浙江金華出發，經過4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于1938年12月初到達湖南省張家界附近的大庸縣城。在當地官員的安排下，浙江難童被安置在一座名叫大悲庵的寺院裏。

　　時值隆冬，大庸縣城的孩子們已經穿上了棉衣，而來自浙江的保育生還是單衣單褲，腳上的鞋也在長途跋涉中磨得破爛不堪。

　　浙江老師十分著急，他們立即在大庸縣募捐衣物糧食，並聯絡保育總會儘快到達重慶，而這時，重慶保育總會發來電報，要求他們原地待命。

　　孩子們不知道，與他們命運密切相關的中國政局開始風雲驟起，兩黨共同發起的戰時兒童保育會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危險局面。

　　事情是由12月初國共兩黨在重慶商談合作事宜引起的，12日，周恩來電告中共中央蔣介石拒絕了我黨提出的處理國共兩黨合作關係的辦法，堅持取消共産黨，將國共兩黨合併為一個大黨。

　　毛澤東看後付之一笑，説給敬愛的蔣先生復一電，想取消共産黨和馬列主義絕對不可能，要他徹底打消這個念頭。

　　此時，蔣介石已在籌備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他準備從這次大會開始，改變對共産黨的策略。

　　轉移到重慶求精中學裏的保育總會裏，只有鄧穎超的中共黨員身份是公開的，其他黨員都是秘密身份，但鄧穎超仍然提醒大家，時刻準備撤離重慶。

　　浙江保育院的這批老師大都來自浙江西南山區紅色根據地，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1938年6月，他們響應中共浙江工委的指示，加入浙江保育分會從事拯救難童工作。

　　那些天，他們已經與附近的天門山遊擊隊取得聯絡，天門山遊擊隊是賀龍留在湘北的一支紅軍隊伍，雙方約定，萬一國民黨舉起屠刀，浙江老師就撤退到天門山打遊擊。

　　但浙江老師沒有意料到後來的變故。

　　幾天后，湖南省保育分會來人通知，浙江保育院改名為湖南第二保育院，老師院長返回原籍另行安排，新來的院長黃湘，是國民黨的軍官太太。

　　大庸地區的冬天越來越寒冷，保育總會按每人6元計算，撥給浙江保育院3000元法幣作為過冬的費用，但保育院並沒有花在孩子們的身上。

　　此時，有一位從長沙跟來的女教師實在看不下去，她首先為孩子們打抱不平，要求改善伙食，但老師和教工大都換成了黃湘的親信，根本沒有誰去響應，黃湘更是沒把這個文弱女子看在眼裏。

　　這位老師無法知道，整個中國的兒童保育事業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39年1月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結束，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並秘密出臺《共産黨問題處置辦法》，目標是解散陜甘寧邊區政府，重新整編八路軍，最後達到取消異黨的目的。

　　在大庸縣城裏的國民黨官兵開始動手，四處追捕共産黨人，大庸縣城的黨組織紛紛躲進了天門山。不久，大悲庵保育院的一位吳醫生也被大庸聯防隊抓走，而吳醫生的離去，對於後來保育院發生的一場災難更是雪上加霜。

　　這場災難就是霍亂痢疾，由於保育院沒有採取防護措施，大面積的痢疾，還有可怕的傷寒，開始在浙江難童中流行。

　　一天下午，一個小同學在痢疾中喪生，由一位苗族老鄉背著走下山坡，夥伴們目送他，但誰也沒有哭泣，他們明白，説不定哪一天會輪到自己也這樣被背走。

　　果然，那兩個頭纏黑布的苗族老鄉越來越勤，拿起老師給的幾個銅板，默默背起一個個白箱子扭頭就走。

　　一天，一位叫施美芳的老師哭著請求學校看在蔣夫人宋美齡的面子上，為難童治病，為難童改善生活，但第二天，施美芳老師就被學校解聘了，理由是保育院經費緊張而老師又太多。

　　自從護送難童來到這裡的那批浙江老師完成使命回去後，施美芳便成了孩子們心目中唯一的希望。施老師走的那一天，他們送施老師走過山路趟過小河，在涼颼颼的寒風中，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後還是施美芳反復相勸，大家才止住步，隨著施先生逐漸遠去的身影，孩子們終於痛哭起來。

　　他們在山谷裏哭了好久，希望遠在浙江的親人們能夠聽到他們的哭聲。

　　此時，重慶的保育總會得知了大庸保育院的情況，派遣常務理事徐鏡平到湖南大庸視察。不巧的是，徐鏡平走到宜昌突發重病住進醫院，徐鏡平只好請當地中共黨組織幫助大庸保育院的難童渡過難關，大庸地下黨立即動員當地居民，到大悲庵裏領孩子們回家過年。

　　困居大庸的浙江難童，經過漫漫長路終於來到重慶時，已是1939年的春末。他們在重慶臨時保育院短暫停留後，被分到璧山縣大路場的何家溝。

　　時隔60多年，當地的居民還記著當年的浙江難童。

　　當地的一位老人回憶説：他們就住在上房，什麼東西都偷著吃，什麼田雞呀小貓呀，有的能吃，有的吃不得，吃了就死了。

　　浙江保育生的遭遇不是個別現象。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在設立保育院的初期，曾經有一個重大失誤，就是沒有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保育院的經費是由重慶保育總會按照學生人數來逐月發放，少數唯利是圖的院長就從學生費用上榨取油水，或者虛報人名套取經費，由於教職員工都是院長的親戚朋友，有些保育院反而成了保育生的受難所。

