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説： 1954年3月的一天，當年的中國留法學生會主席，此時正在布拉格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的青年—董寧川被急召回國，目的是為了參加外交部組織的一次特殊考試。
考場的氣氛一開始就透著嚴肅，這裡不但有當時的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親自坐鎮，而且考官們也都是法語造詣很高的資深外交家，當然能來到這個考場上的應試者也都並非泛泛之輩。
同期：董寧川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 著名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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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法國回來的一個留學生，一個是在北大的一個教授，叫陳定民，回來那個叫袁寶華那個法國留學生還有一個張錫昌，才畢業的，那麼另外有我。
解説：這次考試源於周恩來交給王炳南的一項任務—要為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動挑選最優秀的法語翻譯，王炳南不敢怠慢，親自策劃了這次摸底考試。
同期：董寧川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 著名翻譯家
王炳南是當（外交部）辦公室主任，他不放心，總理交代的任務到底怎麼樣，要摸下底，事先摸底，那就考試。一考試那就費事了，就請了原來國民黨起義的（法國）公使淩其翰，還有請了越南駐華使館的一個參讚，那麼做考官，這兩個做考官，王炳南當然也在。那麼就考吧，英文譯法文，中文譯法文，法文譯中文，拿文件來對談，到最後就是拿口頭來講話。考完後隔兩天，王炳南就説：我們經過研究，這次你們四個人去，你做總理的主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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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總理和董寧川（右起第二為董寧川） |
解説：這次成功入選讓年青的董寧川非常興奮，這樣，他不但實現了自己跨入政壇的夢想，而且即將在總理身邊工作，更是他夢寐以求的事。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獲得了這次代表新中國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而這次會議就是我們今天時常提起的1954年日內瓦會議，也是新中國建立後首次以五大國之一身份參加的國際多邊會議。
解説：説起日內瓦會議的來歷，我們必須追溯到1954年初召開的柏林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英法蘇四大盟國再度聚首，希望通過談判解決東西德國的統一問題。然而，這項議題進行得並不順利，外長們在冗長而毫無意義地爭論中，逐漸把注意力轉向了當時世界上的另一個熱點地區——亞洲。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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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説朝鮮戰爭結束以後，朝鮮是停火了，仗是不打了，但是實際上解決朝鮮問題的一些政治進程，實際上當時是停滯了，由於美國他們的阻撓。下面如何通過政治途徑來解決朝鮮問題，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一件事情。另外一個就是在東南亞，就是印度支那，法國當時在那裏已經打了八年，戰火一直沒有停息，所以在這種形勢下，亞洲地區已經成為威脅世界和平的一個地方了，一個熱點。
解説：看到亞洲問題似乎讓大家更感興趣，蘇聯代表莫洛托夫趁機提出來：既然大家都如此關注亞洲，不如在柏林會議之後另行召開一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國際會議，以尋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的途徑。然而，這項提議一提出來卻遭到了其他與會國，特別是美國的反對。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蘇聯提出這個建議以後，召開五大國會議的建議以後，當時遭到了美英法他們當時都不同意的。他們同意討論朝鮮問題也好，印度支那問題也好，但是不同意中國參加，是這個情況，但是客觀情況是什麼：你無論是朝鮮問題還是印度支那問題，沒有中國參加，這個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決。
何方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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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日內瓦會議沒有中國人不行，因為在印度支那真正打仗的是中國，蘇聯並沒打，朝鮮，他主要是不行，實際上就把這個問題就結下了。
曲星 外交學院副院長 國際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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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呢，要想解決問題，就得要中國參與，沒有辦法排斥；那麼第二方面呢，美國他又擔心，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參加這樣重要的多邊的政府間的國際會議，那麼會不會造成對新中國事實上的承認呢？所以美國人又想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新中國參與還是不參與，這在會前成為了一個爭論的焦點。
