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的社會對待很多災難性的紀念日，都是節日般的呈現出來。比如，艾滋病，媒體在12月1號之前就像趕制禮品一樣製作出有關艾滋病的各種信息，鋪天蓋地的撒出去，熱鬧過後，災難就像雪片一樣溶化在人們的視線之外。

　　人們又開始歌舞昇平，勾心鬥角，欺下瞞上。

　　2005年7月，我在雜誌上見到朱力亞，她的臉躲在一朵花的後面，那是一張經過處理的照片，笑容可掬。但是花朵擋住了她的面容卻遮不住她悲慘的命運。因為艾滋病，她註定要用掩飾和躲藏才能和正常人取得共同生活的權利和自由。

　　艾滋病人總是用各種方式保護著自己，因此尋找朱力亞的過程並不容易，經過多方聯絡，雜誌的記者並沒有告訴我朱力亞的聯絡方式，但是好在文章中説到她和桂希恩教授保持著聯絡，而桂教授曾經是《面對面》的嘉賓。當我懷著一線希望撥通桂希恩教授電話的時候，得知兩個小時前朱力亞才剛剛從桂教授的辦公室離開，好在她和桂教授還相約在幾天后見面，於是我在約定的時間打電話過去，終於聽到了那個在花朵後面藏著的面孔發出的聲音，我膽怯地告訴了她我想採訪她的理由，我擔心她會拒絕我，事實和我想象的一樣，她不願接受電視採訪。她擔心一旦上了電視，她的家人將無法承受這種痛。

　　我給她説明了我們通過技術手段可以把她的聲音和畫面處理到她的家人無法辨認的程度，她不相信，有一種天然的懷疑，她認為媒體總是會騙人，為了片面追求片子的影響力會不顧採訪對象的真實感受，得到好處翻臉不認人，這樣的事在她身上發生過。

　　我態度誠懇，動之以情，通話近一個小時，她答應我讓她考慮幾天再回答我。

　　第二天，我手機上顯示出朱利亞的電話號碼，是她主動打來的，同意接受採訪，條件是，電視屏幕上她不露面，聲音要做特殊處理，不允許拍她全身的鏡頭。我手摸胸膛向她保證，絕不食言。

　　對於《面對面》來説，答應她的條件無形中是一種挑戰，因為《面對面》的形態一直都是一對一、面對面地交流，而四十分鐘都不出現採訪嘉賓的面貌，觀眾有這樣的耐心看下去嗎？聲音處理過了、臉也擋上了，那麼新聞的真實性如何體現？這對於《面對面》來講無疑是有風險的。

　　製片人和主編共同商量後，覺得可以嘗試這種冒險，因為早在一年之前，《新聞調查》已經做過這種嘗試，當時採訪上海的一名艾滋病人黎加名就用過這種方法，播出效果也很好。況且，對於目前艾滋病正在大學生和民工的蔓延的事實，媒體有責任告訴觀眾。大家商量了之後還是決定接受這個挑戰，採訪地點定在武漢。

　　我們如約來到武漢，朱力亞還給我們買來葡萄，西瓜，她親自給我們洗好，送到房間。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過程中我們相談甚歡，彼此建立了信任。

　　她並不是想象中那種漂亮的女孩。從與她交流的過程中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她內心的矛盾，她有時格外堅強而有時又脆如蟬翼、有時樂觀有時又極為悲觀。她這種矛盾的處境，我們健康人永遠無法徹底地體會。

　　把朱力亞隱藏到黑暗中在技術上並不難實現，但是我還是決定將她的手打亮，因為這可能是朱利亞呈現在熒幕上惟一真實的部分，我認為手上的動作也是一種表情。

　　回到北京，解説詞全部寫好，我開始了空鏡的拍攝。

　　為了不給她的生活帶來不便，我沒有拍她現在生活狀態的任何鏡頭。既不能用紀錄的手法也不能用再現的手法來描述朱力亞目前的境況，如何填滿14分鐘解説詞所需要的畫面，這是最難的一件事。

　　我帶著攝像機在西單、在中國傳媒大學，北京二外的校園內捕捉能夠體現片子意境的鏡頭，這只能從真實的生活中去尋找吻合的場景，而這種吻合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覺上的，從專業的角度上講叫做影像製造。直到今天我都很迷惑，在中國有一種叫做“意境”的東西可以運用，而在國外會用一種什麼樣的手段來實現，如果讓一個美國人來做這個片子，他會怎麼處理影像？

　　片子順利播出，朱利亞告訴我她一切平安，沒人認出她，很滿意。但是我並不滿意，影像製造得不夠有魅力，也許用更多一點時間來拍攝空鏡會有更好的效果（也許再多的時間也不可能有突破），在聲音處理上有些沒把握好，沒有親切感。

　　節目播完，但是悲劇還沒有結束，ＨＩＶ病毒還會像幽靈一樣徘徊在我們周圍，不會像雪片一樣溶化。週而复始，明年這個時候，人們又開始呼籲，關注，貌似誠實。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６日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