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儘快遣散6000多名保育生，成為重慶保育會迫在眉睫的任務。
但四川各地保育院的建院工作卻困難重重，最大的阻力來自地方勢力。由於保育會資金有限，一般把保育院確定在重慶附近鄉鎮的廟宇和大戶人家的祠堂，這無疑侵犯了當地人的一些利益，這就需要做通這些地方人士的思想工作，而這又絕非易事。
抗戰爆發以來，成千上萬的機關學校遷移四川重慶，已經使當地百姓負擔加重，怨聲載道。
5月3日這一晚，重慶保育總會接到軍方通知，5月4日日，軍可能對重慶實施更大規模的轟炸。總會決定，6000名難童明天早晨必須全部疏散到重慶郊外，晚間再回到駐地萬壽宮休息，那一夜保育總會老師們徹夜未眠，緊張聯絡運輸孩子們的交通工具。
第二天一大早，成群結隊的孩子從萬壽宮出發，向重慶城外南岸樹林裏轉移。
接近中午，27架日本飛機再次闖入重慶市上空，對都郵街、柴家巷等繁華區進行轟炸，爆炸引起的大火燃燒達2天之久。據當時官方統計，2次轟炸共死亡3991人。
轟炸過後，宋氏三姐妹帶領20名保育生站在街道廢墟上，專門讓中外記者拍照，向外界發佈日軍在重慶的暴行。
夜幕來臨，正是孩子們轉移鄉下的好時機。恰在此時，一艘從下江遠程駛來的輪船停靠在朝天門碼頭，船上坐著1200名湖北難童，10歲到2歲不等，他們已經12個小時水米未進，由於未確定去向，孩子們只好在船上等待。
這時正是淩晨1點，再過5個小時天就大亮了。保育總會當即請求重慶船務局幫忙，遭到拒絕，又尋求軍方援助也遭到冷遇，怎麼辦？有人提議將情況報告宋美齡。
那一夜，宋美齡帶領保育會的40多個人，把1256名孩子從船上帶到車上。
汽車一輛接一輛開進求精中學，孩子們被領進食堂進餐。
然而天亮以後又將如何？萬壽宮臨時保育院已人滿為患，正在設法往鄉下轉移。
宋美齡突然眼前一亮，何不用這些借來的車子直接把孩子們送到目的地呢，她忙聯絡郊區那些正在修建中的保育院，要他們準備接收1000余名難童。
1938年3月，保育會在創辦之初，高瞻遠矚的共産黨領導人，堅持聘請宋美齡為保育會理事長，為後來拯救難童工作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1939年5月4日，在萬壽宮裏還滯留了6000多名孩子，重慶市區無法再待下去了，在保育總會負責人宋美齡、李德全的大力協助下，各地保育院的選址工作迅速完成，但過程中遭到一些地方勢力的極力阻撓，保育總會不得不請求軍隊強制執行。這也為後來保育院師生與當地居民的關係留下了許多隱患。
5月6日，保育總會開始向鄉下疏散萬壽宮6000多名難童，由於缺乏交通工具，大孩子向城外步行遷徙，嬰幼兒由老師抱著或背著在後邊慢慢行走。
均縣保育院的500難童，在院長羅叔章的呵護下，轉移到了江北縣大田坎。均縣保育院從此改名為保育總會直屬第一保育院。
羅叔章以她出色的工作，贏得了孩子們的愛戴，在1939年10月下旬的全國保育院院長會議上，宋美齡誇獎羅叔章嘔心瀝血為兒童，值得稱讚。
會後，宋美齡問羅叔章，你是否是共産黨，羅叔章突然怔住不知如何回答，宋美齡沒等羅叔章回答就匆匆離去了。
此時國民黨正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重慶的特務活動更是猖獗，四處抓人。
周恩來、鄧穎超得知此事，為了羅叔章的安全，想調離她去進行別的工作。但羅叔章要求把保育生安好後再離開。
四川素有天府之國的美稱，這裡土地肥沃，物産豐富，是抗戰時期的大後方，接納了全國各地流落來此的無數同胞。
早在1938年4月，保育會四川分會與成都分會相繼成立，他們在成渝地區成立了10所保育院，專門招收抗日家屬和由漢口轉運來的孩子。1939年上半年，隨著保育總會的遷來，兩湖、兩廣、蘇皖、浙江及香港等廣大淪陷區的保育院及難童們更是潮水般蜂擁而至，四川和重慶地區很快又增設了13所保育院。