解説：爭論之中，英法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轉變，事實擺在眼前：無論是朝鮮問題還是印度支那問題，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參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而這兩個問題一天不解決，英法在亞洲的利益只會遭受到更多不必要的損失。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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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法國它是不堪其重，打了八年，老百姓反戰的情緒也非常地高漲，政府裏頭不同的觀點也是吵得一塌糊塗。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法國總裏也曾經講過，就是説：美英法三國裏頭只有法國人還在流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他當時主要是考慮到他在東南亞，馬來西亞這邊的一些利益了。
解説：盟國態度的轉變，迫使反共立場最為堅定的美國也不得不重新考慮蘇聯的提議，有條件的讓步也許是它此刻能夠做出的最好選擇。但是這個所謂的條件對於新生的中國來説又是何其苛刻：負責起草柏林會議公告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決定召開日內瓦會議一事在公告中這樣寫道：
經取得諒解，無論是邀請參加上述會議或是舉行上述會議，都不得被認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認之情況下予以外交承認之意。
解説：美國要以此來向世界表明，即使新中國受邀參加了日內瓦會議，西方世界也決不會給予它政治和外交身份上的承認。
解説：當蘇聯政府把柏林會議的結果傳到北京後，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馬上把它傳達給了正在杭州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毛澤東。毛澤東顯然對此很感興趣，很快就給予了積極的答覆，並且委託周恩來立刻對擬議中的日內瓦會議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著中國領導人要領導新中國重返國際舞臺的決心。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這個新中國成立以後呀，當然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很快就承認了新中國了，那麼其他的，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陣營他就對我們一直是打壓的，一直打壓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能夠出席日內瓦這個五大國的會議的話，是展現我們國際地位，提升我們國際地位這麼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中央對這個事情也很重視。
陳浩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 時任周恩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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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有一個報告，就是那《初步意見》，是説我們應該參加，發揮我們的影響。主要是，總理就是要通過這個大國的協商，來解決一些國際問題，這樣就可以緩和當時的緊張的局勢，國際緊張局勢。
解説：《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一文，正是周恩來接受毛澤東指示，對擬議中的日內瓦會議進行分析和估計的成果。這篇文章中認為：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破壞美帝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總之，參加日內瓦會議，對剛剛起步的新中國來説：既可以借此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登臺亮相，又可以解決若干實際問題，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是，仔細瀏覽《初步意見》的字裏行間，我們又能明顯感覺到：即使成行，在日內瓦等待新中國代表團的也將會有難以預計的困難和阻礙。
同期：黃華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兼新聞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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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已經多次在內部討論裏面預見到這一次會議會遇見很多困難，他預見到美國將會極力破壞這次會議，使這個會議不能取得任何結果，是以失敗告終。他在對印度駐華大使，以及印度駐聯合國的代表在北京訪問，對他們（説）已經預計到這個情況。
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是美國當然它是不希望戰爭停止，所以他是想通過印度支那這個戰爭，它想插足進來，實際上就是説，有一種想接手法國人（在印度支那）殖民勢力的一種意圖在裏面。
曲星 外交學院副院長 國際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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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時有一個多米諾骨牌的理論，他覺得亞洲這些國家或者地區，像一個一個立起來的多米諾骨牌一樣，那麼中國就是多米諾骨牌中非常大的一塊，那麼在中國，美國支持的政權已經倒了，那麼在越南，如果西方支持的政權如果再倒了，那麼不是一撥一撥的，會往下不停地倒下去嗎，所以美國一定要在那裏止住它，所以它就不願意承認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這麼一個既成事實。
黃華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兼新聞發言人
