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説：“農忙要參加農業集體生産勞動，還要經常買藥，出差，開會，逢年過節，別人放假，我們還要堅持看病，”這是1974 年2月17日，雲南省華寧縣一位普通赤腳醫生鄭培忠的日記，鄭醫生用樸素的筆觸描繪了生活的繁忙。

　　（鄭培忠，1965年 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人家夜半三更來喊你去看病，一晚上喊幾回，剛剛喊了去了，回來睡了，人家又來喊，有時候吃着飯人家也來喊，晚上也不能好好睡，所以覺得辛苦。

　　字幕：雲南省 華寧縣 華溪鎮

　　解説：鄭培忠是華寧縣的一名鄉村醫生，他的家在大山深處，1965年以前，這裡的人生病之後除了上山找些草藥外，就只能救助於巫婆神漢。1965年秋天，18歲的鄭培忠剛剛參加完縣城高中的入學考試。

　　（鄭培忠，1965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交通不方便，那個錄取書通知到了以後，已經過期了，從山那邊帶來通知書，通知書到手，已經過期了，所以就沒有讀。後來回家來嘛，當時公社，那個主任找我，説我們這兒缺醫少藥，沒有醫生，叫我去學醫來辦醫。

　　解説：經過縣醫院半年的培訓後，和縣城高中失之交臂的鄭培忠開始了自己走鄉串戶的行醫生涯，也開啟了家鄉看病有醫生的歷史，為附近十多個村莊的人們防病治病成為他無可推卸的責任。

　　（鄭培忠，1965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我們這裡，隔着一條河，有5個村子，那時候有人來喊看病，我們就要去，有時候，夏季，發大洪水，那個河水多大啊，那幾年沒有橋，沒辦法，衣裳褲子脫了，扛在頭上，藥箱頂頭上，過河去。

　　（鄭培忠，1965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有時候要做兩回拿，一回拿藥箱，一回拿衣裳褲子，過河去。我還學會了游泳，就是河水大些，也敢過去。

　　解説：儘管山路蜿蜒，河流湍急，鄭培忠很少想過退縮，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肩上藥箱的份量。和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信任”和“責任”對鄭培忠來説，是兩個沉甸甸的詞語。

　　（鄭培忠，1965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不去，好像就有對不起人家的意思，好像你是不滿意，如果你不去，就要不得，又是辦合作醫療，交了錢給你，生病了，喊你，你不去，要不得。

　　解説：單純的信念促使無數像鄭培忠這樣的赤腳醫生克服重重困難，送醫藥上門，這也是當年人們對赤腳醫生的起碼要求，而對於今天習慣於擠在醫院不同的窗口前排隊的人們來説，這樣的情形只留在了灰舊的影像和遙遠的記憶當中。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廣播上喊唄，那個時候家家戶戶都有廣播喇叭。安在屋裏，小隊都有三用機，他把三用機一開，就喊，某某赤腳醫生呢，你現在在哪，請你聽到廣播後馬上到哪一個人家裏去看病，有一個嚴重病人，一聽到後，人們就相互傳，看到我就説，有時候一天看到我，幾十個人跟我説，某某害病了，叫你馬上去。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那時候好象也沒有手電筒，主要是靠燒一把那個各種各樣的秸稈來照亮這個道路，所以在這個比較偏遠的這個山裏頭河邊上，或者是堰塘邊上，感覺到有時候毛骨悚然，尤其是秋天的夜晚，或者是下雨的時候，你總聽到有人在你背後走那種聲音，是因為腳步聲的回聲，泥巴地裏頭，那麼秋天的時候，乾燥的時候山上的那個果實會炸開，所以你聽到到處這兒那兒有那種響聲.

　　（崔雲瑞，1975年在河南成為赤腳醫生）

　　有一天，那是一個是冬天吧，大概半夜一兩點鐘，二點左右，突然有人敲我門，社員就拿了一個馬燈，天啊，外面不説漆黑吧，但月光特別暗，滿天的星星那天，然後就敲我門，説病非常急，病人危急，需要趕緊輸液。到那以後一看，病人送老衣都穿上了，給病人輸上液後往回走，那個自然村裏，我一個人往回走，也沒有燈啊，在大山裏，一個小女孩啊，現在都很難想像，那時候的膽量。

