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説：2005年12月2日，當年在上海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黃鈺祥和我們一起踏上了尋訪王桂珍的旅程。王桂珍是江鎮公社第一批赤腳醫生中的一位，也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電影《春苗》中女主角春苗的原形。三十年過去，早已淡出人們視野的王桂珍似乎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江鎮公社也早已沒有了當年的模樣，1990年浦東開發後，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在這裡興建，地圖上的川沙縣江鎮公社已經變成了浦東新區機場鎮，王桂珍一直生活在這裡。

　　邱水興（王桂珍丈夫）：

　　我們原來通通不接受採訪，怕人家亂寫，寫得一塌糊塗。

　　王桂珍：

　　你曉得你一直打電話來，我一直不接待有這麼個意思，有的人亂寫，所以我現在一個也不接待了，昨天黃醫生打電話來，他是我的老師，我總要給他一點面子，你説對吧。

　　邱水興（王桂珍丈夫）：

　　我家要過安靜平靜的生活，實際上不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是大起大落的人，我們經常有人來，那天《中國日報》記者在這裡等了一天啊，我們不回家了，最後。

　　解説：62歲的王桂珍現在的身份是一傢俬營印刷廠的廠長，她和丈夫剛剛外出洽談業務回來。1965年，毛澤東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後，全國各地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涌現。這一年的12月，只有小學畢業的王桂珍被大隊推薦參加了公社第一批28名亦農亦醫衛生員的培訓。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初中畢業那個時候還是蠻多的，小學畢業的也有，我是讀到小學畢業，我們文化水平最低的只讀了三年的書，他也當赤腳醫生，當的還挺好的。他們被選舉出來都是想毛主席為貧下中農撐腰，貧下中農要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爭氣，去學習的人都挺刻苦的。

　　解説：兩個月後，經過簡單培訓的王桂珍背著藥箱回到了生産隊。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人家説過去當一個醫生總歸要讀幾年書，現在你讀了，那時候開始的時候只讀了51天，那麼去學了兩個月不到能做醫生嗎?人家開始不相信你，這個茅草屋裏能飛出金鳳凰給人家看病嗎？過去這是窮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現在這麼個黃毛丫頭去學了兩個月能當醫生嗎？

　　解説：年輕時的王桂珍被稱作三快姑娘，因為她説話快、走路快、做事也快，憑著一腔熱情王桂珍很快贏得了鄉親們的信任，因為不看病的時候要和大家一樣下田栽秧，鄉親們親昵的把王桂珍和她的同伴們稱為赤腳醫生。1968年，隨著《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報道，王桂珍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

	城市巡迴醫療隊

　　解説：為了培養更多赤腳醫生，越來越多的城市巡迴醫療隊走進了鄉村，上海甚至專門開辦了學制三年的半農半讀醫學專科學校。幾乎活躍在中國每一片土地上的赤腳醫生們給渴望健康的農民帶來了希望。此時，覃祥官所在的湖北樂園公社因為合作醫療的興起，似乎成為人們心中的聖地，各地參觀者絡繹不絕。

　　解説：覃祥官，為了解決鄉親們無錢買藥的困難，1964年，在家鄉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開展合作醫療，放棄掙工資的他此時也成為了中國數百萬赤腳醫生的一員，他的家鄉迎來了成千上萬的參觀者。

　　（長陽民歌：合作醫療鮮花開，放光彩哎）

　　（覃祥官，196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那時我們這裡也閉塞，公路還是合作醫療後修的，開始參觀的代表還是從榔坪鎮走來的，有一個河北省的副省長，是戰場上受了傷的，下大雪，從賀家坪鎮一天走到榔坪鎮，兩個人扶著走，安的假腿，又從榔坪鎮一天走到這裡。

　　（杜冰，湖北長陽衛生局幹部，原樂園公社製劑室工人）

　　1970年以後吧，外地來參觀的人就比較多，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一批到兩批，每次來，大概有幾十人，我們這個地方離縣城比較遠，居住不方便，為了解決參觀的代表來了有地方居住，當時縣政府專門撥了一筆款，就建了這樣一個招待所。

　　（杜家村村民）

　　那開始原來合作醫療的時候，都是一些衛生部門的人（來參觀），這裡還來過外國人呢。

　　解説：為了保證接待好各地來訪者，當年，長陽縣專門委派縣委招待所的副所長在這裡擔任所長。今天，如果不是這座靜靜的佇立在大山深處的小樓，人們幾乎要忘記了這裡曾經的熱鬧和輝煌，幾乎要淡忘了赤腳醫生時代的紅火。

　　解説：就在合作醫療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的時候，1969年，遠在中緬邊境的昆明知青李春瑞也懵懂的開始了自己的行醫實踐。

　　資料《景頗山上向陽花》一段原解説。

　　在我國邊疆雲南省瑞麗縣戶育公社的景頗山上，有一位充滿革命朝氣的女青年，名叫李春瑞，她在景頗山區落戶。學會了講景頗話，還學習給貧下中農看病

　　解説：李春瑞是昆明師範學院附中六五屆的高中生，為了積極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號召，她趕在1965年春節之前便來到了瑞麗，脫下學生裝，穿上粗布衣的李春瑞主動要求到條件最艱苦的景頗族山寨插隊。