但這麼多的保育院仍不能滿足難童激增的實際需要，據當時官方統計，僅在未淪陷的湖南、貴州、雲南、四川4個省，就有大約1000多萬中國兒童在四處流浪，因此，1939年10月，保育總會召開的保育院院長會議上，曾通過要擴大收容20萬名兒童的決議。
但是，這一決議由於國共兩黨不斷産生摩擦而未能實現。
目前，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有據可查的有46所保育院，保育約3萬名兒童，靠募捐維生的保育院在選擇居住地時，充分考慮募捐資金來源問題，一般都選擇靠近工礦企業的廟宇或祠堂居住。
由於日本人佔領兩淮地區，切斷了中國的海鹽産地，自貢鹽井的地位便愈加重要，為了得到自貢鹽商的捐助，四川第六保育院就居住在自貢天池山上。由於宋美齡的出面，自貢鹽務局承擔了第六保育院1000名難童的生活費，雖然保育院解決了經費問題，但學校的管理權也落在自貢鹽務局官僚手中，使孩子們後來吃盡了苦頭。
張伯鈞回憶説：那些教官都是法西斯教官，學生犯了錯誤，他都弄一個凳子，讓學生趴在上頭，兩頭按著打屁股，打得好厲害，我們看著好可憐，因為我們小，不敢犯法，那大的都有點鬧事。
晉曙光回憶説：男同學後來不願意了，就跑上臺去，把教官的板子奪過來，後來那個教官發脾氣，是耿教官，他説如果今天要不讓打他，大家都不能吃飯，後來同學們都説不吃飯。
張伯鈞回憶説：他把我們關到屋裏，院子裏鬧得很厲害，到後來，我們有些比較大的學生，看著那個軍事教官出去了，我們幾個人圍著把軍事教官就打了。
當年保育院的生活曾經是重慶電影界的拍攝對象，在一部名叫《表》的故事片中，真實反映了一所保育院靠資本家捐助維生的尷尬處境。
晉曙光的姐姐雖然倖免于難，但不習慣四川氣候的河南孩子還是接二連三地死去，天池山的坡下佈滿了一個個小墳堆。
孩子們越來越思念千里之外的家鄉。
那年冬天，馮玉祥將軍來到自貢看望孩子們,看到從前線搶救回來的第二代如此境遇，馮玉祥悲憤交加。他召集自貢的鹽商要他們捐款救救孩子們，而鹽商們誰也不願掏錢。
馮玉祥令衛兵挑一擔水放在門口説，我馮某遇到難事請諸位幫忙，這一桶水需要25000元，一擔水就是5萬，你們掏還是不掏？ 鹽商只好掏錢了事。
後來，馮玉祥將軍在縣城召開了募捐大會，那也許是孩子們最高興的一天。馮玉祥將軍慷慨激昂，為孩子們募捐了不少物品，使四川第六保育院順利度過了1941年的冬天。但以後的日子如何度過，孩子們想都不敢想。
四川第六保育院的情況，曾經引起重慶保育總會的重視，保育總會幾次派人與自貢鹽務局交涉，但鹽務局都以經費困難來搪塞，這也提醒了保育總會的常務理事們，就是必須控制散佈在各地的保育院的管理權，否則保育會教養難童的宗旨就不能有效實行。
重慶著名的求精中學，原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就在這兒辦公。
1939年10月20日至29日，保育總會召開全國保育院長大會，會議認為：假如收容來的兒童只有保養沒有教育，或者教育而不是針對抗戰建國的目標，那就失去了創辦保育會的意義，會議同時強調，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不是慈善事業，而是培養中華下一代的場所。
會議決定，保育院實施正規的學校教育，保育生由於沒有寒暑假，6年的小學教育縮短為4年完成學業。
鄧穎超明確指出：我們不但要救濟難童，尤其要以新的科學新的技術培養兒童，使他們成為新中國的主人，而不是奴隸。
根據中共南方局的精神，時任保育總會保育委員會主任的曹孟君提出了5條教導實施大綱，就是要保育教育合一，培養將來能夠承擔抗日建國重任的健全人才。曹孟君的教育大綱得到宋美齡的默許，為各個保育院指明了保教工作的總目標。
但是，一些國民黨員理事提出，要在保育院兒童中建立“三民主義少年團”，把保育生辦成培養國民黨力量的後備軍，企圖以此改變教育方針，當即遭到大多數保育總會常務理事們的反對，這一提案未能通過。
