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迪克西精神”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拍攝手記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16日 15:50)

　　■文：鄧武

　　第一次知道“美軍延安觀察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期《航空知識》雜誌上，那篇回憶延安飛機場的文章提到了美軍延安觀察組，當時正上中學的我不禁好奇地想，怎麼延安竟然還有一個美軍觀察組？美軍為什麼要把一個觀察組派到延安？為什麼這個觀察組戰後卻絕少被人提起呢？實際上，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這段往事自二戰後就在中美兩國被同時塵封起來，即使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後，也許是由於雙邊關係中歷史和現實的大事件太多的緣故，這個二戰後期被派到延安駐了不到三年的美軍小組直到幾年前仍很少被人憶及。

　　1944年，當這個十八人的觀察組飛向延安時，他們的代號是“迪克西使團”。“迪克西”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對南方各州的總稱，考慮到當時中國共産黨人和美國南方一樣都是造反的一方，美國人把這個派往延安的觀察組也冠名“迪克西”，這無疑體現了一種美式幽默。

　　當年，得知自己被選入這個敏感的小組，這群美國年輕人大都是非常興奮的，這種興奮緣于美國文化裏對探險的熱愛；隨後，看到延安邊區政府的清正廉潔和深入人心，他們無不深感欽佩。作為肩負著美國政府和軍方使命的觀察者和報告人，他們真實客觀地把延安的各方面情況發回了華盛頓；在使命的後期，右翼的駐華大使赫爾利對謝偉思等主要觀察組成員進行威逼利誘，禁止他們把不利於蔣介石的報告發回華盛頓，但他們仍頂住壓力，大聲呼籲美國政府支持朝氣蓬勃的共産黨政權。命運把這群美國年輕人放在了華盛頓、重慶和延安三方合作與鬥爭的旋渦中，但他們憑著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在中美關係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我想，如果把美軍延安觀察組所體現出的衝破意識形態的隔閡、努力增進理解和對話的精神稱做是“迪克西精神”的話，這個精神應當成為中美關係的主旋律。

　　當我們邁進新世紀，交流方式日益現代化的同時，國與國之間的理解有時卻可悲地倒退了。幾年前，當我在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曾經常有美國學生向我認真地問起這樣的問題：

　　“中國人仍然認為自己處在世界的中心嗎？”

　　“聽説張藝謀的影片都被中國政府禁映了，所以你們在國內都看不到吧？”

　　這些幼稚的問題總讓我無奈。我最初常常感慨，為什麼埃德加?斯諾母校的學生竟然這樣閉塞。後來我漸漸意識到，應當承擔責任的是誤導他們的美國媒體，而當代的美國青年是無辜而正直的，假如能夠通過時間機器將他們送到六十年前的延安，他們很可能會和謝偉思堅定地站在一起。後來的一件事更使我對自己的推理深信不疑，那一回，一個與達賴喇嘛合寫了一本“西藏史”的美國人來到學院叫嚷西藏人權問題，我不顧自己剛到美國，口語還不太利落，當著一百多個師生和他爭辯。出乎我的意料，散場後許多美國同學前來向我表示了敬意。

　　尼克松總統三十多年前在中國訪問時曾説，中國是偉大的民族，美國也是偉大的民族，如果這兩個民族成為敵人的話，這個世界的前景肯定就不那麼美妙了。那麼怎樣才能消除這兩大民族間潛在的敵意呢，增進理解和對話，弘揚“迪克西精神”應當是必由之路。我們這些媒體人，如果能夠為建造這樣一架聯結太平洋兩岸的理解之橋添一塊磚，也是非常榮幸的。

　　回想起來，拍攝製作《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半年時光是緊張而有趣的，對我來説，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人生經歷。年過九旬的原國務院副總理黃華老人為接受我們的採訪專門用了一個星期查閱中英文資料，在攝像機前，黃老思維之敏捷，言辭之犀利是我們這些後輩望塵莫及的；家住天津的李耀宇老人曾是觀察組的接待員，我們在北京和天津採訪了他兩次，他的兒子和我們一起想了許多辦法幫助李老回憶當時的故事，終於功夫不負苦心人。這次的採訪對象大都地位較高，年事較高，有一定的思維和敘事定式，因此我們在充分尊重他們的同時，有時也不得不狠下心來，奪回談話的主動權。一次，一位善良的老人在一口氣談完自己經歷的美軍觀察組後説道：我看就這樣吧。我馬上硬著頭皮説，不行，我還沒有發問呢。事實證明，更多有趣的信息是這位老人回答我的提問時講出來的。

　　還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我想大多數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編導都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因為我們往往可以利用許多已經出版的珍貴的文字和影像素材，還可以採訪許多當事人和專家。在攝製《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過程中，我不僅從謝偉思、包瑞德、約翰?科林等觀察組成員留下的回憶錄中受益匪淺，也從幾本中美作家撰寫的有關報告文學以及上海臺同仁拍攝的一部同題材紀錄片中吸取了更全面的資料。總之，這些作品極大地都豐富了我對那段歷史的了解，並給了我許多創作靈感，在此一併深表感謝。

責編：紅立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