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8年抗戰中，共收容流浪兒童3萬多名，成立40多所保育院，對難童進行新式教育，並一直培養難童到高中畢業能夠自食其力為止。這一公益行動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關注，因為在當時社會，公費集體養育兒童還是一個新鮮事物。
李公樸先生曾經寫文章説：即使不是為了這次抗戰的爆發，我們覺得以往中國大多數兒童的生活也太壞了，大多數貧苦兒童，平時得不到良好的教養，所以目前必須喚起國民的注意，趁此機會改進兒童的養教，增進兒童的集體教育。
1939年的冬天，南京傳出一條新聞：為建立大東亞帝國，中日小學生已經結成友好同盟，同時還連載了兩國學生互訪的照片，大肆宣傳中國學生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歡迎，兩國學生在中日兩國之間已經建立起友好的橋梁等等。
這一新聞使重慶抗日同盟發生不小的震動，一些人提議組織民間團體到日本訪問，以消除兩國日積月累的仇怨，而重慶的保育院最適宜，最能引起日本國民的同情。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立即發表聲明説：不知某些人是何居心，利用無知幼童達到投降之目的，全不顧中華民族之尊嚴，國人應該警惕。
12月4日，重慶新華日報積極響應，發表《加強淪陷區域的文化工作》，提出關注淪陷區和遊擊區兒童的搶救教育問題。
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汪偽政權時，第一步就是決定修改原有國民政府的教育制度，重編學校教材。
1940年6月20日，汪偽政權于南京召開教育行政會議，江蘇、浙江、安徽、湖北4省教育廳長參加，汪精衛提出，反共建國為一切施政方針，也是教育方針。
7月6日，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致函汪精衛，要求日語為江南各校的必修課。汪精衛立即電令各學校遵照執行。不久，日本秘密頒發《對支那宣傳策略綱要》，其中把教育中國兒童當成主要工作之一。
同時，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與汪偽政權商定，對統治區的中小學老師必須進行短期培訓，成績優秀的派往日本進行深造。
1940年12月中旬，重慶保育總會召開常務理事會議，討論制定關於敵佔區兒童的搶救事宜，並首先通過在浙江省、江西省設立至少五所保育院的決定。
1940年春節過後，保育會浙江分會和江西分會立即組織婦女戰地服務隊，深入日軍佔領區，動員學校師生向國民政府佔領區搬遷。
浙江保育院設在敵後根據地浙江碧湖天祿宮。
院長是28歲的李家應，中央大學教育係的畢業生，早就希望建立一所小學一試身手，但由於沒有經驗，她聘請地下黨員嚴金明為她的助手。
學校從此成為碧湖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避風港，學校的老師大多數也由嚴金明來任免。
參加保育院工作的教職員工，無論院長教員，月薪一律10元，而當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約15元，他們一日3餐和兒童一起吃，只有聘用一名醫生月薪50元，理髮員月薪14元，算是特殊的待遇。
浙江保育院比起大後方四川保育院來要艱苦得多，不僅經費難以落實，還時時處在敵人的直接威脅之中，保育院只有靠自力更生，獨撐門面。
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師生們共同墾荒1000多畝，除種植水稻蔬菜等農作物外，還大量修建校舍，改善住宿條件，後來保育院發展成為了一所農場學校。
這所越辦越特殊的學校，不久引起當地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注意，他們強迫李家應院長辭退思想進步的老師，見李家應不予理睬，最後通過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向李家應施壓。
1941年5月1日,，當地國民黨三青糰秘密決定，要把浙江保育院的進步老師一網打盡，但第二天他們突然襲擊保育院時，那些老師已經離開學校，透露這個消息的就是院長李家應。
5月中旬，中共地下區委安排一部分老師離開學校，到皖南地區參加了新四軍，不幸的是，這批老師參加新四軍不到半年，就在皖南事變中被捕了，他們被集體押運到江西關在上饒集中營，成為集中營裏一批頑強的共産黨員。