這是一場爭奪下一代的尖銳鬥爭。
這場鬥爭從保育總會一成立就展開了，特別是國民黨不斷掀起反共高潮時期，鬥爭尤為激烈。
當時居住在南川馬鞍山的保育會直屬第七院，被稱為“紅色搖籃”，她的院長叫杜彥桐，五四運動時期就讀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40年3月來到直七院。
她到任不多久，就碰上直屬第一保育院師生遭到國民黨軍方強迫解散的事件。
第一保育院的孩子是共産黨員羅叔章從湖北均縣帶到大後方重慶來的，由於學校老師對學生的進步教育，與當地駐軍發生衝突而遭到解散。
至今保育生們對那次事件還記憶猶新。
保育生霍素貞回憶説：當時的教材不是教科書上的，是從《新華日報》選擇出來刻的版，然後教我們讀的。
老師杜子明回憶説：那個時候沒有正式的教科書，當時我們就找報紙，《新華日報》是我們主要的教材來源，就教他們，把我所喜歡的教給他們。
霍素貞説：後來説國民黨要來查我們，有一天晚上，老師就告訴我們把作文本、把什麼材料都埋了，就是怕他來查我們。
保育生羅福安回憶説：後來就是從上面開始調，重新換院長、換老師，把紅的洗掉，就留女生，男生都分走了。
第一保育院遣散了200多名保育生，杜彥桐接納了這些苦難的孩子。
保育會直屬第七保育院這時共有480名保育生，但對這些孩子進行怎樣的教育，學校老師卻有不同的看法。保育會一些國民黨常務理事在第七保育院設立了國民黨監督機構，使學校變的危機四伏，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下對學生進行一些進步的教育，杜彥桐頗費了一番心思。
杜彥桐第一步就是改革教材。前任院長留下的課本仍是戰前那一套陳舊教材，杜彥桐完全將其取消，而代之具有時代氣息的《抗戰建國讀本》。
保育生李翔回憶説：那個時候我們上學所上的教材，不是説外面小狗跳小貓叫，不是那一個。抗戰建國讀本，我記得我念的第一課就是血，中國人民流的血；第二課是日本鬼子放的火；第三課，日本鬼子殺人放火；另一行是中國人民要反抗。這一課一課都是這樣下來的。
杜彥桐第二步就是調換老師，把思想進步的老師調到高年級帶語文時事課程，一些國民黨員老師則調到軍事體育課程上來。
但不久，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保育院的國民黨員突然趾高氣揚起來，並向杜彥桐提出要求，要求辭退學校的進步老師，在學校裏成立三民主義少年團，杜彥桐則搬出保育總會辦學規章制度，總會規定保育院為學生學習知識之場所，不允許學校存在任何黨派組織。
杜彥桐警告國民黨教員，如果無理取鬧，只好按照規章制度辦事。
總會秘書長張藹真是宋美齡的同學，她向常務理事鄧穎超再三保證，只要她們不出大門，特務機關就不敢進門抓人。
在1988年5月鄧穎超的一封信裏寫道：在保育總會的共産黨員，是得到宋美齡和保育會中間力量的保護和協助的，終於沒有受到極大破壞。
但國共兩黨共同發起的兒童保育事業卻遭到了沉重打擊，全國有14所保育院由於進行進步思想的教育，先後被迫解散或合併。
直屬第七保育院就險遭解散厄運，1942年6月18日，保育院裏的進步老師突然被捕，並要求學校停課接受縣黨部的檢查。
院長杜彥桐連夜奔波180多公里趕往重慶，第二天淩晨，她敲開了馮玉祥的院門，請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給南川縣政府打電話交涉。
第二天上午，李德全在保育總會常務理事會議上氣憤地説：敬業教書育人者被隨意抓捕，那保育院還如何辦得下去？當天保育總會出具公函，要求南川縣政府查清事實馬上放人。
雖然直屬第七保育院逃過一劫，但南川縣政府的刁難卻逐漸升級，他們鼓動地方勢力截斷保育院的用水來源，迫使保育院遷移別處。
類似衝突在四川各地開始蔓延開來，各地幫會民團組織紛紛排擠保育院，致使各處保育院一大半院長被迫離職，地方勢力乘虛而入，有一半以上的保育院被地方幫會頭目控制，保育生立刻成為他們任意奴役的對象，同學們稍有反抗立即就被趕走或抓走。