　　（李春瑞，1969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因為景頗族它沒有文字，它從原始社會走過來，刻木記事，又沒有文字，生活特別苦，和他們一塊吃一塊住，體會到那個地方的貧窮和缺醫少藥。有了病之後是念鬼，他們叫默濤，景頗族的默濤是有了病就殺小雞，殺了小雞之後，就唸唸念，撒碎，叫祭鬼，景頗族用默濤來祭鬼，但是默濤他也懂一點草藥，他念完之後會給人一點草藥。

　　解説：一心想要用自己的雙手來改變景頗山落後面貌的李春瑞和同伴們決定首先改變寨子裏缺醫少藥的狀況，她讓當醫生的姐姐從昆明給自己寄來了醫書和銀針。

　　（李春瑞，1969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都是自己學，你在我身上打，我在你身上打，從那個一般的肌肉注射開始，還搞過靜脈注射，還打銀針，我們那個寨子裏有個啞巴，四十來歲，不會説話，我記得當時報紙上不斷地登，什麼用銀針能治啞巴，好像報紙上有一個報道，叫什麼紅的，大版的就登解放軍有一個醫生用銀針治好了啞巴.

　　資料：《靠毛澤東思想打開聾啞禁區》

　　原解説:靠毛澤東思想打開了聾啞禁區的消息震動了四面八方，引起了強烈反響）

　　（李春瑞，1969年成為赤腳醫生）

　　那個時候太年輕，太天真，就以為真的一根銀針能夠治好啞巴，我們三個女生就在自己身上戳啊，找那個穴位，會都不會，就叫家裏面買了一些銀針下來，就互相在身上，都是在要害部位戳，自己先戳，戳了就去給那個啞巴戳，想把那個啞巴治好。把那個啞巴戳地哇哇地叫，最終沒有治好，啞巴沒有治好，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但是從此就當上了赤腳醫生。

　　解説：儘管一切都靠自學，對景頗山寨的鄉親們來説，畢竟有了自己的醫生。能夠看病的知青李春瑞顯然更能夠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出於當時政治宣傳的需要，自學成才的她很快被樹立為全省乃至全國的先進知青典型，

　　（李春瑞，1969年成為赤腳醫生）

　　凡是中央來的，省裏來，一到瑞麗就要來看我，用他們的話説，到了瑞麗，不看到李春瑞就不算看到知青。當時我當知青的時候，好像願意為景頗人民奉獻自己的一切，好像毛主席就是自己心中的一切，什麼都願意去做，立下的誓言是要為改變景頗山做貢獻，當時我是這樣説的，要紮根農村一輩子。有的人説，我也是這樣説的，即使在那死掉了，好像也心甘情願。

　　紀錄片《北京醫療隊在阿裏》、

　　解説：20世紀70年代，赤腳醫生進入鼎盛時期，連西藏阿裏地區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腳醫生，全國赤腳醫生人數最多達到500多萬人，其中醫生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萬。能夠背著藥箱，當上赤腳醫生是當時很多年輕人人生的夢想。由於父親是村裏的支書，1971年，雲南華寧縣的譚美芳得到了一個去縣醫院短暫培訓的機會，雖然此時的她僅僅念過兩年書，隨後譚美芳和村裏的另外三位年輕人一起成為赤腳醫生。

　　(施家富，譚美芳丈夫)

　　當時因為是大集體種田，應該説從這方面考慮，做醫生就是給人家看病，在房子底下做活，從這方面考慮，在田裏做活畢竟要在太陽底下幹活。

　　字幕：2005年11月 雲南 華寧

　　解説：在距華寧縣城約35公里的小寨村衛生室，我們見到了彝族鄉村醫生譚美芳，她正收拾藥箱準備出門，她的丈夫帶著小孫女在門外等待，出診是譚美芳從1971年做赤腳醫生起養成的習慣，而陪妻子出診是丈夫施家富1980年結婚後便堅持的習慣。

　　解説：譚美芳今天要去看望的是一個産後十天的産婦。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人們遵循著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觀念裏，接生員往往由女赤腳醫生擔當，在小寨村下轄的12個自然村裏推行新法接生曾經是14歲的小女孩譚美芳最重要的工作。

　　解説：在華寧縣，家家門口都有待客用的水煙袋，等待妻子忙碌的工夫抽上幾口是丈夫施家富一天最輕鬆的時刻，因為他知道，也許，去下一個病人的家仍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

　　（譚美芳，1971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村子路好走點的就是我們剛才去的那個，走路好走點，有兩個村子好走點。

　　（記者）那難走的村子怎麼走啊，走不上去的村子怎麼辦，老倌天天陪著你啊？

　　（譚美芳，1971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陪著我走路，騎車騎的上的就騎，以前騎單車的時候騎不上去就走路嘛，兩個人走就不累了，就像你們説的可以聊聊天。

