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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鐘為誰而鳴》創作筆記（文：鄧建永）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02日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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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我們正在《喪鐘為誰而鳴》緊張的後期製作中，忽然一個風中的午後，有一個電話告訴我們，周錫卿先生去世了。
周錫卿曾經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是盟軍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組的翻譯，也是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內弟。
2003年夏天，我們聯絡到了這位老人，這讓我們很高興，因為，曾經參加過1946年東京審判的人已經很少了。
但是，我們沒想到的是，對這位87歲老人的採訪卻意外地困難，對於過去的往事他已經記憶模糊而混亂，而且聽力也已經十分衰弱，只好由老人的兩個女兒陪著，我們問一句，老人的女兒對著老人的耳朵大聲重復一句，老人艱難地回憶著，思索著，然後慢慢説一句。
我得承認，那是我經歷過的採訪中最艱難的一次。
看著老人的艱難，真是心疼。遙遠的敘述時斷時續，話語缺乏邏輯聯絡，曾經的生動變得艱澀，在最終剪輯的片子中，老人的訪談總共也就只用了幾十秒時間。
這是一種遺憾，而且，流逝的歲月無法挽回。只是我們怎樣也沒有想到，老人走得這樣快，再見到的時候，竟是在靈堂中的最後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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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在開始接受這個選題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題材，而且，這樣的選題哪怕再難也自是義不容辭的，搶救並挖掘那些歷史深處中的細節刻不容緩。
隨著調研和採訪的深入，我們知道，那些曾經參加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當事人與親歷者越來越少了，應該竭盡全力挽留那些彌足珍貴的活歷史，儘管回憶經常是支離破碎的，但鮮活生動的往事敘述是無價的。
而我們在相當長的歲月裏，卻始終忽略了那段歷史的珍貴內涵。
《探索?發現》欄目的製片人王新建給了我們強有力地支持，他的觀點簡潔明快：
努力做吧，這段歷史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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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蒐集資料的時候，我們差點兒誤入歧途。
老實説，國內研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資料不多，專門從事研究的專家更是鳳毛麟角，這為我們的前期準備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有一天，編導張焰忽然興奮不已地衝進辦公室，手裏揮舞著一本剛剛出版的書説，找到了！找到了！
是一本描寫有關東京審判的書。
我們立刻開始研究，並且按照書中的線索聯絡相關事項。
但是，很快，我們就碰壁了，許多人回答説，他們從來不記得有這樣一件事或這樣一個人。直到我們費盡週折聯絡到那部書的作者，他才告訴我們，他作品中的許多人物是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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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我們很快就尋訪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曾經參加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親歷者，97歲高齡的倪徵燠。
生於20世紀之初的倪徵燠先生是中國著名的國際法學家，也是新中國首任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的大法官，一生充滿傳奇，特別是他臨危授命，奔赴東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審中力挽狂瀾于即倒，鋒芒相向，才華橫溢地擊敗了那些日本被告，這被傳為英雄史詩。
2003年初春時節，我們去見老人，當我握住他的手的時候，強烈地感覺到，那是握住了整整一個世紀，握住了一段人生傳奇。我們尤其感慨的是，老人的身體很好，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從容澹定。
我們先是做了一些簡單的訪問，並且隨機拍攝了一些老人的活動畫面和談話，原本打算請老人做些準備，然後我們再從容地拍攝大段落的訪談。
豈料真應了那句老話，天有不測風雲，不久，老人忽然患病住進首都醫院。我們從老人的女兒倪乃先那裏得知，倪老的病不重，過些日子就會好的。我們説，所有的拍攝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只要倪老可以採訪了，我們招之即來。
但是，倪老的病卻越來越重，我們束手無策。當我們再見到倪老的時候，已是在哀樂低回的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靈堂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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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太多的遺憾讓我們無法釋懷：
當年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他到東京的時間最早，擔負的任務最重，做的工作最多，承受的壓力最大，但從東京回國後，卻沒有寫過哪怕是簡短的回憶文字，而且，早已過世，沒有留下什麼資料，連照片也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張；
從東京帶回來大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資料的高文彬，在紛亂的歲月中，高文彬根本無暇顧及，他被無辜地牽連到一樁莫名其妙的案子裏蒙冤20年，等到平反昭雪的時候，他已經成了白髮蒼茫的老人，而那些珍貴的審判原始資料早已不知所終；
原本已經越洋聯絡到了曾經作為中國記者報道東京審判的資深記者趙浩生先生，他非常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願意講述他直擊審判臺前幕後的種種細節，但是，2003年意外的“非典”令趙浩生先生原本打算回國的計劃被延宕了；
我們還計劃採訪日本的東京審判研究專家粟屋憲太郎先生，他是一個客觀審慎的學者，對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進程做了許多深入細緻客觀公正的研究，但是，由於時間、經費等種種原因，使我們無法成行；