瀘州保育院就有30名保育生被警察抓走，關押在重慶勞動集中營，先後有10余名同學被折磨致死。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事業陷入危難之中，保育會常務理事鄧穎超立刻聯絡重慶軍政界民主人士，希望他們密切關注各地保育院的境況。
由於保育總會常務理事中進步力量佔優勢，中共南方局抽調了一批富有教學經驗又有鬥爭經驗的地下黨員充實到第一線任保育院院長，他們在地方警察的護送下走馬上任，其中就有教育家趙君陶。
趙君陶，192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曾經擔任湖北省婦女協會宣傳部長，她與愛人李碩勳參加過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後來丈夫李碩勳被國民黨殺害，趙君陶拖兒帶女隱姓埋名，在四川成都以教書度日。
1939年的春天，周恩來和鄧穎超打聽到了趙君陶的下落，忙命人把她從成都接到重慶紅岩村。一天，周恩來帶領一個小孩子來到鄧穎超跟前，這個小孩就是李碩勳和趙君陶的兒子李鵬，此時李鵬11歲。
周恩來和鄧穎超將趙君陶安排進了保育會，擔任直屬第三保育院院長，兒子李鵬被送到北碚陶行知先生辦的育才學校學習。
趙君陶來到設立在江北縣的直屬第三保育院，她一上任立刻發現這批從各地收容來的保育生，破壞慾望十分強烈，怪異孤僻的兒童佔了半數以上，這引起趙君陶的高度重視。王靜娟就是當年保育院的老師，她對往事還記憶猶新。
老師王靜娟回憶説:我記得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當老師，第一堂課學生就問，老師你多大了，那時候我也年輕呀，我也不怕，我説你説我多大了，你是不是看我教不了你，我這樣一説呢，學生也都不吭了。
院長趙君陶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家，她上任不久，立刻製定出一套針對問題兒童的心理治療方法。
老師王靜娟回憶説:我記得一個孩子脾氣很倔犟，但是她很會寫文章，很有腦子，就抓住她這一點給她做工作，後來關係還挺好的。
不久，趙君陶在重慶保育總會院長會議上，首先提出要關注保育院的問題兒童，這些無家可歸的難童在心理上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傷害，假如不在他們幼兒時期及時教育，他們長大走出校園後將危害社會。
在趙君陶的提議下，保育總會在重慶環境優美的枇杷山，開始籌建問題兒童表徵院。準備接收心理疾病較為嚴重的保育生，上海一批著名兒科心理專家成為該院的首批醫生。後來專家評價，這是中國教育史上開創先河的一件大事。
保育院的保育生在老師的精心培育下，從小就有了追求真理的志向。
北京電影製片廠于1979年拍攝的故事片《報童》，電影反映的是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社報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如何突破特務的阻撓，使抗戰時期的真實新聞能夠大白于天下的故事。這些機智勇敢的報童大多數就是從保育院出來的保育生，當年的報童林德道，至今對往事記憶猶新。
保育生林德道回憶説：有一些重要的新聞，報紙上不能登的像毛主席發表的一些文章，那裏頭有一些冊子都是不賣的，怎麼辦呢，就是公共汽車開的時候，他一開我們就從窗口裏一丟，丟了就跑，他打呀，打得很厲害，我的頭上很多傷痕都是打的，打得頭破血流。
當初我走上這個道路，完全是老師對我們的教育，要沒有老師的教育，也不可能有我後來的成長。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