　　畫面：鄭培忠日記、

　　解説：“早上坐隊上汽車到華寧買藥，晚上做馬車回來，到家天也黑了，才到華英家門前，我聽到 説要我給他家 看病，説是肚子疼，我説我吃過飯再來，因為一方面沒有煮針，一方面怕如果不吃過飯就去看，人家知道我沒吃飯又要整飯吃，不好推卻，我總認為，自己給病人醫病是應該做的，但亂吃人家的飯是不應該的，如果説是混飯吃的話，差不多家家戶戶都吃過了。”鄭培忠曾認真的紀錄了那個年代一個普通赤腳醫生關於吃飯問題的困惑。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當時的政策是吃一頓飯要給四兩糧票。一角二分錢，這是國家的規定，我們一沒錢，二沒糧票，有糧票有錢可以吃，我們不拿國家工資，國家不給我們發糧票，我們上哪兒弄呢，就只有不吃，儘量不吃，趕回家吃，有時候跑了一整天連一頓飯都吃不上。

　　（黃志明，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如果病人給人煮點麵條吃，要鬥你的思想，那個時候不行。

　　解説：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物質極其匱乏，國家對每個人的口糧都有嚴格的限定，吃的問題是誰都無法回避的大事。在統一勞動統一收穫甚至統一作息的鄉村，一名赤腳醫生一天所掙的工分雖然相當於一名壯勞力，特殊的工作仍使得這個問題凸現出來，而淳樸的鄉親們則用自己的方式撫慰着行走在鄉間的特殊農民們，這種溫暖一直延續到今天。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在杜家村，家裏這麼困難，周圍的老百姓都幫我，我的田種不出來，一來幾十人，幫忙幾天就種了，有時一天就好了，有什麼困難，我説也不説，只要他們曉得我有困難，就來幫我了，就説這個感情，用金錢買不到的，那你出得起錢，他不願意幫你，還是不願意，我不出錢，有困難，周圍的人都來了。

　　解説：樂園公社曾一度被人們看作是中國合作醫療的發源地，作為了樂園公社杜家村衞生室的一名赤腳醫生，李興成見證了合作醫療在樂園的興衰，也直接感受着鄉親們對一位普通赤腳醫生的關愛，這份關愛甚至和他家的老屋深深地凝結在一起。

　　（李興成，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開始沒有屋住，一個爛屋，一個半片屋，木頭屋，屋頂上蓋的樹皮，沙樹皮，家庭裏那麼困難，他們看到我不行，好多人都來幫，全村幾乎是每家每戶都來給我幫過忙，不用去找，他主動的來給你幫忙，給我把屋砌起來了。我沒有糧食，沒有錢，沒有被褥，這個給我湊，那個給我湊，把屋砌起來了。我起了幾棟屋，起了兩棟屋，有一點小小的困難，老百姓就體貼，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非常地慚愧。

　　解説：現在的李興成很少有時間回家，他上班的衞生室離家很遠，騎摩托車還有四五十分鐘的山路，在當年鄉親們合力建造的老屋裏，他的妻子一如當年一樣，習慣了丈夫不在家的日子。

　　2005年11月 雲南 瑞麗

　　解説：今天是姐勒鄉趕擺的日子，附近村寨的人們都趕到這裡，用傳統的方式來洗滌數月的辛勞，在歡樂的人群中，我們見到了這位從醫35年，卻仍然只會用傣文開處方的曼很醫生。看起來曼醫生並不是一個善於交流的人，但據説每次趕擺，他都會被寨子裏的人邀來喝上幾杯。自從1970年走進村裏的合作醫療室開始，這些年，曼醫生一直幹得不情不願。

　　(曼很，1970年在雲南瑞麗成為赤腳醫生)

　　他們動員我到這裡搞合作醫療，原來都是困難的，家裏也困難，就回家了，後來病人又來找，那時候去看病都是走路啊，光腳走路啊，單車也沒有，晚上，要跑，白天要跑，工資也沒有，把生産隊的公積金收上來的時候，每個人發多少呢，每個人30分。發到我的身上，後來我不想幹了。

　　解説：現實的困難曾經讓曼醫生幾度放棄行醫，但回家種田的日子也並不安生。

　　(曼很，1970年在雲南瑞麗成為赤腳醫生)

　　不搞醫又怎麼辦呢，病家來叫，晚上沒有辦法，人家來喊，在門口喊，趕快起，趕快起，點着蠟燭，那時候沒有燈，沒有電，用蠟燭裝在竹筒裏，走路，有些人用芭蕉葉裹着蠟燭，走路去。

