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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2005年10月13日,經過將近8個小時的跋涉,法國一家著名通訊公司中國區的銷售總監崔雲瑞終於來到紅旗渠畔的這個叫任村的村莊,30年前,下鄉插隊的她在這裡成為了一名走村竄戶的赤腳醫生。30年過去,崔雲瑞記憶中那個水墨畫一般的村莊看起來和當年有些不同,村衛生所似乎也搬了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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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雲瑞和以前的同伴重逢 |
紀實段落:衛生室的醫生認出了崔雲瑞,寒暄,
崔雲瑞:是啊,崔雲瑞,你胖了一點
村醫:一説話我聽出聲音來了,以前的音,變了。
崔雲瑞:能不變嗎,這麼多年了,你好嗎?
村醫:好啊
崔雲瑞:你現在有幾個小孩?
村醫:三個
崔雲瑞:你現在在這兒(衛生室)呵,誰現在還在這兒
我在(衛生室)的時候,你沒在,但是他倆都在。
村醫:我還説呢,我第一次學打針還是雲瑞教我的呢。就是嘛,真的,你忘了啊,
解説:故地重遊的崔雲瑞不免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而角落裏這些當年炮製中草藥的工具又把她帶回到往昔歲月中。
(崔雲瑞,1975年在河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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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時中藥一方面自己上山去採集,走到哪兒算哪兒,這個大山裏面都跑遍了,有時候一去就幾天,幾個人一起,吃在山裏,住在山裏,去採藥,然後有的時候我們自己種藥,一些非常常用的藥,我們自己種,然後回來自己炮製。除了一些中藥外,還有一些中藥的製劑,比方説一些黃連素啊,一些針劑,這些針劑量很大,一般來説常見的消炎啊、感冒啊,就解決基本的問題,
解説: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赤腳醫生的出現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農村缺乏醫生的困難,5分錢便可以看病吃藥的合作醫療也給了農民最基本的醫療保障,但整個國家物質的匱乏在農村醫療上的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藥品的嚴重不足。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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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那個村醫生並不缺,我們已經有三個,後來還培養了一個,就是專門負責婦幼保健的,但是藥品非常的缺少,因為比方説像青黴素,連黴素,我記得非常清楚,一個月我只能得到40萬的青黴素,4支,那麼連黴素大概也只有4、5支的樣子,那麼只有用於最危重的病人。
(許來開,1968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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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箱裏有的藥品就這幾種嘛,止痛針、一般普通消炎針,什麼包外傷的紅汞碘酒頭痛酚、阿司匹林,所以村裏人稱我們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醫生”,好像那時候藥品提供不很多,慶大黴素好像都不是很多,一個月手上能夠掌握著有十四五個品種的藥,這個醫生算是不錯了。
(楊舉賢,1969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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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去衛生室領一次藥,但是你還要計劃著用,一個一般的病人我們就是用一天到兩天的藥量,很少超過三天,藥物不足的時候就要用草藥了,原來的最好的藥在農村老百姓當中就説是葡萄糖了,農民認為葡萄糖是最好的藥了。
解説:無藥可用幾乎是中國各地赤腳醫生們共同面臨的困難,於是,利用中醫傳統的針灸方法成為大家不約而同的選擇。
(崔雲瑞,1975年在河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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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特別流行的赤腳醫生“一根銀針治百病”我記得那時候最早的學針灸是在自己身上學的,因為你要有針灸的感覺,針感,那能不疼嗎,下去那麼長的一根針,然後還要非常快速的旋轉,才能體會到麻呀、沉啊、脹呀這些感覺,這都需要自己去掌握。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一般説頭痛、關節痛、肌肉痛,當時都沒有特別好的藥,除了阿司匹林止痛片這樣的藥,就是主要是靠針灸還有一些熱水敷一下。
