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8年，歐洲大陸佈滿戰爭陰霾。

　　3月12日，希特勒納粹軍隊在這一天越過了德國與奧地利邊境，出現在了維也納的街頭。這次入侵將奧地利綁上了納粹的戰車，無數奧地利人的命運從此改變。鮮為人知的是，它也使一位駐維也納的中國外交官作出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抉擇，他叫何鳳山。

　　這是一位被歷史湮沒了60多年的人物!在他的身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故事呢？

　　1901年夏秋之交，何鳳山生於湖南益陽，七歲喪父，家境貧寒，母親無力撫養他，只好把他送到挪威信義教會。刻苦求學的他考入美國人在湖南辦的雅禮中學和雅禮大學。1926年，他又以優異成績申領到德國慕尼黑大學獎學金，留學德國。1932年，獲得該校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

　　何鳳山學成歸國後，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1937年，被派往中國駐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公使館，擔任一等秘書。

　　奧地利位於歐洲中部，號稱歐洲的心臟。它的南部是著名的阿爾卑斯山，首都維也納是一座擁有1800多年曆史的古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匈帝國瓦解，但維也納在歐洲仍居重要地位。其居民組成95%為説德語的日爾曼人；猶太人有18萬，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

　　何鳳山當時36歲，精力充沛，滿懷希望為祖國的外交事業貢獻盡力。然而，他所處的世界卻動蕩不安：

　　1933年，德國納粹上臺。利用一戰失敗割地賠款的民族復仇心理，希特勒在德國推行納粹主義，叫囂擴軍備戰，企圖征服世界。

　　1937年，日本悍然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入侵中國。所謂“弱國無外交”，身處歐洲的何鳳山等一批中國外交官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維護著祖國與外界聯絡的外交通道。

　　1938年3月，在英法綏靖政策縱容下，希特勒將納粹軍隊開進了奧地利。隨後，他宣佈這個德國南部鄰邦、居民多屬日耳曼民族的國家成為德國的一個省。

　　奧地利失去了獨立，對於各國外交使團的影響就是公使館一律撤消，而降級為總領事館。中國也不例外。

　　在這次機構人事變更中，派到維也納僅僅一年的何鳳山臨危受命，由一等秘書升任總領事，負責原奧地利地區的護照簽證事務，組織上歸中國駐柏林公使館領導。

　　德國吞併奧地利後，反猶運動在奧地利肆無忌憚地展開。作為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的維也納變成為猶太人的恐怖之城。根據希特勒上臺後頒布的法律，猶太人屬於劣等民族被剝奪了公民權，禁止擔任社會公職，被排擠出經濟部門，猶太人商店一律關閉。自1939年起，納粹當局強迫猶太人大規模移居國外。1941年7月，納粹德國繼而對猶太人實施“最後解決方案”，即種族滅絕。德國本土，以及被德國佔領的奧地利、捷克、波蘭、蘇聯等國約600萬猶太人在最後解決方案中被殺害，佔戰前歐洲猶太人總數的60%以上。

　　對於猶太人來説，留下意味著集中營和死亡；離開，才有可能生存。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擁有外國的簽證才能離境。然而，當時歐洲由於宗教的、歷史的原因，反猶主義十分盛行；歐美幾個有影響的大國中，英法實行綏靖政策，不願因為猶太問題而得罪希特勒，意大利、西班牙是德國的盟友，而美國保持中立政策，無心捲入歐洲爭端。同時，由於3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深受失業困擾，因而排斥外來移民。英法美都制訂了十分苛刻的條件，嚴格限制猶太移民的數量。

　　奧地利猶太人每天心急如焚地來到各國領事館前大排長龍，申請簽證。但履行了繁瑣的手續，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後，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最後被告知移民數額已滿，簽證遭拒絕。

　　當時，幾近絕望的人們也來到了中國駐奧總領事館前。令他們擔心的是，中國總領事何鳳山會怎樣答覆他們呢？會為他們頒發“生命簽證”嗎!

　　1937年“八一三”事變之後，上海的租界變成一個開放的領土。任何外籍人士進入時，不需要檢查簽證和護照。上海成為不設限的東方“自由市”。走投無路的猶太人難民因此將最後的希望寄託于前往上海。但按照納粹德國的法律，他們離開德佔區時，仍然必須持有中國公使館的簽證才會獲准放行。

　　面對無數的猶太人迫切地申請簽證，當時的何鳳山究竟是怎樣的心境呢？遺憾的是，這本回憶錄並沒有作出詳細描述。今天，根據何鳳山的家人回憶，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何鳳山當年的心路歷程。

　　看到奧地利被德國吞併，想到正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祖國，何鳳山更容易看清納粹的侵略本質。當時，希特勒掀起的納粹主義狂熱讓他發自內心地厭惡。

