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國統區的米價飛速上揚，政府公職人員也只能依靠政府救濟的低價米勉強度日。

　　重慶保育總會不得不決定暫時停止收容難童，請有能力的家庭將保育院的兒童領回撫養，面對四處流浪的難童，保育總會的媽媽們已經束手無策。

　　使保育總會這些媽媽們更加擔憂的，是遠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兒童保育院的命運，這時候的香港陷入日軍包圍，已經危在旦夕。

　　從1938年5月開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把收容的3萬名難童向遠離戰場的邊遠地區疏散，當時香港為英國殖民地，是抗戰初期的世外桃源，保育總會把漢口、廣州的一部分難童疏散到了香港，他們在九龍元朗香港保育院生活學習。

　　這其中就有著名攝影家沙飛的子女和著名作家歐陽山草明的子女。

　　保育生王笑利回憶説：香港的保育院比起全國其他的保育院來説，那是最享福的，海外華僑、香港人募捐了很多衣服、食品，所以那裏的生活條件確實是比較好的，而且老師素質挺高的，有不少新四軍家屬。

　　保育生歐陽代娜回憶説：我記憶當中老師都是義務來工作的，基本上沒有工資，都有一種共同的愛國信念，就是要拯救這批孩子，當時她們很清楚，這些孩子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

　　香港保育院共收養內地難童600余人，香港保育分會的理事長宋慶齡、常務理事何香凝常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們。香港保育院的經費支出，全憑宋慶齡募捐所得，與內地保育院不同的是，香港保育院還收留了十幾名由上海轉運過來的猶太籍難童，他們與中國保育生度過了將近一年的美好時光。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保育院把這批猶太籍難童與20名被美國華人商會領養的中國難童，一起送往美國。

　　1938年8月，鄧穎超應中共南方局之命，來到香港與宋慶齡、何香凝商討民族統一陣線問題。不久，一大批文化名人紛紛進入香港保育院擔任教師，成為當時香港教育界的一大奇觀。

　　香港保育院的保育生是幸運的一批，但又是不幸的一批，香港的陷落使他們經受了難以想象的磨難，但當時孩子們卻一點也不知道。

　　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後，日本軍艦封鎖了華南沿海，香港成為一個孤島。

　　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已經無力保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

　　1940年3月開始，日軍經常向航行在珠江上的英國船隻開槍開炮，試探英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孤島香港隨時會有被日軍佔領的危險。

　　為了安全起見，宋慶齡與何香凝在鄧穎超的建議下，決定把香港保育院的600多名難童分批向內地遷徙。

　　但問題接踵而來，怎樣通過香港周圍的日軍封鎖線呢？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立即聯絡廣東東江遊擊隊，東江遊擊隊立刻行動，在惠陽大亞灣開闢了轉移路線，設立秘密聯絡站，派精幹的交通員作嚮導。

　　香港保育院在轉移中，其中有20名3歲以下的孩子，怕他們路途中發生意外，最後留在香港交給一所意大利人辦的育嬰堂代為撫養，後來香港光復後，這些保育生被香港保良局接收。香港保育院中有一批共産黨人的後代，他們被分配在第二批撤退隊伍中。

　　歐陽代娜回憶説：我是第二批撤退的，我們5位老師領著我們200名學生，最大的就是我，當時已9歲將近10歲了，最小的3歲，3歲的孩子走不動怎麼辦呢，就雇人挑著筐，一邊一個孩子。

　　7月7日深夜，香港保育會第二批保育生200余名，坐船來到日軍佔領區惠陽大亞灣。拂曉前，乘日軍哨兵換崗之機，小船衝進灣口，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天濛濛亮，在大亞灣一個叫沙魚涌的地方靠岸。

　　一名等候多時的遊擊隊交通員接應帶路，孩子們連夜步行20里到達淡水鎮。

　　遊擊隊交通員帶領200名孩子走進淡水鎮，忽然發現一排偽軍駐紮在鎮裏，並沒有撤退，馬上悄悄退了出來。

　　歐陽代娜回憶説：我們不敢進到那個鎮子裏，就在農村躲了一宿，當時是遊擊隊，現在看來就是東江縱隊的戰士給我們送來稀飯，草草吃完以後，大家也不敢睡，都坐在那裏，天不亮東江縱隊的遊擊隊就雇了3條船，把我們裝到船上趕快送走了。

　　後來在1942年春季，東江遊擊隊還是依靠這些交通線，曾經在淪陷中的香港救出800多名文化名人，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

　　1940年9月初，香港保育院來到湖南衡陽，孩子們歡欣鼓舞，以為來到大後方再也不用四處奔波了，但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王笑利回憶説：到了衡陽以後，一下車，沒想到整個火車站上都沒人，結果那裏有一個車站的人，看到下來那麼多孩子，簡直大吃一驚。

