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保育總會與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協商，決定在重慶附近成立一所專收保育生的中學，享受國立中學待遇，這就是國立15中，又稱保育中學。
保育院進行的是小學教育，隨著年齡的增長，一些兒童該讀中學了。
9月初，保育中學開始接收四川境內各保育院送來的學生，學生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績優良的編入普通中學班，成績一般的編入職業班。
錄取的學生，學費與生活費由保育總會負擔，沒有錄取的仍然回到保育院繼續學習。
在中學裏，保育生是最為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從小脫離家庭，從小自力更生，從小就關注國家大事，因為他們都有切身體會，國家的安危與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所以一旦國家需要他們，他們就會義不容辭。
1942年7月，國民政府號召知識青年參加赴緬抗日遠征軍。
保育生李翎回憶説：就是兩條，第一是打日本，第二打完仗以後，回來繼續上學，就這兩條，大家都紛紛報名。
15中有70名同學報名參軍，當點名上車的時候，突然發現名冊注有給每個參軍人員多少錢的字樣，這使義務參軍的同學頓生懷疑。
保育生來健回憶説：結果，永昌這個縣政府把我們這20幾個同學賣了壯丁了，比如説農村出一個壯丁幾十萬塊錢，把我們頂他的壯丁。
李翎回憶説：後來知道以後，像潮水一樣打縣政府，打得他們沒處跑，那時候天不怕地不怕呀。
來健説：我們知道這個事情以後，我領著人打縣政府，把牌子都打掉了，縣政府裏面的人都跑光了，以後，他們來報復我，我們大家都站出來。
這時，縣政府派遣警察鎮壓，這更加激起同學們的怒火，他們在縣城遊行示威。此事驚動了重慶軍政當局，當地縣長趙宗煒被迫離職。
國立15中參加遠征軍的72名同學，被分配到中印緬戰區司令部第38師，師長孫立人。他們于1943年10月24日進入緬甸北部野人山，配合英國軍隊多次與日軍血戰，後來大多數學生犧牲了，他們成為為國捐軀的第一批保育生。
保育生在歷次參軍活動中都非常踴躍，消滅日寇早日回家是當年保育生的最大願望，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國立20中原來設在湖南湘西的芷江，一個美麗的湘西古城。
校長是從重慶派來的一個叫濮德超的黨棍，他一上任就焚燒進步書籍，對進步青年進行迫害，特別是他把總會發給學生做衣服的美國布料，在重慶就地倒賣，使學生對他十分不滿，但由於濮德超的高壓統治，學生們敢怒不敢言。
一次土匪襲擊學校事件，使學生更加看清了濮德超醜惡的嘴臉。
故事還得從陳納德説起。
1938年，飛虎隊隊長陳納德倡議在芷江修建軍用機場，周圍11個縣的2萬民工參加了這項工程。1943年底，陳納德率領飛虎隊120人進駐芷江機場，利用芷江優越的地理位置，不斷出擊，飛虎隊除經常與侵華日機進行空戰外，還擔負著掩護從機場起飛的重型轟炸機實施對華北、華中日軍駐地的戰略轟炸任務。
20中位於清水江的北岸，一到夏季學生們都到江裏游泳，居住在芷江機場的陳納德將軍也常常駕車來到這裡，陳納德得知學生的生活艱難，又是宋美齡主辦的學校，便有心幫助。
一次，陳納德從重慶駕機返回芷江機場時，把在重慶接受的慰問品空投到20中的所在地，周圍的百姓便傳言，陳納德的飛機從重慶給20中老師運來幾大箱薪金。災難從此降臨。
董之宜回憶説：那是民國33年3月3日，那天晚上我們毫無準備，半夜打槍了，高中部跑了個學生，説那邊土匪來搶了，我們嚇得都不敢出去。
那個夜晚，土匪進入學校見無錢財可得，十分氣惱的匪徒們隨即轉向女生宿舍，準備搶幾個女生回山，一位住校老師衝出來進行阻攔。
董之宜説：這個老師一干涉，土匪就給了老師一槍，老師當時就被打死了，就是王老師，後來聽説我們師範部女同學被拉走了好多。
吳勵之回憶説：那一次，搶走了18個女同學，打死了一個老師。
那天深夜,18位女生又哭又喊，縣城裏的警察和城防部隊無人出面阻攔。
校長濮德超想大事化小不讓學生報案，第三天才在受害者家屬逼迫下，通知了警察局。
幸好，土匪白天躲在山林中不敢走動，夜間才用匕首逼著女學生爬山過河，向土匪窩行進，直到5天后，一支警察部隊才追趕上土匪，救回了17位女生。
一位叫阮觀國的女同學因途中反抗，已被土匪殺害了。
這些女同學回校後，面對校長濮德超和當地政府十分氣憤，進行了集體絕食，這得到全校師生和許多社會人士的支持。
在保育總會的一再督促下，芷江縣法庭只好對沒有抓住的土匪開庭審判。
幾天后，警察局宣佈破案，在沅水岸邊槍斃了兩名學校的校工，而真正的土匪卻一個也沒有抓到。
徐秋水回憶説：官匪看來是互相聯絡，他們平常也不打土匪，土匪才會那麼猖狂。
此後，土匪仍不時在20中周邊騷擾，而日軍也開始轟炸芷江縣城，20中有兩名同學被炸死。芷江擁有的空中力量給侵華日軍及日本本土造成巨大威脅，日軍不斷派遣轟炸機飛臨芷江上空，並派遣突擊隊企圖消滅陳納德的飛虎隊。
不久，這裡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芷江戰役，芷江四週硝煙瀰漫，情況萬分危急。20中奉命疏散，西遷貴州玉屏縣，女子部併入貴州桐梓女中。