但是會議的召開是中國、蘇聯、英國、法國、美國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這個會議，其它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是有關國家參加討論，而且是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出席這次國際會議。討論的問題又是很重要的涉及到緩和亞洲地區緊張局勢，維護亞洲地區的和平，亞洲各國的安全，這樣一個重大的題目。所以這次日內瓦會議不管它有多大的困難，一定要促使這次會議能夠盡可能地取得一些成果。
解説：中共中央很快通過了周恩來的《初步意見》，並於1954年3月3日電復蘇聯政府，通報中國同意派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決定。
而就在前一天，周恩來把確定下來的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總體方針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作了彙報，並立即獲得了批准。而就在會議前一天，毛澤東已經向朝鮮發去了一封電報，指示道：“為了準備參加日內瓦會議，同意李克農同志意見，喬冠華、黃華等同志迅速回京，參加籌備工作。”這天毛澤東的心情頗為輕鬆，甚至忙裏偷閒，揮筆致信秘書田家英，吩咐他處理一些平常難以照顧到的家事。
就在中國領導人決心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時候，被法國人稱為“東南亞凡爾登”的越南西北重鎮奠邊府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越南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早在一月份就對它進行了包圍，約26萬軍民被動員起來鋪設道路、架設橋梁，為人民軍組建龐大的補給運輸網絡，為未來發起總攻做準備，這將是印度支那戰場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仗。
這天，中國援越抗法軍事顧問團總顧問韋國清接到一封來自中國總參謀部的電報，電報中寫道：周恩來指示，日內瓦會議將於4月間召開，議程包括印度支那問題。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能否與朝鮮停戰前一樣，在越南組織打幾個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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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邊府戰役打響 |
韋國清接到電報後陷入了沉思：為了配合日內瓦會議的談判鬥爭，越軍必須盡最大努力，全殲奠邊府守敵。事關全局，他立即與越軍總司令武元甲商量，幾經考慮，最後定於3月13日開始向奠邊府發起進攻，以便把軍事和外交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有機地結合起來。
另一方面，當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決議下達後，成立時日尚短的外交部也立即行動起來，大家開始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一切準備工作。
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受命組建赴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經過一番努力和各部門的通力合作，一個集合了各方面人才的龐大代表團誕生了。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我們是作為第一次參加，那麼沒有相關的經驗，我們這些外交隊伍呢也是剛剛另起爐灶，剛剛建立起來不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開好這個會，大家心裏是沒有底的，因為當時很多都是一些新的人來參加這個隊伍，所以當時中央是，代表團組成，我們一共是組織了一百八十多人，是一個很龐大的代表團。
董寧川 原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 著名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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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是團長，當時叫首席代表，副團長就是張聞天，都是頂尖子的，王稼祥、李克農。（接點）很龐大一個代表團，我們是唱大戲，梅蘭芳唱大戲，連配角都要搞好，不能夠疏忽，那就是法語班子要組織好。那麼法語班子，主要是（需要）英俄法（語翻譯），那麼英文總理原來也都有了，黃華那個時候在上海外事處主任，章文晉，陳家康，喬冠華，都是懂英文，還有蒲壽昌，蒲山，在美國時候就同地下黨就搞在一起了，都知道，俄文也有師哲，還有歐陽菲同李越然，也頂得住。
解説：組建工作剛剛開始時，王炳南便向周恩來建議：可以多派些人去，一方面為了擴大工作面，一方面也可以培養隊伍，讓大家看看什麼是國際上的外交鬥爭，周恩來同意了他的意見。 如今瀏覽當年那份代表團成員名單，許多熟悉名字歷歷在目，他們或早已是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或在未來的共和國歷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
解説：代表團的組織機構搭建完畢後，緊接下來的工作更加細緻。
同期：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為了開好這個會呢，實際上要做很多準備了。首先要做的準備就是要對相關的政策、對策、將要討論的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看法、觀點、我們的底牌，這些都要準備，所以光這些方面，我們現在，從我們檔案館現存的檔案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光是這些材料方面的，正式的材料就準備了一百多份，做了充分的準備。
陳浩 原中國代表團秘書處成員 周恩來秘書
準備了各方面的材料，你看朝鮮問題的，印度支那問題的，因為印度支那當然主要是越南，實際上它三個國家，三個國家的國情又不同。