　　歐陽代娜回憶説：當時，一個鐵路員工40多歲的樣子，一看下車的是一群孩子，當時就批評我們老師説，這些都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這個時候你們怎麼還把他們帶到這裡來，説剛剛日本飛機轟炸，每15分鐘來一次，因為當時他帶的燃燒彈不夠，炸完他再去裝彈再來炸，所以剛剛炸完，飛機15分鐘就要來了，你們趕快領著孩子跑吧。

　　王笑利回憶説：他説你們趕緊跑出去15里，所以用不著老師多下命令，大點的孩子帶著小一點的孩子，8歲的孩子能牽著兩個孩子，最多是六七歲的或者五六歲的孩子一口氣跑了15里，跑到了一個樹林裏算是逃出了虎口。

　　香港保育院的孩子們又開始了長途跋涉，他們從衡陽轉到桂林，又從桂林步行到貴州貴陽，那已經是寒冷的冬天了。

　　王笑利回憶説：我們的那些衣服阿姨都給我們包起來，結果衣服都被小偷偷走了，説明當時社會也貧困，社會時局混亂到這種地步。

　　這時，王笑利的媽媽王輝從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要調動到重慶工作，路過貴陽忽然聽到香港保育院遷移到貴陽的消息.

　　王笑利回憶説：當時媽媽想看看那裏有沒有我們，所以就去了，結果正好，先找到我哥哥然後找到我，説一看我們眼睛、耳朵、鼻子、臉、肚子全都是疥瘡，而且全都是身上沒有衣服，孩子們都擠在一塊兒取暖，坐在亂草堆裏，她看到後確實很傷心，就是掉眼淚。

　　王笑利被母親接出來後，在母親住處看到一本《晉察冀畫報》，才得知離別5年之久的父親沙飛此時正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她看到的畫報上刊載了一組父親沙飛拍攝的照片。

　　八路軍在百團大戰的井陘戰役中，從戰火中搶救出一對日本遺孤，後來被聶榮臻司令員收養，從此，稍大些的日本小姑娘就整天跟在聶榮臻身後，依依不捨，這一動人情景被攝影家沙飛偶然發現，他不失時機地拍了下來。

　　後來日軍要掃蕩抗日根據地，聶榮臻司令員怕這兩個日本孩子再有不測，便委託老鄉，把兩個孩子帶到石家莊交給了日本駐軍。

　　幾十年後，這個日本小姑娘帶著自己的後代來到中國，看望了恩人聶榮臻元帥。

　　八路軍這支仁義之師，在抗戰中已經在華北贏得了人心，扎穩了腳跟。而駐紮在中國大西南地區的國民黨部隊，卻經常偷搶百姓的衣物，各地都在襲擊這支擾民的軍隊。

　　特別是國統區各級官員貪污成風，百姓們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黃土高原上的這座古城，那時有不少民主人士紛紛奔向延安。

　　為了消除共産黨對民眾的廣泛影響，國民黨特務組織開始了追捕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活動，這引起中共南方局的高度重視。

　　歐陽代娜回憶説：一到重慶以後，那時候重慶已經是白色恐怖很厲害，因為剛好是皖南事變，國民黨要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就打電話給邢西萍同志，邢西萍就説電話上什麼都不要講，趕快把兩個孩子帶到重慶辦事處，就是現在説的紅岩村。

　　那時，紅岩村周圍佈滿了特務，紅岩村坡上的那棵黃桷樹就成為新生和死亡的分水嶺。從黃桷樹右面小路上坡，就是八路軍辦事處；從左面下坡就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當時有許多進步人士誤入虎穴命喪黃泉，歐陽代娜兄妹三人這一天隨父親歐陽山也來到這裡。

　　當時特別高興，覺得那真是一個新天地，裏頭一律都穿灰衣服，大家都喊同志，喊我們都喊小鬼，很親切。所以上上下下大家完全換了一種新鮮空氣，感到特別新鮮。

　　中共南方局婦委書記鄧穎超對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孩子們又享受到了久違的母愛。這時候的紅岩村已經住滿了一批革命前輩的家屬和子女，急待轉移到延安。

　　歐陽代娜告訴我們：因為當時國民黨和我們協商好，每個月允許我們最多是4輛車到延安去，理由是輸送八路軍的家屬，其實這個家屬當中就是因為有需要我們黨的幹部，撤退出來的幹部，或者重要的到延安去的幹部，都是通過這個方式去的，這是一條公開的途徑。

　　歐陽代娜回憶説：每個人都要化裝，重新編身份、編自己的關係，所以我們都臨時組成了新的家庭，因為我和我的父親的樣子長得太相像，我父親就化裝成一個湖南籍的老頭，當時他30歲讓他化裝成50歲的老人，到延安去看看兒子，兒子是八路軍。

　　李大立回憶説：當時就讓我母親扮成一個護士，説是山東國民黨沈鴻烈的一個秘書的女兒，把我扮成是沈鴻烈的女兒，説是讓這個秘書去給沈鴻烈送孩子去，這樣就是把我們，我母親和我加到了車上，實際上就是大卡車。