(樊正倫,1970年在寧夏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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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送進了一個孩子,送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是什麼呢,是我們連隊新收的那些知青,固岩地區的知青,到那時就是喘息,就是喘,喘的臉都憋青了,當時沒有辦法,因為她憋的不行了,已經晚上10點鐘,當時我就在她的蟬中穴上,中醫的蟬中穴上扎了一針,這針下去以後,她的喘息10分鐘就平息下來了,所以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臨床,農村的臨床醫生,針灸是必須掌握的,因為他使用方便,你沒有酒精的時候,你在火上燒完了你都能扎,甚至都沒有的時候,條件逼著你,你也得扎,開水燙了也得扎,或者弄點白酒也可以扎,這就是它現實的條件。
解説:1968年以後,中國95%以上的鄉村都陸續實現了合作醫療,這種社員群眾自籌資金和公社集體經濟補充資金相結合的醫療方式,使得農民們每年多則交納一、兩元,少則交納幾角錢便可以享受全年的免費醫療,不過,集資數額的有限使各地合作醫療站難免經費緊張,而當時合作醫療所被賦于的政治意義促使赤腳醫生開始挖掘現有中草藥資源,“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成為當年赤腳醫生的法寶。1973年北京郵票廠發行的四枚一套的赤腳醫生郵票中,專門有一枚刻畫了赤腳醫生上山採藥的情形。(長陽民歌:赤腳醫生迎朝陽,身強力壯揮鐵臂,一根銀針一把草,白雲山中顯神威,啞巴説了話,盲人見光輝,醫療鮮花香千里,新生事物不可摧。)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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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啊,一個人只有一塊錢,要管一年,大病小病都在那個一塊錢裏頭,那不用些草藥,自己不種些藥,那(合作醫療)應該是搞不起來的,早就辦垮的,為什麼我們杜家村的合作醫療越辦越紅呢。主要是獻草藥,那個時候的口號是“一根針,一把草”生産隊裏有土藥房,大隊有衛生室,土藥房裏主要是草藥,是老百姓在田間勞動碰到的很多藥材,在田裏勞動時見到的藥,有時候路邊上走碰到的藥,有時候還專門上山挖,挖了,就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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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合作醫療好 》
原片解説:樂園公社山高林立,藥源豐富,公社黨委堅持“自力更生,勤儉辦醫”的精神發動群眾和赤腳醫生大搞中草藥運動,他們採取“田間生産結合採,早晚休息自動採,假日農閒集中採,遇上旺季突擊採”的辦法,每年採集野生藥材一萬多斤。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每年要採多少斤的草藥,就是曬乾,切成片,或者切成段的這種都要上交,有很多草藥在當地還是比較豐富,而且也很管用。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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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我們都有土藥房,土藥房裏面老百姓都知道草藥能治什麼毛病。你像過去都知道馬齒筧,總以為是喂豬的,其實老百姓都知道是治療瀉肚子的,老百姓都知道。貧下中農有很多豐富的知識,草藥你不認識的時候是草,認識了是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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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寧)當時一個重要的方針就是就地取藥,所謂的一個口號,一把藥,一根針,就要解決大的問題,但這樣的口號從現在看,也失之偏頗,但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只有那麼高,那麼也許不得已而為之,另外,中國傳統的醫藥確實是一個寶貴的財富。
解説:當年在影片中只露了半張臉的這位叫李興成, 1969年他初中畢業後,在村裏老中醫廖玉階的極力勸説下開始學醫,成為杜家村繼覃祥官、廖玉階之後的第三位赤腳醫生。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1976年拍的那個電影,裏頭就很少有我的鏡頭,因為我們當時只是忙於事務,像拍電影、拍電視、新聞採訪這些事情,我都沒有時間參加,我是做具體事的,普通的工作人員,地地道道的赤腳醫生。