徐京利 中國外交檔案館副館長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説專門進行了新聞發佈會綵排，由我們負責新聞發佈的官員主持，綵排該怎麼來應對西方的記者等等，包括這次去大家穿什麼服裝，著什麼服裝。
解説：關於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的著裝，曾經流傳著都是清一色黑色中山裝的説法。據説當中國代表團成員穿著黑色中山裝走在日內瓦大街上時，還有路人誤認為他們是牧師而向他們脫帽致敬。但是時隔多年後，當我們查閱資料和照片時發現，實際上當時既定制了中山裝，也定制了西服，許多代表團成員還是從那時起，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西裝。
同期：劉家傑 原中國代表團新聞情報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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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49年參加工作的，（穿的衣服）這種是草綠色的軍服，解放軍的，解放軍軍服，這種衣服綠色有的。後來又是灰色的滌卡，穿這種衣服。我記得西裝是一套都沒有，沒西裝，那不要緊，那你們趕快去做吧。孫方就給我們開個介紹信，抓緊做。我們就從這指定，不是指定的，你們去紅都做，是北京最好的一家。
管震湖 原中國代表團新聞情報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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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西裝有些人是不習慣的，我算個洋學生，算是習慣一點，做服裝分成兩種，一個是禮服，就是黑色的中山裝，四個口袋的，西服算是便服，預習，在外交部預習，李克農都説好了，平常你們是穿西服，正式場合穿黑色的禮服。
解説：雖然在後來的會議期間，關於著裝的要求並沒有這樣嚴格地執行，然而，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山裝仍然是多數團員的首選，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周恩來，則在絕大部分時間裏都身著筆挺的中山裝出入各種場合，他颯爽的英姿就此留在了人們的心裏。
此時的周恩來，一邊仍得處理國家的大小事務，一邊又要兼顧日內瓦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從延安時期開始就一直擔任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俄文翻譯的著名翻譯家師哲在回憶錄中寫道：周恩來在繁忙工作中，對日內瓦會議也做了週密的準備，我多次在晚上被他的外交秘書陳浩叫到西花廳，談完工作，已是後半夜，所以我們常常是從大門進去，從小夾道出來。
同期：陳浩 原中國代表團秘書處成員 周恩來秘書
因為他要出去開會，有時候中央開會，到中南海去開會，開會有時候，早的嘛十點回來，有時候十一二點才能回來，結果很多人，很多人，包括像師哲有什麼事，睡在我們辦公室沙發上等著，等著總理回來。要是他們談完事了，我就送他們，從那小道出去，他還寫了一下，師哲還寫了一下。總理忙得呀，簡直是，我們那好幾個組，光是外事組的事就不少，還有財經組，政法組。
解説：周恩來深深知道，這是我國第一次出席多邊國際會議，代表團的大多數人都沒有類似的參會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保證今後工作的順利，在代表團組建完成後的第一次內部會議上，周恩來這樣告誡大家：
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有幾個兄弟國家參加，要配合，要有板眼，要有合拍，又是第一次嘗試，所以還是本著學習的精神。
（蘇聯橋）為了向外交經驗豐富的蘇聯政府學習，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開始前就多次飛往莫斯科和蘇聯領導人進行交流。
同期：陳浩 原中國代表團秘書處成員 周恩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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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為這個事，跑了是兩趟還是三趟莫斯科，專去跟，那個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葛羅米柯，他們都是在國際上鬥爭很有經驗的，總理去了莫斯科，我們是1954年4月20號，從北京出發去日內瓦的，在4月20號之前，總理就去了兩次還是三次莫斯科，專門跟他們商量。
解説：在蘇聯逗留期間，周恩來從赫魯曉夫、莫羅托夫等人那裏了解到了更多關於日內瓦會議的背景，同時學到了很多國際鬥爭的知識和經驗，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在一次告別晚宴上，周恩來輪番和蘇聯領導人乾杯，結果少見地喝醉了。
第二天清晨，清醒過來的周恩來非常懊悔，不停地追問隨行翻譯師哲，自己有沒有失態的行為。這件事令一向謹慎的周恩來變得更加小心，此後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無論他經歷了多少次斛籌交錯的場面，再也沒有喝醉過。
4月中旬，關於日內瓦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周恩來決定先率團飛往莫斯科，與蘇聯進行會議前最後的協商，然後前往日內瓦。20日清晨，劉少奇、李濟深、董必武等許多黨和國家
21日，《人民日報》發變了題為《爭取鞏固亞洲及世界和平使命》的社論，點出了日內瓦會議意義所在：
所有參加會議的國家，尤其是對維護世界和平事業負有特別責任的大國之間，將有可能在互相尊重的平等地位上，根據亞洲各國的切身利益及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達成協定。
這次遠行，是否可以衝破西方國家為我們設置的重重“鐵幕”，是否能夠在陌生的國際外交舞臺上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字，這是在每個代表團成員心裏反復糾纏著的問題，然而此時此刻人們只能寄望時間來給出最後的答案！
責編：李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