同學們都對學校的做法不滿，但畏懼濮德超的高壓手段，只好忍氣吞聲，但不久發生的一件意外事情，卻一下就激起了學生的憤怒。
1944年的春天，為了徹底打通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準備對緬甸北部日軍進行大反攻，國民政府又開始招收遠征軍了，由於是機械化部隊，主要面向機關學校，這天徵兵任務下達到了國立20中。
黎維新回憶説：青年人熱血沸騰，説我們還可以到遠征軍去，所以大家都報名，濮德超就答應大家説你們報名的話，還發給你們路費。
徐秋水回憶説：他就提出來説你們要參軍，走的時候還給你們一個人發8000塊錢的路費，歡送你們，提了一些優越的條件，有不少同學一是考慮到生活苦，一個是考慮到趁機報效國家，就參軍去了。
徐秋水回憶説：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學抗議，你不放人，我們報名參軍的同學一個不走。
黎維新回憶説：所以後來就“驅濮”，我們一定要把濮德超趕走，我們要換一個校長，我們要好好學習，我們要衣穿、要飯吃，結果一個禮拜連菜都沒有。
20中同學的抗議使濮德超惱羞成怒，他指使國民黨息烽集中營的軍警對學生進行鎮壓，不少學生只好離開學校四處流浪。
報名參軍的這批學生懷著複雜的心情走向戰場。
從1942年到1945年，保育院共有500余人參軍入伍報效祖國，有300余人戰死沙場，其中有100名女同學。
1945年夏，保育總會作為這些保育生的家長，受到國民政府的嘉獎。
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納粹德國軍事上連連失利，日本大東亞之戰也走到了盡頭，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大反攻的前夜。
中國時局的中心問題不再是是否繼續抗戰的問題，而是抗戰勝利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中國共産黨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熱烈響應。特別是長大成人的保育生，他們多麼希望有一個民主強大的國家，今後不再有戰爭，不再有四處流浪的難童，但不久後他們卻再一次陷入失望與憤怒當中。
育才學校設立在重慶北碚的一個小鎮裏，學生主要是來自各個保育院的保育生，育才學校70%的經費由保育總會負責。
蔣介石也許不明白，從前線搶救出來的第二代，幾年後怎麼都成為他的反對者了呢？這是他當初怎麼也沒有預料到的。
8年抗戰生活，使保育生懂得了什麼叫恨，什麼叫愛，恨侵略中國的日本兵，也恨國民黨派到保育院來的特務，愛她們的老師和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
在保育院，孩子們從國民黨和共産黨分別派來的老師對他們迥然不同的態度上，明白了誰是真正的好人，應聽誰的話跟誰走，做怎樣的人。
後來，有不少保育生克服困難，跑到了延安。
也有不少保育生在前往延安途中，遭到特務和國民黨官兵的攔截，受盡了殘酷的折磨。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應該是那個年代最為幸運的孩子。
黃義先回憶説：那時候中央領導經常到我們學校來，尤其周總理，一到延安的時候，總得要到我們那兒去一下，大家都很歡迎他。還有林伯渠，他也經常到學校去，那個朱德是最喜歡小孩的，還有個照片呢。
蔣祖慧回憶説：一見了朱司令就好像見了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似的，我們後來聽老師講，他對我們的生活特別關心，當時有點吃的不好，他把部隊節約一點，讓我們吃的好一點，他説這些娃娃將來都是我們後代，將來還要靠他們，所以我們今後就是革命的後代這一點，在我們腦子裏烙印也比較深。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多為軍烈屬子弟，老師對他們有些嬌生慣養。
毛澤東發現後，立即找學校領導指出：“這樣的想法與作法，不但教育不好孩子，反而會害了他們。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在保護孩子們安全健康的同時，認真、嚴格地教育和鍛鍊他們，決不要嬌養。”
延安保育生是幸運的一批，也是不幸的一批。
1941年以後，日本集中60%的侵華兵力進攻華北抗日根據地。保育院經常接到孩子父母陣亡的消息，共産黨的高級幹部經常來看望孩子們，儘量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
李大立回憶説：領袖和孩子也是非常親密，對我們真的是非常喜歡的，特別是有一些父母沒有的，都到蔡暢、鄧穎超那個地方去，所以在延安我們都是蔡媽媽、鄧媽媽這樣稱呼。
蔣祖慧回憶説：當時私有觀念比較小，有什麼大家互相分，另外，就是你的爸爸是多大首長我們不關心，反正是你的爸爸等於也是我們的伯伯叔叔，這種大家庭的氣氛非常濃。