解説:儘管李興成沒有出名,但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中,樂園公社卻實實在在出了名。樂園公社創辦合作醫療的經驗開始在全國推廣,而通過“三土” 、“四自”方法來彌補合作醫療經費不足的做法也備受人們的推崇。所謂“三土” 、“四自”即土方、土法、土洋結合,自種藥、自採藥、自製藥、自用藥。大家的肯定促使樂園將這一切又推向了極致。
(覃祥官,1965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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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黃連就種了三百多畝,還有人參、田七,我們從新疆用飛機運來的貝母,這裡都種呢,衛生室是15畝藥園,小隊十一畝黃連,還辦了一個藥材廠呢,我們還喂了獐子、蛇。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那個時候是1965年吧,毛主席發表一篇指示,叫六二六指示,把醫療衛生的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發表這個指示以後,每年的六二六,就是以公社為單位,舉辦文化活動,慶祝活動,也就是獻藥活動,老百姓都背藥來獻,獻到衛生室來,有這樣的運動,還搞了蠻多年。現在在樂園提起六二六,每一個人都熟悉,都曉得。
解説:靠自力更生緩解了經費和藥品不足這一難題,人們沉浸在一片喜悅當中,大家已不再滿足於簡單的炮製中草藥,於是,樂園公社衛生院成立了專門的製劑室,並且招收了幾名制藥工人。
紀錄片《合作醫療好》
原片解説:樂園公社自製中草藥成藥研究小組,利用本地中草藥資源,自力更生,土法上馬,製成膏丹丸散和針劑一百多種,對鞏固發展合作醫療作出了貢獻。
(譚有坤,原樂園公社衛生院醫生)
製劑室就是一個廚房,這個廚房的一個鍋,實際上是廚房後面的炊事員的一個居住地,把那個屋子騰出來搞了一個製劑室,第一代三百棒注射液就在那裏誕生的。
解説:這種據説能夠治療風濕性關節炎的中草藥注射劑——三百棒注射液再度使樂園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各地索要三百棒注射液的來信絡繹不絕,不過,簡陋的生産條件和特殊的産生背景還是決定了三百棒注射液最終的命運。
(杜冰,湖北長陽縣衛生局幹部,原樂園公社製劑室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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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為了合作醫療,能夠儘量節省經費,保證每人每年一塊錢能夠看得了病,有藥吃,土法上馬的東西很多。但是在地區藥檢所和省藥檢所對三百棒注射液的毒性試驗沒有通過,對小白鼠的毒性試驗沒有通過,如果濃度降低了,在臨床上使用效果就不太好,但是濃度一提高,毒性試驗就沒有過關。
(譚有坤,原樂園公社衛生院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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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放了西藥成分,放了麻醉藥品,放了普羅卡因,有2%濃度的普羅卡因,實際它不像現在純粹的中藥製劑,那個2%的普羅卡因到底該不該放,都很難説,到底是2%普羅卡因在那裏局部封閉起的作用,還是藥品本身的作用,現在就很難説了。
解説:不過,在三百棒注射液廣受歡迎的年代裏,人們不會對此有絲毫的質疑,因為,那時候,全國各地的衛生院基本都在製造使用自製的藥品,一些看起來頗為有效的藥品還會被當時的媒體大篇幅介紹、推廣
(劉運國,1974年在武漢成為赤腳醫生)
因為當時在衛生院要靜脈注射的話,經常是生理鹽水和葡萄糖都沒有的,那麼這個東西要從很遠的地方運輸過來,交通的問題,運輸工具的問題,所以鼓勵大家自製,只要能夠達到這個基本的標準的話,也當時解決了挽救了很多生命,也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原片解説:范家街大隊第一生産隊土藥房的赤腳醫生黃志明,堅持赤腳,每天下田勞動三百多天,
解説:藥品缺乏的現實使得人們偏愛偏方土法,當時能夠掌握一些偏方土法的赤腳醫生似乎總是備受人們的喜愛,黃志明曾經因為用土法治好了一位臥床三年的五十多歲的癱瘓病人而名噪一時。
解説:黃志明的家在一個很高的山崗上,我們見到黃志明的前一天,他剛剛從離家100公里以外的水電站打工回來,眼看著冬天就要來了,家裏的豬圈還沒有墊好,沒顧上休息的他又忙著去上山割草。不過,他家門口晾曬的草藥還提醒著人們主人曾經的歷史。
(黃志明,1970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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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候一個小隊有八九十戶人家,但是都相當遠,有十五里路呢,從幹溝河順著坡到生産隊一共十五里路長呢。每天老百姓出工天還沒亮,回來弄晚飯吃天就黑了,就該點燈吃飯了,所以這樣不方便,看個病,説實話,像我們這裡的幹溝河,大隊到衛生院看個病,本身是個病人,到衛生室要半天才能爬到,再弄點藥返回去,就得一天了,所以讓我們看,我們天天和他們打交道,把病看了以後,隨時可以把藥給他們送去。