《上饒集中營》的電影，真實地再現了這批老師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1941年10月23日傍晚，這批老師同幾名新四軍戰士奪取敵人機槍兩挺，衝出了集中營，他們在武夷山區堅持鬥爭達半年之久。
這批老師的離去，對於浙江保育院來説，簡直就是釜底抽薪，特別是在1942年那場突然降臨的災難面前。
故事得從一次空襲説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決定對日本本土進行一次空襲，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計劃，組成了一支經過改裝的B-25雙引擎遠程轟炸機編隊，轟炸機由航空母艦運到日本東部海域。
1942年4月18日，美國轟炸機轟炸了東京、橫濱、名古屋等地，轟炸機完成任務後沒有全部返回航空母艦，其中有5架降落在中國浙江南部的衢州機場。
這是日本戰爭爆發以來本土第一次遭到空襲，日本國內馬上向上海日軍大本營施加壓力。日軍大本營認為，美國飛機不管從何地起飛，最後的降落地一定在中國，而中國浙江南部的機場距離日本本土最近，所以對日本本土的威脅也最大。
1942年4月30日，日軍大本營調集15萬部隊，突然向浙江南部地區發起進攻，浙江保育院措手不及，當天夜裏集合學生向大山裏逃去，他們賴以生存的農場校舍被趕來的日軍全部燒燬。
浙江保育院師生從此開始了長達2年之久的逃亡生活。在甌江上遊龍泉溪的崎嶇山道上，保育院的孩子們身揹行李，匆忙地趕路，他們沒有目標，只要離日軍越遠越好，那2年裏，1500多名孩子在山林裏生活，在山林裏完成學業。
1942年7月，一支日軍突擊隊發現了浙江保育院的行蹤，以為他們是國民政府要員的子弟學校，企圖抓住他們要挾國民政府，開始在山林裏追擊他們。
保育院院長李家應打聽到浙江西南部山區大溪住有抗日遊擊隊，帶領師生們往西南山區逃難。保育院隊伍剛到大溪，日軍已經跟蹤而至，師生們只好向更偏遠的雲和縣逃難。
他們更為艱難的時期是在1943年。
1月，汪精衛來到浙江杭州視察清鄉工作，他提出清鄉必須先清心，規定被佔領地區的中小學校，一律舉行思想大檢討，年幼的兒童在清鄉隊的欺騙下，紛紛揭發自己的父老鄉親。
安徽蕪湖一所學校在大檢討中，被抓走123個老師和74個中學生，日軍認為這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傾向，所以他們先後被殺害了，浙江金華、衢州等地也經常傳出學校老師被日軍砍頭挖心的消息。
在浙江南部山區流浪的浙江保育院，陷入沿途鄉鎮無人敢於接待的困境。重慶保育總會宣傳委員沈茲九女士，聯合《新華日報》、《大公報》向政府社會呼籲：救救浙贛戰區的學生，動員淪陷區撤退的青年，迅速回到淪陷區去，協助保育會搶救屠刀下的兒童。
浙江保育院不久在中共浙江工委的幫助下，撤退到靠近武夷山區的浙江西南山區，那裏曾經是中央蘇區紅軍挺進師開闢的根據地，他們得到了鄉親們的友好接待。
1943年12月，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為了鞏固中國佔領區，日軍準備從黃河北岸新鄉到越南河內之間開闢一條南北貫通的大走廊，在此計劃中日軍投入兵力達51萬人，而湘桂大戰則是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中國軍隊有所準備，但戰役一打響，還是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
1944年6月10日，日軍下達進攻長沙的命令，18日長沙失陷，5天后日軍就兵臨衡陽城下，這時衡陽教養院的800名保育生還滯留在衡陽城內，此時城裏亂作一團，市民紛紛向出城的唯一通道衡陽大橋跑去。
衡陽教養院大多數是10歲以下的兒童，僅靠30多名教職員工來帶領轉移，困難重重，他們尋找當地軍政部門的幫助，但那些官員們理都不理就匆匆逃命去了。
危急中，教養院老師們立即把保育生分成26個童子軍中隊，每隊30人，由一名老師帶領，向衡陽西南約300華里的東安縣城轉移。
衡陽教養院裏大一點的同學行動迅速，飛快跨過城西的衡陽大橋。
小同學和學校行李車由於城市交通阻塞，在第二天早晨才擠到江邊，此時日軍突擊隊已經接近衡陽大橋，一時難民隊伍大亂。
吳南生回憶説：一隊日本鬼子的突擊隊準備要去炸衡陽機場，在衡陽大橋兩面交火了，衡陽大橋事先在鐵路橋上安裝了爆炸物，就把衡陽鐵路橋炸了。
衡陽大橋被炸，寬闊的湘江成為無法逾越的天塹，老師們只好領著120名小同學到江邊碼頭，靠正在撤退的守軍幫忙，孩子們順利坐上了軍用渡輪，但渡輪剛行至江心，趕到江邊的日軍與對岸的國民黨守軍就開始激烈交火，江中的渡輪成為日軍攻擊的目標，很多船隻中彈沉沒。
這時，準備轟炸衡陽機場的日軍飛機從天而降，對著湘江的輪船狂轟濫炸.