　　浙江難童鄭年根的哥哥最早在何家溝病逝，而這時的他也臥病在床，他忙叫來自己的表弟告訴他家鄉的地址。

　　而病臥在床的鄭年根沒有想到，他的這個表弟卻在不久後病死了。

　　鄭年根回憶説：表弟死了以後，我跟著去山腳下的路邊挖了一個坑埋掉了，過了兩天，我再去看時，那個墳被扒掉了，野狗把人給偷掉了。

　　不久，保育院裏難童的境遇引起重慶新聞界的關注，重慶《新華日報》曾經連續發表文章，責問為什麼要虐殺孩子，並再次發出救救孩子的呼籲。

　　時任中共南方局婦委書記的鄧穎超，負責國統區婦女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夏季，她秘密召集曹孟君、史良和沈茲九商議對策，由於有些保育院的院長是國民黨要員的直系親戚，處理起來十分棘手，鄧穎超不得不再次求助於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對李德全説，保育會再不糾正那些害群之馬，保育事業可能毀於一旦。

　　初秋的一天，李德全從重慶來到璧山縣何家溝看望浙江保育生，她曾經在一年前見過這批難童，江浙兒童的聰明可愛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德全這時忙叫隨從到集市購買雞鴨，有多少買多少，她要看著孩子們吃進肚子裏才放心。

　　趙金海回憶説：她離開我們時，送了四川烤板鴨送我們，我們怎麼吃的呢？就是8個人分一隻鴨，分了以後都捨不得吃掉，把它放在口袋裏面解饞，就這麼慢慢吃完它。

　　隨同院長曹克勳來的還有十幾名老師，他們是鄧穎超從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選出來的，都是德才兼備的中共地下黨員。

　　曹克勳來到何家溝，與留下的老師辦理接交手續，那位老師交出了學生花名冊，算是交出了學校最主要的財産。

　　但是，曹克勳不放心，他要求集中孩子親自驗收，曹克勳一個一個人名核對，最後發現竟少了3個人，反復尋找都沒有下落，曹克勳要求各屋查找，這才在一個僻靜的墻角處發現，原來3個孩子早死了，還睜著眼睛看著來人。

　　曹克勳當即紅了眼，衝著管理花名冊的老師大吼道：你給我移交，人死了你們都不知道！

　　鄭年根回憶説：他當時哭了，哭得很傷心，他自己跟保姆兩個把小同學抬出來放在棺材裏。

　　趙金海回憶説：我們當時還在偷竊老百姓的東西，因為饑餓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吃不飽還是偷，老百姓把我們同學抓了以後就送給曹院長，老百姓也叫他曹大哥，説曹大哥，你們孩子偷了我的東西怎麼辦？曹院長説，你交給我吧。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就在大殿的下面一個比較平整的場地裏面，聚會在這兒，他就打了這個同學，他大概是用尺子，一邊打他一邊自己流淚，所以，大家非常佩服他，他是真正愛我們的，以後我們再也不去偷了，自己想辦法改善伙食。

　　曹克勳上任時已經是1939年的初夏，他趕回重慶，設法解決糧食和藥品問題。

　　由於黃湘擔任院長其間，預支了不少資金，總會遲遲不給撥款，這時總會的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聯合起來，共同向理事長宋美齡反映情況，終於解決了浙江保育生的救命錢。

　　這所保育院不到半年時間，面貌一新，保育總會正式改名為直屬第五保育院。60多年過去了，健在的浙江難童無法忘懷的就是這個新院長曹克勳。

　　令保育生終身難忘的還有中共地下黨員歐陽陶承，歐陽陶承曾經寫過一本名叫《我的一家》的書，熏陶了幾代中國青年。

　　來健回憶説：她教我們唱抗戰歌曲，已經67年了，這個歌叫《抗戰歌》，我現在還記得，一個字都不會錯，我現在一直沒有忘記她，這個老師很好的。

　　直屬第五保育院是當時中共南方局隱藏進步人士的重要場所，歐陽陶承是地下交通員，第五保育院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密切聯絡，立刻引起附近國民黨駐軍的注意，歐陽陶承成為特務的跟蹤對象，保育院的大孩子們暗中保護著這位歐陽媽媽。

　　1940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蔣介石一邊派宋子良與日方秘密談判，一邊把矛頭重新指向共産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的兒童節，直屬第五保育院的孩子為了慶祝自己的節日，與附近大路場小學聯合舉行慶祝活動，在活動過程中他們突然被當地駐軍團團圍住，説節目有問題，不準再演下去。

　　第二天上午，國民黨士兵突然把第五保育院圍得水泄不通，那一天，國民黨駐軍沒有尋找到證據，也不好逮捕歐陽陶承，只好悻悻而去。

　　1940年4月7日，重慶保育總會接到軍方通知，要求解散直屬第五保育院。

　　第三天，保育會常務理事鄧穎超在《新華日報》發表保護兒童的文章，她説：兒童是民族的延續，希望國民政府各級機構本著民族大義，負起維護兒童保育事業的責任。

　　在保育總會的極力週旋下，軍方同意保留第五保育院的編制，但老師和學生必須接受嚴格的黨課教育和軍事管制。不久，浙江保育生有20名不堪忍受折磨而逃跑，逃向千里之外的家鄉。

　　浙江保育生的遭遇深深刺激著常務理事鄧穎超，在她一再倡議下，保育總會另一項重要措施在1941年年初建立了，那就是保育院督察制度，由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任組長，中共地下黨員史良、劉清揚、徐鏡平、沈慈九成為首批督察員。

　　她們經常奔赴各地視察保育生的生活待遇情況，這無疑給近3萬名保育生帶來了第二個春天。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