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速覽]《第42集》罪與罰 |
1945年，戰爭仍然在北非進行著。
歐洲大部分，包括蘇聯西部都已成一片瓦礫。
東南亞也淪為廢墟，經濟幾乎完全癱瘓。
中國受到的苦難是毀滅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要比25年前的一戰更加悲慘。
大約五千五百萬人在戰爭中喪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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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天使”約瑟夫 門格爾 |
因此防止未來國家間的武裝衝突的需要，要比1918年11月的時候更加來得迫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人們成立了國際聯盟，希望能夠用它來維護戰後世界的和平。
國際聯盟是世界上第一個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它反映了20世紀世界已發展為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的現實。國聯盟約宣稱，國聯成立的宗旨在於“促進國際合作，保證國際的和平與安全”。
但國聯的軟弱很快就被證明了。自30年代起，當日、德、意等國先後向外擴張時，理應出面制止侵略的國聯在英法操縱下卻節節退讓，不斷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
國聯沒能夠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二戰之後，要防止未來更具破壞力的戰爭，人們可以做什麼呢？
1941年8月，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加拿大進行了歷史性的會晤，制定了大西洋憲章。正是根據這個文件，聯合國誕生了。第二年1月，與軸心國交戰的至少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宣佈以《大西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作為盟國的共同綱領。
1945年 4月25日，在蘇聯紅軍與英美聯軍在易北河勝利會師的同一天，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大歌劇院如期舉行。
《大公報》特約記者蕭乾在當天下午五點二十分往重慶發送了一篇電文，記錄了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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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 聯合國制憲會議 |
“下午二時，突然落雨，一些政治悲觀論者認為是不祥之兆。但會議開幕前，陽光又普照大地。舊金山行政中心顯得整潔爽快，會議定四點半開始，三時左右歌劇院中已擠滿了人，……”
會議由美國總統哈裏 杜魯門主持召開。
同期聲：“要是我們都不想在戰爭中一起死去的話，就要學會如何在和平中共存”
第二天，《大公報》全文刊登了杜魯門在舊金山會議上的講話。
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中國共派出包括宋子文、顧維鈞、吳貽芳和董必武的十位代表參加了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並且在6月25日作為第一個簽字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聯合國憲章》于10月24日起生效，聯合國正式成立。
另一個維護戰後和平的方式就是對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了罪行的戰犯進行審判和懲罰。
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1942年一月。這一年，軸心國在佔領土地上進行了大肆屠殺，消息傳來，在倫敦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希臘、挪威、波蘭、南斯拉伕等八國流亡政府警告説，所有罪行都將組織法庭進行審判，繩之以法。
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協約國也曾經組織過一次審判。
1945年8月8日，蘇美英法四國政府在倫敦正式締結了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並通過了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而後，根據這個憲章組成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首要戰犯進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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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倫堡審判 |
這次史無前例的審判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
當時的德國一片混亂。對於德國人民來説，自己國家的所有基礎建設幾乎全部被毀，他們的未來完全沒有著落。食物極其短缺。盟軍盡力為德國平民提供最基本的口糧。
大量的德國投降士兵被關押在臨時匆匆搭建的戰俘營中。戰俘營的條件十分惡劣，而且食物嚴重短缺，這是因為此時盟軍自己的軍需物資也已經捉襟見肘了。
所有的德國海陸空士兵都必須接受審查，主要目的是確定這些士兵的真實身份，看看他是否犯下戰爭罪。黨衛軍成員都是重點懷疑對象，所以不少黨衛軍士兵極力隱瞞自己的身份。
但是，每個黨衛軍的手臂上都有自己的編號刺青，因此人們很容易將他們辨認出來。