　　從重慶到達陜北延安，雖然他們帶有國民黨的通行證，但還要經過重重關卡盤問檢查，才能通行。

　　這批從重慶來到延安的孩子，不久都被送進延安保育院。

　　延安保育院分為幼稚部與小學部，後來小學部獨立建校為保育小學，當時兩所學校招收學生都要經中央組織部和邊區政府民政廳審批。

　　延安保育院招生240人，一批紅軍將領的遺孤成為首批保育生。他們的童年幾乎都有一個不幸的經歷，黃義先就是其中之一。

　　這批紅軍將領的遺孤由中央組織部的蔡暢統一照管。特殊的童年經歷造成了他們特殊的感情，他們成為戰時兒童保育行動中最為特殊的群體。

　　保育生黃義先回憶説：我們保育院那時候有一個毛海英，還有一個姜智慧，從那時候感情就不一樣，我就把毛海英當成是毛主席的兒子，姜智慧一定是蔣介石的兒子，壞蛋的兒子怎麼跑我們保育院來了，所以阿姨一分水果和餅乾的時候，我就要跑過去搶，反正不能給他吃。

　　面對這批特殊的保育生，學校的教育就形成了不同於國統區保育院的教育方式。保育院老師一般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婦女委員會選派，老師主要由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和一批老紅軍組成，他們非常重視培養孩子們的立場觀念。

　　1938年的夏天，延安經常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保育院轉移到安塞的一個小山村裏，但這並沒有影響教學質量，學校的教學大綱是以培養革命接班人為宗旨而設計的，所以教學課程圍繞這個中心展開。

　　保育院裏稍大點的孩子在小學部學習，在學習文化課的同時，老師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的軍事素質。由於學校住在農村，緊靠延安到直通塞外的大路，為防止壞人進入延安，學校設立崗哨查路條，遇到形跡可疑的人就押送到鄉政府審查。

　　1939年9月，延安保育院為了更好培養這批革命者的後代，申請中央組織部和邊區政府民政廳從安塞搬回延安，10月，保育院在靠近中央醫院的李家洼安營紮寨，以方便孩子們看病就醫。

　　離延安保育院不遠的中央機關和邊區政府十分關心孩子們的成長，一有重大活動，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學生參加，保育生們常常在各種活動中聆聽毛澤東及其他老革命家的精彩演講，甚至在中共中央的七次代表大會上，前排座位上都能發現保育院保育生的身影。

　　父輩們可謂用心良苦，他們這麼做是為了讓保育生從小關心國家大事，讓他們懂得，他們的命運是與中國革命緊緊相聯絡的，他們必須時刻準備著。

　　延安特殊的生活環境造就出了特殊的一代新人，他們被當時延安的軍民稱為紅小鬼。

　　1944年5月17日，首批中外記者參觀團進入延安，這是打破國民黨封鎖後，進入陜甘寧邊區最早的中外記者，延安保育院孩子們的活潑可愛、獨立自主的行為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在中外各大報紙發表文章，報道在延安保育院的所見所聞。

　　一位叫武道的路透社記者這些寫道：這裡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裡有一群普通而又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這些關於延安保育院的報道曾經在重慶引起一時轟動，重慶保育總會也把延安保育院樹立為學習的典範。

　　李大立回憶説：延安保育院的教材後來拿到重慶去展覽，還得了獎，獎給我們羅斯福布，我想可能是美國布，在延安當時就算是很奢侈的了。

　　後來，這批名叫羅斯福布的美國布料，被縫製成當時流行的制服，身著這些制服的保育生頓時引來延安群眾的議論。這時，從重慶回到延安開會的周恩來得知此事，嚴肅地批評保育院老師，他説我們培養的孩子，今後是要為人民服務的，不能讓他們從小就脫離群眾。

　　恰在此時，重慶文化教育界正在展開一場教育目標大討論。有識之士們尖銳指出，國統區的中小學教育只不過是培養學生出國留洋的基礎教育，與振興國家毫無關係。1945年4月7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提出陜北的小學教育是與大眾相結合，是與社會實際相結合，這應該是中國教育的新思路。這種新思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得到全面貫徹。

　　1945年春節，那是延安最熱鬧的節日之一，大生産運動解決了當地百姓靠天吃飯的歷史。百姓們在大年初二就涌到街頭扭秧歌，表達莊稼人的激動心情。

　　這一天，保育院的師生到楊家嶺給毛澤東拜年。

　　毛澤東問孩子們：小朋友，你們長大了幹什麼呀？

　　孩子們回答：當八路軍、打日本鬼子！打國民黨獨裁！

　　毛澤東聽了笑著説：對！準備打敵人好嘛，可是那時候日本侵略者大概早就被你們的父母打倒了，你們的任務就是建設新中國。

　　旁邊的周恩來怕學生聽不懂，忙説：你們的任務就是蓋工廠，辦學校。

　　延安保育院是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中最為特殊的一所學校，她艱苦的教學環境和獨特的培養方式，為新中國的建設造就出一批棟樑之材，他們至今還在懷念著這個紅色的搖籃。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