　　解説：縱然有過許多放棄的理由，鄉親們的需要還是讓曼很醫生不得不堅持下來，35年過去，曼很一直是附近8個寨子的健康守衛者，雖然每月沒有多少錢的鄉村醫生補貼，遇到看病拿不出現金的鄉親，曼醫生還是會代為墊付。

　　（曼很，1970年在雲南瑞麗成為赤腳醫生）

　　這些家裏困難的，就免費唄，記着賬，光記着，到現在還沒有還的，兩三年的都有了。現在自己投資買藥，又賒着，賒的太多了，我賒了8000多元。

　　解説：隨着年齡的增長，這幾年，曼醫生的視力已經大不如前了，鄉親們欠費的帳單也越來越厚，孩子們總勸説他早點回家頤養天年，可是真要告別多年熟悉的生活，回家當個純粹的農民，曼醫生的心裏，還真有幾分説不清道不明的不捨。

　　（曾在內蒙插隊十三年，張曉彤）

　　赤腳醫生在農村還是算特權階層了，很特殊的，有點什麼事家裏有點什麼喜事，或者家裏來個客人，有時候也是叫他來陪陪客人，他就算村子裏比較有身份的人，他雖然不是幹部，但他是很有身份的人。

　　（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張開寧）

　　中國的赤腳醫生和患者的關係，鄉村醫生和患者的關係，除了一般意義上所説的醫患關係之外，他們還是同一個村的人，也許他們是遠親，無論和他們的認同感很強，也許這也是中國農村醫療衞生的一種解決最基層，農民最基本的醫療衞生服務的一種可借鑒的地方。

　　解説：也許在當年很多赤腳醫生眼裏，生産隊安排自己背藥箱還是拿鋤頭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因為半農半醫的身份決定了他們首先是個農民，要和農民一樣的晨出暮歸，套用當年流行的説法，他們才是農民養得起，用的動，留得住的醫生。

　　（1969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楊舉賢）

　　當時的身份也是農村人，特別理解農民的疾苦，能理解人家的心情，能治好一個病人心理覺得很舒服。

　　（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張開寧）

　　這非常有意思，農民把他們稱為醫生，可是他們都覺得自己是農民。

　　2005年11月 雲南 瑞麗

　　解説：這位景頗族阿媽叫支賣，她所生活的寨子就是當年昆明知青李春瑞插隊落戶的地方，30多年前，李春瑞在這裡成為一名赤腳醫生，並因此紅遍全國。她和支賣之間的友誼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李春瑞，1969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支賣是個接生員，我就跟着她去看接生，哎呀，當時那個狀況真是，産婦雙手拉着籬笆，跪在那裏，接生，説是接生員，她實際上沒有什麼藥品，就是一瓶碘酒，一把剪刀。

　　（支賣，1964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有些生的連名字都不會起了，十多個就不會起名字，生到那麼多，最多的也就活着八九個，男孩女孩最多也就成活六七個，主要是病死的多。

	新法接生講座

　　解説：今天的我們很難把眼前這雙牽針引線的手和血管鉗、臍帶剪聯絡在一起。其實早在1964年支賣就開始學習新法接生了，那時她還是個僅僅念過四年景頗文的14歲小姑娘。

　　（支賣，1964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去培訓接生，打針那些，打針是在洋絲瓜上打針，學打針的嘛，娃娃是拿那種布縫的，那時候還不是洋娃娃，是布娃娃，臍帶也連着，學剪臍帶嘛。學了以後，，就叫我們自己接，叫自己接，羞呢，害怕呢，去接生自己也穿着一套工作衣呢，産包裏還有一件，兩件呢，穿着，又急又怕，汗都出來了。

　　解説：過去，對於中國女人來説，生孩子就像過“鬼門關”，産婦和孩子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解放前，我國新生兒死亡率高達200‰，新中國成立後，針對舊式接生婆的弊端，國家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培養支買這樣的新法接生員。不過新法接生和景頗族傳統的生育習慣大不相同，人們對小姑娘支買也很是懷疑。

　　（支賣，1964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新生接生叫産婦睡着生，她們不睡，不想睡，講睡不着，她們到處抓着，爬着。才生。她們怕叫我，怕我叫他們躺。第一次幫我家大嫂接，我家大嫂就説宣傳現在新法接生太好了，娃娃頭一齣來就不需要使力氣了，接生員幫忙拉出來，這樣舒服啊，大嫂幫我宣傳，最後她們有人生娃娃就來叫我。