企圖隱瞞自己身份的人裏有一個是海因裏希 .希姆萊，他是德國黨衛軍和蓋世太保的最高首領。在被英軍逮捕以後，希姆萊吞下預先藏在自己口中的氫化物藥丸，自殺身亡。希姆萊的妻女最初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她們在意大利北部落腳以後，才得知希姆萊的死訊。這個手上沾滿了猶太人鮮血的戰犯，在家人面前卻一直扮演著好丈夫好父親的角色。
這是納粹德國的最後一任最高元首，海軍總司令卡爾 鄧尼茨和他的政府成員被逮捕時的情形。另一個被逮捕的納粹頭子是赫爾曼 戈林。希特勒在臨死前幾天曾經指責戈林是國家叛徒，解除了他的一切職務，並把他軟禁在家中，因為那時戈林想要取代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
採訪：戈林在戰爭中的主要罪行和他被捕的經過
當時在歐洲採訪的蕭乾參觀了紐倫堡監獄，他曾經從木板縫隙裏看到了戈林：“這位顯赫一時，殺人不眨眼的元帥正蹲在草地角上，愁眉苦臉地嘬著一支雪茄。”
歐洲國際軍事法庭的地址最後定位在紐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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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 |
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境內的紐倫堡，是一座具有千年曆史的古城。它也是是德國納粹黨人的精神大本營，德國納粹運動的發源地。納粹黨興起後，每年的黨代會都在此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它又成為納粹黨首腦的鷹巢。在第三帝國雄霸天下的日子裏，納粹黨的頭面人物經常在此出入。
採訪：為什麼審判地點被定在紐倫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點03分，特別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市法院的開庭。
起訴書對24名德國納粹分子和6個德國納粹組織或集團提出指控。
24名被告中有21名出庭受審。
其中有戈林，他于1939年被宣佈為希特勒的繼承人，曾是納粹黨內的第二號領導人物。他幾乎參與了希特勒所有戰略決策和作戰計劃的制定，並指揮德國空軍配合地面部隊進行了瘋狂的作戰行動。
約翰 裏賓特洛甫，納粹德國所謂天才的外交家，1938年任外交部長。曾參加納粹一系列重要會議，策劃和推動侵略戰爭。
威廉 凱特爾，納粹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是最受希特勒寵愛的德國陸軍元帥之一；
朱利葉斯 斯特雷切，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他是屠殺猶太人的主謀，被稱為天字第一號猶太迫害狂，；
卡爾 鄧尼茨，希特勒最後指定的繼承人，納粹海軍元帥，潛艇部隊司令，是狼群戰術的創始人，被盟軍視為面目猙獰的海底魔王。
出庭受審的21名戰犯，在納粹統治德國和爭霸世界的年代裏，充當著希特勒了左右臂，給歐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
審判條例將對戰犯起訴的理由，也就是戰犯的主要罪行，歸納為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這三項罪名在東京審判時沿用於日本戰犯，並被聯合國通過為國際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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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 維森塔爾 |
特別國際軍事法庭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法庭審訊，共開庭403次，237名證人出庭作證，提交了30多萬條書面證明材料。法庭英文審判記錄長達17000頁。21名出庭被告全部聲辯“無罪”。蕭乾曾經寫到：“那時我想，既然明知道這些傢伙做盡傷天害理之事，就是上一百次絞刑架也不為過。何以還准許他們當庭大放厥詞，甚至還為他們請來律師辯護？” 許多人和他一樣對法庭對這些罪行確鑿的戰犯仍然。
1946年9月30日，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宣讀了長達250頁的判決書。最後法庭做出了判決：判處赫爾曼 戈林等12人死刑，魯道夫 赫斯等3人無期徒刑。另外4人被判處15到20年的有期徒刑，3人被判無罪。
1946年10月1日下午，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閉庭。被告裏施佩爾、鄧尼茨等6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被告戈林上訴，要求改絞刑為槍決。但所有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法庭原判。
但赫爾曼.戈林仍然逃脫了絞刑。在等待服刑的時候，他服下了一粒氰化物藥丸，自殺身亡。
對於沒有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來説，柏林的施潘道監獄就是他們的歸屬。他們由佔領國的軍隊輪流看守。服刑時間最長的是魯道夫 赫斯。他是納粹德國國防委員會成員，納粹黨書記處負責人，希特勒的第二繼承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中自殺身亡。他死後，施潘道盟國軍事監獄立即被拆毀了。
其他歐洲國家也進行了各自的戰犯審判。很多情況下，被告也被判處了死刑。
曾經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也對叛國者和曾與德軍合作過的人進行了審判。挪威審判並處死了1940年曾鼓動德國入侵挪威的韋德昆.吉斯林。法國審判並監禁了亨利.貝當元帥，他曾是法國的民族英雄，但在1940年6月法國戰敗後，他成為了維希政府的領導人。