本來我們希望能採訪到參加審判的其他國家的法官或者檢察官，但經過調查，他們幾乎全部作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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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們找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敖先生的兒子梅小敖。他的深邃和真誠給了我們莫大幫助，特別是他平生首次將珍藏著的梅汝敖日記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攝製組，這讓我們喜出望外。
而且，是他協助我們，做通了他的母親、梅汝敖先生的夫人肖侃女士的工作，使得從來不接受傳媒訪問的肖侃女士以89歲的高齡接受了我們的訪問。
讓攝製組感到十分幸運的還有我們聯絡到了國內惟一的一位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為研究方向的博士、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年輕學者宋志勇先生。他給了我們最無私的幫助，在教學、科研、籌建事物異常忙碌的情形中，為我們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建議、意見和資料等等。
最讓人難忘的是，攝製組在炎熱的2003年夏天前往上海，訪問了高文彬先生，他的身世，學識，儒雅，一絲不茍和精準的記憶力讓我們分外感動。
當然，我們還幸運地訪問了90高齡的裘紹恒先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兒子向隆萬先生，他們給攝製組的幫助讓我們深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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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部紀錄片的片名，考慮再三，最終還是採用了最初《探索?發現》主編盛振華提議的名字：
《喪鐘為誰而鳴》
之所以採用這個片名，是因為我自己本來就非常喜歡這個名字所隱含的意味，而且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喜歡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作品了。我記得在他那部著名的長篇小説《喪鐘為誰而鳴》的扉頁上，海明威曾經引用過一個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約翰?堂恩的詩歌片斷：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
每個人都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沖刷掉一個土塊，歐洲就少了一點
如果一個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莊園被沖掉
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
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
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
它為你敲響
在這首詩歌中，似乎讓我們隱隱觸摸到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博大與深邃，而且，更蘊涵了對人類生存狀態氣質非凡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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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選題到完成這部紀錄片，攝製組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幾乎耗盡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智。
的確，那是一次漫長而艱辛的審判，從1945年秋天開始準備，到1948年冬天日本戰犯走向絞刑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持續了3年1000多個日日夜夜，波瀾起伏，懸念疊生，相信每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局感興趣的人都會關注這樣龐大紛繁的歷史事件。
在我的寫作中，情感的高潮出現在敘述1948年12月23日淩晨7名戰犯被執行絞刑的那個段落上。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寫下了下面的一段話：
“巧合的是，次日，就是西方國家的聖誕夜，7天后，就是公曆1949年新年。自1894至1945年，共51年。在這51年的光陰中，中華民族備受屈辱，生靈涂炭。好在這個民族從未屈服。終於，他們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場。”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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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求自己儘量用客觀平實的態度深入事件之中，充分展現這次審判所蘊涵的戲劇性衝突和事件背後的悲劇性因素，以及這次審判的勝利。
這將確保我們的記錄與呈現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褪去真實理性的色彩。
讓我們感到無奈的是，儘管東國際軍事法庭那次正義的審判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戰爭腳步卻從來沒有止息，戰爭罪行總是和人類如影隨形。
特別是在21世紀剛剛起步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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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2004年3月參加了周錫卿先生追悼會之後，我們離開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春天的太陽溫暖和煦，寬闊的復興路上車水馬龍喧囂波動，生活一如既往，充滿動感與渴望。
在這一年中，我們曾經採訪過的3位老人倪徵燠，肖侃，周錫卿相繼辭世，於是，我們所拍攝的資料就成了他們人生中的最後影像。
驀然間，我覺得傷感。
我知道，歷史就這樣從我們身邊匆匆穿過。
我還知道，有些刻骨銘心的東西，我們和比我們後來的許多中國青年必須牢牢記住。
這樣，四季的風景和花期才會如期而至。
2004年4月8日淩晨3點
北京大興觀音寺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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