解説:做赤腳醫生讓年輕時的黃志明得到過很多榮譽,據説名氣最大的時候,他還差一點在縣城娶妻生子,安家落戶。這套五官科的醫療器械,就是當年省裏發給黃志明的獎品,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曾經有人想用兩千元錢來買這套器械,黃志明沒舍得賣,一直仔細收藏著,家裏人誰都不敢輕易碰他的這套寶貝。
(黃志明,1970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從開始合作醫療就開始當赤腳醫生,一直搞到到責任制,大概搞了一二十年,二十多年,後來責任制後,田一多,拉扯娃娃,三個孩子呢,家裏勞動力少,就不(搞)醫了。
解説: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長陽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後,黃志明就不再在土藥房做醫生了,不過偶爾他還會上山採些草藥,用當年的方法給人看看風濕跌打之類的毛病,聽説連鄰縣的村民都會慕名而來,討上幾副他配製的草藥。
(黃志明,1970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們這裡自古以來對醫生都尊敬,什麼時候都是尊敬,就是現在不看病了,不管做什麼,別人還是尊敬,今年我去打工了,家裏孩子們種田,他們還是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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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曬舊照片 |
紀實段落:晾曬在北京參加共青團第十次代表大會照片。
解説:這張在北京大北照相館拍攝的巨大照片,見證著黃志明青春歲月的光榮,每年他都會定期拿出來晾曬。
(黃志明,1970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那個時候到過北京,到過北京,見過主席,我在北京呆了一二十天,
(記者)
當時為什麼去北京啊?
(黃志明)
那時候搞合作醫療,是赤腳醫生,參加中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縣裏推選的,在北京照的所有小照片,全沒了。壓在本子,全霉了。孩子就給燒了。那時候的北京的大型建築物我都進去過,故宮、頤和園、我都有照片,後來夾在本子裏,孩子們説照片壞了,全燒了。
解説:就在數百萬赤腳醫生在中國大地的各個角落為農民默默服務時,國際社會也把目光投向了這個特殊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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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
這部紀錄片是1972年,幾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學者來中國拍攝的。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影片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她親身感受著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1974年我是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做了一個發言,都是外交部審批好的,我只講了十五分鐘,那時候我講先生們女士們,他們也同聲翻譯給你翻出去的,講了一段,休息一下,講我們中國有了赤腳醫生貧下中農怎麼樣方便,貧下中農怎麼樣稱讚我們赤腳醫生,講好了之後,好多第三世界外國人都來跟我握手,他們都説中國赤腳醫生好,中國赤腳醫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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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
(覃祥官,1965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別人只發言10分鐘,10分鐘之內,執行主席錘子一敲,你的發言該結束了,他們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天我是半天報告,延長2小時,都是他們提問我答,我帶了關於合作醫療的好多材料,我位子兩邊堆了好多,都被人家拿完了。他們問,説中國的醫生不拿工資,為什麼給群眾看病這麼積極,我説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醫生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服好務的醫生,他們豎立拇指。喊烏拉,毛主席萬歲 !
解説:覃祥官進行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的9月9日,就在他盡情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沉浸在失去領袖的痛苦之中的人們,也許,還來不及考慮未來生活的變化,活躍在中國鄉村的數百萬赤腳醫生們的命運會隨著這一切的變化而改變嗎?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