延安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圍、軍民平等的現象，更是影響了這些保育生們，正是因為如此，延安成為當年國統區保育生心目中的一塊聖地。
1945年6月，一支從緬甸戰場撤退回國的中國遠征軍，奉命駐紮在中條山一帶。其中一批保育生軍人得知，他們的任務是時刻準備進攻延安，保育生們聽到這一消息紛紛脫下軍裝逃離部隊，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事件。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了，那一天，延安城沸騰了。
歐陽代娜回憶説：日本投降給我們中國人民帶來的那種喜悅、那種狂喜，大概在解放區和國統區都是一樣的，覺得8年抗戰不容易，咱們終於勝利了，但是緊接著很快延安就討論一個問題了，説抗戰勝利以後怎麼辦。我記得當時我還寫作文，老師給我們出作文題目，日本投降以後我們向何處去，所以當時都是議論一些很大的事情。
抗戰勝利後，延安保育小學大班的孩子們不少分配到黨中央擔任機要秘書，由於中國政局的變化，他們稚嫩的肩膀，過早地就承擔起與他們年齡不相符的重任。
歐陽代娜回憶説：延安的孩子大半都是我們這樣的道路，可以説和平的時候我們學習，一旦戰爭起來就毫不猶豫地聽從分配，所以第一天跟我談話，第二天我自己背著行李到楊家嶺報道去了。
抗戰勝利後，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已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但她們暫時沒有解散，在觀望等待，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局忽然風雲驟起，使保育會的創辦者們憂心忡忡……
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蔣介石3次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主席要不要去，這一話題引起延安軍民的廣泛討論，延安保育院也不例外。
歐陽代娜回憶説：當時延安的人們都在討論到底該不該去，當時沒有一個人同意毛主席去的，都説不該去，幹部當中也説不該去，延安是99%的人都不同意去，只有1%同意去，這個1%是誰呢，就是中央政治局，首先毛主席自己説應該去。
8月28日上午11時，毛澤東、周恩來在赫爾利和張治中的陪同下，乘機飛往重慶。一月後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中國局勢得到暫時緩和。
這時的重慶保育總會，正在召開最後一屆保育院院長會議。
在抗戰8年中，宋美齡、鄧穎超、李德全、曹孟君、徐鏡平、趙鬱仙、杜彥桐、李家應等50名女士，由於保育難童有功，被國民政府授予勝利勳章。
在1988年保育會成立50週年紀念日裏，鄧穎超致函宋美齡，信中説：回首當年，國難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戰，促成國內團結，爭取國際援助，弘揚抗日民氣，救助難童傷兵，厥功至偉。
1984年，鄧穎超80歲生日時，宋美齡從美國託人將一隻水晶兔送給她作為生日禮物，時隔40多年, 宋美齡仍然記著鄧穎超的屬相。
1946年年初，曹孟君受保育總會委託，向社會公佈保育會8年來的工作，在抗戰當中，國共兩黨婦女精誠合作，共同拯救難童，表示欣慰；對戰時1000難童只救出千分之三，表示十分遺憾；對1939年至1940年期間，保育院每年死亡兒童400人以上，表示十分悲痛。
4月，保育院的孩子們由總會發給“保育生升學證”返回家鄉，他們持有此證可以在家鄉的學校免費繼續學業。找不到親人的孩子仍然留在原來保育院繼續學習。
抗戰勝利了舉國歡慶，這時保育院的孩子們想到的是早日回家，畢竟離家已經8年了。回家的孩子們先到重慶，然後分兩路東下到武漢，一路坐木船順長江到武漢，一路坐汽車由川湘公路經湖南到武漢。
難童們加入保育院時，大都是10歲以下的兒童，這時他們已長大成人，8年前的故鄉親人已經變得模糊不清。
保育生李翔回憶説：回來後，我認不出來哪個是我娘哪個是我嫂子，8年沒有喊過娘，所以我光瞪著個眼辨別誰是我娘，光往這想不知道喊，後來我小妹妹就叫我，哥你弄什麼了，你回來都不知道喊俺娘？我也沒有法解釋，你怎麼解釋呢？
武漢，是抗戰初期兒童保育會創辦之地，當時的武漢是一派高漲的抗日救亡景象，而抗戰結束後，這裡卻瀰漫著內戰的陰雲，國民黨的部隊通過武漢正被運往大江南北，這不禁使保育會的創辦者黯然神傷。
8年來，保育總會收容教育難童29849人，其中升入中學的6389人，升入大學的104人，在職業技術學校學習的2382人。
1946年9月15日，兒童保育會在《新華日報》刊登了結束啟示。
曾經培育過128名保育生的陶行知先生這時也不幸去世。
保育會把無家可歸的兒童轉交國民政府社會局，由此，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退出了風雲際會的歷史舞臺。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