　　解説：從此，支賣成了寨子裏女人們最信賴的朋友，幾十年過去，到底迎接了多少個新生兒的降臨，連她自己都説不清楚，不過，寨子裏嬰兒死亡率的降低卻是有目共睹的。而目前我國新生兒死亡率已經下降為25.5‰。

　　支賣邊展示邊講解：這個是保護會陰的，

　　這個是剪臍帶的剪子，臍包是要用的時候去衞生所領

　　解説：把産包挂在床頭的筒帕裏，隨時準備出門給人接生，是支賣多年養成的習慣。這幾年，為了進一步保障母嬰健康，國家要求産婦要到有條件的醫院住院分娩，支賣的這個産包已經基本不再使用了但她還是習慣的把它挂在老地方。

　　畫面：鄭培忠日記、

	送大鍋藥

　　解説：“醫療站值班，配大鍋藥預防流感，流腦。1975年3月18 日和19日兩天的日記中，赤腳醫生鄭培忠曾經這樣記錄下自己除了看病、勞動之外的生活，其實這才是當年人數眾多、醫術不高的赤腳醫生們更重要的工作。早在1950年，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衞生會議上，針對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旦疫情暴發便難以控制的特點，中央政府確定了以預防為主的農村衞生工作方針，此後的幾十年裏，赤腳醫生成為這一方針責無旁貸的直接實踐者。除了和城裏一樣，對適齡兒童進行多種疫苗的接種外，就地取材，用現有的中草藥隔三岔五的熬上一鍋預防藥幾乎成了那個年代中國鄉村的集體記憶。

　　（許來開，1968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大鍋藥靠我們自己採集，就是根據季節來的，看哪種季節發哪種病，當時中草藥的防治還是有用，防流行感冒，還有防瘧疾，當時瘧疾還是很多的。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當時藥很苦，也沒有糖，當時這個白糖也是非常缺少的，也很寶貴，每家過年只供應一斤糖，半斤糖，所以很多的時候，只能加一點糖精在裏頭，小孩才能喝。

　　（黃志明，1969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每七天要準備一批，挨家挨戶去發，在田裏種田的，衞生員就煮了大家喝，老人小孩子在家裏的，就要在家喝。

　　解説：沒有置身於那個時代和環境的人，也許很難理解這種就地取材，簡單炮製的大鍋藥到底能給農民們帶來怎樣的健康保障，更無法理解這種形式感極強的做法到底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張開寧，聯合國衞生組織專家）

　　坦率的説，這樣它的效果如果從現在從一個醫學教授的角度，你肯定想，你做過試驗沒有，他有沒有藥物，你要不要做對照研究，我一連串的質問就要出來了，可是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它給老百姓的一種安慰作用，那是非常巨大的，發藥了，吃藥了。

　　解説：“5月19日，挖廁所，晚上大隊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5月20日，早上學習，白天挖廁所。”在1975年5月裏，挖廁所顯然是鄭培忠的主要工作之一，也許當時的他還不能真正理解天天挖廁所的意義所在。其實，除了用簡單卻惠及每一戶農民的方法進行最基礎的疾病預防外，做好鄉村的公共衞生工作也是當年政府對赤腳醫生們的定位，定期噴灑預防藥，修建符合衞生標準的公共廁所，實際上都是公共衞生的一部份。衞生部國外貸款辦公室主任劉運國曾經在湖北隨縣當過四年赤腳醫生，擁有同濟醫科大學藥理學博士和美國加州大學公共衞生碩士兩個學位的他，回首當年，有着更清醒的認識。

　　（劉運國）

　　真正保障人們的健康，特別是大範圍的人群，應該主要是靠公共衞生，應該來預防人們的疾病，等到疾病發生的時候，尤其是器質性的這種損害的時候，作為醫生來説，減少病人痛苦，恢復它的功能，要使他完全恢復原來的功能和狀態是幾乎不太可能的，所以應該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服務群體面要更大一些，更有意義的，是從事公共衞生方面，預防性的這個工作。

　　解説：一本普通的日記濃縮了千百萬赤腳醫生平淡瑣碎的生活，也許當年背着藥箱走入千家萬戶的赤腳醫生們，還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醫生，但他們卻給億萬農民帶去了最貼心的安慰，只經過數月的短暫培訓甚至完全自學起家的他們能夠應對錯綜複雜的疾病嗎?時代的變遷中他們能夠長期的紮根於鄉村，繼續最初的實踐嗎？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