　　隨著納粹主義的日益猖獗，何鳳山耳聞目睹一些他認識或陌生的猶太人遭到歧視、毒打。德奧合併尚未滿一個月，第一批猶太人已被押送到達豪和布肯沃德這兩個臭名昭著的集中營。種種跡象表明，希特勒已經在大規模地搜捕猶太人，將他們關進集中營，並即將對他們舉起屠刀。

　　何鳳山決定做些什麼來幫助猶太人，然而，他能做些什麼呢？

　　可以想像，當無數充滿生存渴望的猶太人擁擠到中國總領事館門前，何鳳山是如何的於心不忍。但是，如果他決定頒發簽證，而且少量頒發簽證也無濟於事時，他面臨雙重壓力。首先是來自納粹的威脅。

　　納粹德國是一個利用恐怖手段實行獨裁統治的極權國家，它建立起組織嚴密的蓋世太保、黨衛軍和集中營，對所謂劣等民族、共産黨人以及政治異見分子進行無情迫害。儘管外交官具有外交豁免權，但在納粹肆虐的年代，任何被視為與納粹作對的人和他的家人都可能面臨難以預料的風險，包括秘密警察的人身威脅。

　　此外，必須提到的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和德國正處於一段特殊的緊密關係之中。

　　由於致力於擴軍備戰，納粹德國急需鎢、銻等戰略物資，而中國華南各省的這些礦産資源儲量豐富；另一方面，中國出於抗擊日本侵略的需要，也迫切希望從德國進口先進的武器裝備。因此，20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納粹德國與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之間，曾經在軍火和戰略物資方面交易頻繁。

　　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一度十分推崇納粹德國的軍事體制。他在聘請德國高級軍事顧問的同時，還選派一些優秀的青年軍官到德國去受訓。 1937年，他把兒子蔣緯國派往德國慕尼黑軍事學院學習軍事，獲授德國陸軍少尉軍銜。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經出面調停中日衝突。出於戰略需要，為了拉攏中國，希特勒還送給蔣介石一件軍用披風。

　　1933-1938年這五年，中德雙方的往來達到高峰，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中德分道揚鑣。

　　可以説，上世紀30年代中期，蔣介石一直奉行親德政策。作為這一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中國駐柏林公使館曾經對下屬有過明確的訓示：切勿因猶太問題影響中德邦交。

　　作為一名外交官，何鳳山不可能不意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給猶太人簽證的風險。一方面，它可能會惹惱納粹當局，給自己及家人帶來巨大的危險，另一方面又將會被指責為破壞中德邦交，危及自身前途。當年，擺在何鳳山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艱難的抉擇!

　　多年後，當人們探究何鳳山的內心，從他的回憶錄中人們發現，當時，還有另一部分人的觀點影響了他的抉擇——

　　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後，曾經呼籲團結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對於當時遭受迫害、和中華民族有著相似命運的猶太民族，孫中山公開表示同情，他表示猶太民族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貢獻，也應該在國際上贏得一個光榮的地位。1933年，宋慶齡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強烈抗議納粹的反猶暴行，聲援猶太人民。1939年，鋻於歐洲猶太人情勢危急，沒有國家願意接受猶太難民，中國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秉承父親孫中山的遺願，提出在雲南劃區安置猶太難民的議案。由於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居重慶，這項議案最終夭折。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國民政府內部始終存在著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和同情。

　　何鳳山顯然深受這種觀點影響。當他面對無數充滿求救渴望的猶太人，他的內心，一定在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和人道主義的人類良知之間，經歷了反復的較量!

　　今天的人們無從知曉當年何鳳山內心鬥爭，猶豫徬徨的過程，但人們知道，他最終作出了抉擇，那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具風險的抉擇：挺身而出，不顧個人安危前途，向危難中的猶太人伸出援救之手。

　　1938年7月，絕望的氣氛籠罩在奧地利猶太人的周圍。大批猶太人被公開或秘密地逮捕，剩下的如果不及時離開，等待他們的仍將是集中營。有一個17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塔，他的11位親人都被抓進集中營。如果不能在規定期限內搞到出境簽證，他的親人和他自己都將結局悲慘。

　　艾瑞克歌德斯塔的經歷頓時在猶太人中間秘密傳開。人們知道了中國領事館採取了開放的政策，於是，更多的猶太人聚集到中國領事館前。何鳳山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

　　1938年11月9號到10號，是納粹迫害猶太人的一個高潮。那個恐怖的夜晚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水晶之夜”：納粹黨徒縱火焚燒猶太教堂，瘋狂搶砸猶太人開的商店，無數猶太人商店被劫掠一空，滿街都是打碎的玻璃。在這一晝夜，有3萬多名猶太人被關進了集中營。