渡輪上幾個會游泳的老師跳入江中，拼命遊到了對岸，回頭望去，江面上一大片屍體和船隻的碎片，120名孩子和其他老師已經不見了蹤影。
遷移到東安的衡陽教養院，這時加強了對保育生的安全管理，老師們發誓再也不能損失一個孩子。
7月9日，駐軍發來通知，日軍飛機可能轟炸東安縣城，衡陽教養院必須儘快向廣西撤退。老師們在東安尋找交通工具，但一無所獲。
下午，孩子們發現在東安教養院停著十幾輛大卡車，趕忙爬上去。東安教養院的老師和孩子們忙上來趨趕衡陽來的保育生。
雙方大打出手，衡陽來的保育生由於人多勢眾，終於獲得勝利，老師們無話可説，搶到交通工具就是暫時保住了生命。
雖然搶到了卡車,但由於人太多，大同學只好坐在車頂，沒想到幾個保育生卻不幸在汽車顛簸中摔死了。
“湘桂大撤退”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中最為悲慘的事件之一，幾百萬名難民為了躲避戰火，成群結隊向貴州、雲南逃去。
衡陽教養院的師生到達桂林，剛休息四五天，又傳來日本飛機要轟炸桂林的消息，他們跑到車站爬上了開往柳州的火車。
那是一段死亡之旅。
60年過去了，仍健在的保育生對那段曆險記憶猶新。
吳南生回憶説：從柳州開始，我們聯絡了兩個車皮頂頂，我們小同學坐車頂了，大同學從柳州開始老師就給你佈置了，明天從什麼地方會合，那些大同學就是越走越少，有些根本就沒到目的地，也不知道下落，我們這些小同學還坐車坐到廣西的六甲，但是到那個地方，又發生了霍亂症，死了不少人，那時沒有藥吃，死了就埋了。
蔣仕建回憶説：大家一到晚上都哭，想媽想爸想家鄉，哭得不得了，當時老師就給我們做遊戲，講故事，慢慢就好了。
保育生們兩個月後到達獨山，然而，此時的獨山並不太平。
當他們還在通往獨山的路上時，國民黨軍隊就在桂林柳州會戰中失敗，5天后日軍又輕而易舉佔領宜山，這時，通往四川重慶的交通要道獨山完全暴露在日軍的炮火之下，重慶的軍民頓時一片恐慌，蔣介石也不得不在峨眉山上設立了臨時指揮所。
獨山這時囤積著大量的軍火和物資，已經無法運走，國民黨守軍準備就地燒燬，逃到獨山縣城的保育生無論如何想不到，更大的災難在一步步向他們逼近。
1944年12月1日，距離獨山40公里處發現日軍的先頭部隊，衡陽教養院只好把100余名生病無法行走的學生和老師，委託給獨山隨軍醫療站，教養院的其他師生匆匆忙忙離去，向著更遠的目的地重慶逃去
吳南生回憶説：用現在的話説，就把我們100多個老師、學生、校工就丟到獨山了，過去説滯留獨山，實際上是帶不走就把我們丟了， 12月2日的晚上，獨山處理軍用物資，在獨山的不同角度燒起來了，那個火慢慢集中，全獨山都是大火呀，紅了半邊天，反過來看獨山都是亮的，那個炮彈、子彈爆炸，簡直驚天動地！
蔣仕建回憶説：獨山也是很繁華的一個地方，市場很繁榮，第二天我們醒來一個人都看不到了，大家都跑了，不知道哪兒去了，局勢緊張了。
由於6歲的吳南生重病纏身無法下床，吳長貴只好決定明天再走。
此時的獨山到處都是日偽軍，驚恐不已的幾個保育生逃到一個叫豆芽井的小山村，山村裏的老百姓也早已逃難，他們就躲在一個小屋裏一直呆到5天后日軍撤退。
獨山的陷落使重慶門戶大開，蔣介石忙從緬甸作戰的中國遠征軍中抽調精銳部隊，反擊日軍。
1944年12月8日，日軍撤出獨山縣城，幾個保育生回到隨軍醫療站尋找住院的同伴，可是眼前的情景讓他們驚呆了。
吳南生回憶説：那個房子已經燒成了廢墟，我們沒跑出來的老師、同學、校工全都燒死了，非常慘的，其中特別是在幾個門的地方，是向外爬的那些姿勢，哎呀，我是邊流淚邊看，人的皮膚都已經腐朽了，我們也無能為力，我們在那兒哭了一場。
獨山大火使衡陽教養院100多名師生遇難，僥倖存活的幾個保育生也陷入了困境。
一個多月後，當3個瘦骨嶙峋的孩子站在早已到達重慶的媽媽們面前時，教養院的媽媽們已經認不得他們了。
當年衡陽教養院的學生花名冊，在重慶張家花園，教養院老師按名冊清點人數時，好多名字無人應答，800多名保育生的衡陽教養院，這時只剩300多人，500名保育生在逃難中失蹤。
那天，全院師生大哭一場。
衡陽教養院在“湘桂大撤退”中的遭遇，震動了重慶保育總會。
保育總會于1945年初，停止了各地保育院遷徙到四川大後方的行動。作為補救措施，保育總會在進入四川的第一站萬縣和貴州的貴陽設立接待站，資助輸送淪陷區的學生在大後方求學深造，學生考入保育中學學習的，生活費用與學習費用由保育會全部承擔。
據1945年4月《新華日報》的一篇社論記載，江蘇、浙江、安徽約有20余萬中小學生從淪陷區逃向重慶大後方。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抗戰其間的作為，得到國外人士的關注，特別是1945年初，美國援華會一次向保育總會撥款4200多萬美元，這讓全國各地的47所兒童保育院，終於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