在世界另一邊的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也在進行。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1948年11月12日便結束。一共對28名戰犯進行起訴，共開庭818次，最終28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
但是，依然有人逃脫了法律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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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西曼接受審判 |
1946年5月3日上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當天，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兩次突然拍打坐在他前面的東條英機的禿頭。當庭長下令把大川周明帶出法庭時，他一邊掙扎一邊高喊：“我要殺死東條！”第二天，法庭准許大川周明退庭去進行精神鑒定，醫學專家最後認定他患有精神病。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宣判後不到兩個月，大川周明被釋放。奇怪的是，他的瘋病居然好了，從此逍遙法外。
參加東京大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敖，在他1962年開始寫作的回憶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對大川周明法庭前後的表演曾經這樣評述：“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逃脫正義審判不只大川周明一人。很多德國戰犯在戰爭結束後潛逃到了其他國家，逃脫了應得的懲罰。
瓦爾特 勞夫是一名頑固的納粹分子和前黨衛軍成員，勞夫是“流動毒氣車”的發明者，在東線，10萬猶太人、俄羅斯人和遊擊隊員被極其痛苦地殺害在這種車子裏。但是，他卻逃脫了審判，他死後被埋在了南非，昔日的同黨向他的墓碑行納粹禮。
勞夫是一名雙手沾滿了鮮血的戰犯，可是，同其他千萬個戰犯一樣，他也絲毫未將其在二戰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放在心上，一直逍遙于法外。
在作為戰犯的納粹集中營醫生中，門格爾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
他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男女囚犯們稱為：“死亡天使”。
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首先要經過門格爾的挑選，那些被選出來的人都是一些老弱病殘，孕婦和兒童，他們被徑直送進了毒氣室。至少有38萬人經他挑選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另外，門格爾還選擇囚犯用於殘不人道的醫學試驗。
戰爭結束後，儘管同盟國提出要把戰犯們一一捉拿歸案，許多戰犯于1945年之後還是逃脫了法律的制裁。他們之中就包括惡名昭著的約瑟夫 門格爾。
1949年春，門格爾逃到阿根廷，與另外兩人匯合，門格爾在這裡住了一段時間，他儘量隱瞞自己的身份，並且不斷地改變著行蹤。
十年後，門格爾獲得了巴拉圭的國籍，兩年後又轉到巴西定居。
1979年2月5日，門格爾在家中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1985年6月世界新聞界聚集到了聖保羅附近的一個小城觀看了一座墳墓的挖掘，這座墳墓的名字是沃爾夫岡 格哈德，然而，裏面掩埋的卻是約瑟夫 門格爾。
一直致力於追捕納粹戰犯的奧地利猶太人西蒙 維森塔爾不肯相信他追查多年的敵人，已經再也不用接受法律的制裁了，但是，1992年，通過從門格爾屍體獲取來的血樣和其家庭提供的標本的對比結果使英國科學家們肯定地説，他們可以向所有大屠殺的倖存者和他們的家屬保證，約瑟夫 門格爾確實已經死亡。
不過，維森塔爾和他的同伴們從來沒有放棄對象門格爾這樣的二戰戰犯的追捕。他們下定決心通過這種形式，來向未來一代敲響警鐘，避免二戰大屠殺悲劇重演。
阿道夫.艾希曼是納粹大屠殺政策制訂者之一，在被屠滅的600萬猶太人中，大約有200萬猶太人的死跟他有極其緊密的關係，在納粹德國瀕臨滅亡的時候，就是他大力推行意欲斬盡殺絕猶太人的“徹底解決方案”，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的運輸和屠殺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負責的。
戰後，艾希曼逃避逮捕，他于1950年5月偷渡到意大利，在那裏，一個深知他真實身份的神父，給了他一本化名克萊門特的護照，並幫助他逃到了阿根廷。
1960年，由於西蒙 維森塔爾所做的巨大努力，艾希曼被以色列的秘密特工綁架，使他在耶路撒冷受到審判。由於有不少倖存的大屠殺受害者出面作證，以色列政府將艾希曼安排在防彈玻璃後受審。面對控訴，艾希曼全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
最終，大量詳實的記錄以及倖存者們的證據決定了他的命運，他因戰爭罪而被判處死刑，並於1962年5月31日走上絞刑臺。
被稱為“里昂屠夫”的克勞斯.巴比，則在戰後逃到了玻利維亞，1983年，法國政府將他引渡歸案，並以“反人類罪”判處巴比判終生監禁。
2005年9月20日，曾將1100名納粹戰犯被送上法庭西蒙 維森塔爾去世，享年96歲。
無論是聯合國的成立還是戰後審判，都是人們在二戰結束之後，希望能夠在今後避免戰爭而採取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人們意識到現代戰爭已經擁有了毀滅性的破壞力量。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戰爭卻常常處於一觸即發的邊緣，冷戰和它帶來的核軍備競賽在二戰結束後，很快就成為了籠罩在整個地球之上的巨大陰雲。
（CCTV《探索 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