　　就在10號早晨，何鳳山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他的猶太朋友羅森堡打來的。

　　何鳳山的話震住了蓋世太保。雖然當時中國是一個正遭受侵略的弱國，但是，因為特殊的中德緊密關係的存在，蓋世太保卻不得不有所顧忌。

　　在獲得何鳳山簽證而得救的猶太人中，有各種各樣等級身分的人物。其中還有這麼一位醫生，他叫羅生特。

　　羅生特醫生是奧地利的一名左翼人士，1939年，他孤身逃離納粹的魔爪，來到了上海。不久參加了新四軍，和中國人民一道抗擊日本法西斯。後來他成了四野一縱的衛生部長，被譽為新四軍中的“白求恩”。

　　解放後，羅生特回到奧地利，才獲悉他的家人大都死於納粹的集中營。1952年羅生特在以色列病逝。他的一個侄女，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從羅生特當年的護照上發現，他的簽證正是何鳳山簽發的。

　　何鳳山有求必應給猶太人發簽證的消息終於傳到了中國駐柏林公使館，引起了上峰的不滿。駐柏林公使陳介以影響中德邦交為由向何鳳山提出嚴重警告。何鳳山頂著壓力繼續我行我素，但讓他沒想到的是，這時，使館上下出現了一個傳聞。

　　何鳳山靠發簽證斂財的謠言最後不攻自破。但是不久，他的所作所為引起了納粹當局的注意。一個隨之而來的後果是，駐奧總領事館租住的樓房出現了麻煩，納粹當局藉口它原是猶太人産業而沒收拆毀。

　　失去了領館，何鳳山向上司申請搬遷經費，但上司早就遷怒于他，託詞拒絕。身陷困境的何鳳山不禁感慨：“分文不給，還來了一頓官腔，我非巧婦，竟作無米之炊!”

　　從1938年到1940年，何鳳山已經發放了兩年的“救命”簽證。兩年裏，究竟有多少猶太人因此而免遭納粹毒手，何鳳山本人從沒作過統計，至今，學者對此仍然探討不休。

　　調離維也納後，何鳳山後來歷任駐非洲、中東等國大使，但國民政府外交部對他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見。1997年，何鳳山病逝于美國舊金山，台灣無人過問。

　　何鳳山給猶太人發放“生命簽證”，在今天看來，它體現了危難時刻作為一個“人”的正義感和同情心，但在當時何鳳山卻背負著損害國家外交利益的指責。這樁義舉被塵封于歷史長達60多年。

　　上世紀90年代，一部電影<辛德勒名單>感動世人。二戰期間的這位奧地利商人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了1000余名猶太人。他被猶太人尊為英雄。辛德勒這個名字成了人類同情心和正義的代名詞。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辛德勒和其他2萬多名幫助過猶太人的國際義士被銘刻于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裏的“義人園”。然而這時，人們並不知道，歷史上還有一位叫何鳳山的中國外交官拯救了數千名猶太人。

　　上海社會科學院于上個世紀80年代成立猶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潘光教授一直在研究二戰期間猶太人在上海避難這段歷史。

　　1937年以後，為了躲避歐洲納粹主義的迫害，大約有三萬名猶太難民逃到上海，兩萬多人最後居留下來。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奧地利。

　　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建立起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區，他們擁有自己的居住區、商會、俱樂部、會堂、學校、醫院和公墓園等。在日本佔據上海期間，猶太人曾遇到相當的危險，但最終，大多數猶太難民熬過了二戰而倖存了下來。上海，被倖存者感激地稱為“上海方舟”。

　　為什麼在當時英法美都關起國門的情況下，上海卻接納了大量猶太難民呢？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中國人在幫助他們呢？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何鳳山進入了學者潘光的視野。

　　這是猶太人在上海建立的宗教場所：位於長陽路上的摩西會堂。二戰期間，它成了所有猶太難民心靈的居所。今天，保存完好的它，作為上海猶太人紀念館，仍迎接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參觀。這天，它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這位老人，叫司奧徒，退休前為美國駐華使館科技參讚。當年，他的父母，就是拿著何鳳山的“救命簽證”從奧地利來到上海的。

　　如今，來到上海摩西會堂參觀的猶太遊客們，大多知道中國外交官何鳳山的故事。他們對何鳳山懷著深深的敬意。

　　2000年7月，以色列經過長達1年的審查程序，鄭重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稱號，並將他的名字刻入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國際義人園”裏。

　　60多年後的今天，重新走出歷史的何鳳山作為人道主義和人類良知的表率，永遠為人們所懷念。

　　據聯合國和國際猶太組織最新統計，二戰時期，有80多位各國外交官在歐洲從納粹德國手中營救出約25萬名猶太人。外交官中有的因此獻出了生命，有的回國後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有學者認為，何鳳山是通過發簽證拯救猶太人最多的一位外交官。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