　　(施家富，譚美芳丈夫)

　　1988年吧，我們騎自行車覺得辛苦，覺得累人，就買了一點點大的小摩托車， 2340元錢買的，當時家裏面只有三百元，那兩千塊錢就是賒的。

　　解説：對施家富來説，陪妻子出診也許只是自己情感的樸素表達。但因為這種表達，譚美芳才能夠在鄉村醫生的路上走了30多年，她記不清自己看過多少病人，只知道小寨村的家家戶戶她已經走遍；她記不清自己究竟接生過多少孩子，只知道許多當年的嬰兒已為人父母，而她自己背上的孩子也早已從女兒換成了孫女。

　　。

　　(施家富，譚美芳丈夫)

　　就是白天還在吵架，晚上遇到那家人家哪個不好了，來喊，都要起來開門去，不會説記了仇，不給人看。

　　（譚美芳，1971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辛苦倒是辛苦呢，我認為到是苦呢，但是我幹了三十多年，我出去人家多數人會尊重我，我每去到每一個村子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是，都是喊我去吃飯啊、去玩啊，一看到我就喊。

　　解説：30多年的鄉間跋涉使譚美芳贏得了鄉親們的尊重，這樣的尊重足以讓她淡忘一路走來的辛苦。瑣碎真實的鄉間行醫生涯和30年的歲月已經漸漸淹沒了她當年背上藥箱時的光榮和喜悅。

　　而對華寧縣另一位鄉村醫生豆東梅來説，年輕時沒能成為赤腳醫生是她一生的遺憾，只因為根正苗紅是當年人們挑選赤腳醫生時首當其衝的尺度

　　（豆東梅）

　　我爸爸是國民黨黨員，在這兒呢，我們家的階級成分又算是高一點的，所以沒有人替自己説話，人家不要，你想當又怎樣，你想想，那時候，在我們村委會，高中畢業生，獨一無二，只有我啊。

　　解説：1992年，豆東梅關掉家中紅火的小賣部，賣掉跑了多年運輸的大卡車，通過考試成為了一名鐵梗村的鄉村醫生，青少年時代未競的夢想支撐她努力做好醫生，她堅持像當年赤腳醫生那樣送醫藥上門，贏得了在四鄉八鄰中的威信。

　　解説：當年的赤腳醫生往往只經過簡單的培訓甚至完全自學起家，他們散落在大江南北的村村寨寨，現實的需要和那個時代特有的“人定勝天”的激情激發著他們嘗試的熱情。

　　（李春瑞，1969年在雲南成為赤腳醫生）

　　有一天發生一件事，有一個景頗族的老奶奶，從山上下來，説肚子疼，肚子疼，我們同學去找青黴素給她打，青黴素不是會過敏嗎，過敏之後會死人的，她就給她打，量就打多了，一下子，景頗族老奶奶全身冒大汗，嚇得我們要死，她趕快叫我去找解除腎上腺素，她叫我去找，我又去找來，一針打下去，老奶奶汗就止住了，後來她還高興地説，謝謝你們了，我肚子不疼了，實際上那天差點要出人命的.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怕，現在做醫生越做越怕，膽子越做越小。那時候我們剛剛學出來，只要我自己搶救的藥水拿好，你只要打進去總歸不會死的。腦子當中是這麼想的，現在你叫我打我就不敢打了。

　　（譚有坤，原湖北長陽樂園公社衛生院醫生）

　　確實赤腳醫生做了一些驚天動地的事，嚴格上説，是驚天動地的事。他能夠獨擋一面，他學的東西很少,比如説現在一個正正規規的學生，在武漢醫學院培訓五年的學生，他來看病還縮手縮腳，不知該怎麼辦，他們（赤腳醫生）就敢搞，是不是，他就敢給你打針，敢給你弄藥，他還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解説：儘管那是一個近乎荒謬的年代，面對佔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命，如何保障赤腳醫生服務的安全性成為中國政府考慮的問題。除了對赤腳醫生定期進行輪訓外，大量簡單通俗的醫學讀物成為提高他們醫術的有效手段。黃鈺祥，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1953年，從蘇州醫專畢業的他被分配到上海川沙江鎮公社衛生院，經過2年的鄉村醫療實踐後，1965年底開始參與培養當地赤腳醫生，1969年，黃鈺祥所在的江鎮公社衛生院接受到了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編寫一本適合南方地區使用的赤腳醫生實用教材，黃鈺祥當初的講義自然而然的被視為教材的藍本。半年後的1970年6月，《赤腳醫生培訓教材》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黃鈺祥，原上海川沙江鎮公社衛生院醫生)

　　一下子印出50萬冊，拿到市場上去一搶而空了，沒有多久五十萬冊完了。後來又數次加印，最後印了118萬冊。下面有個括號，供南方地區使用，因為我們國家大，南方和北方的病種也有好多不同，北方本人民衛生出版社叫白求恩醫科大學主編的。

　　解説：教材給赤腳醫生們提供了最淺顯的入門方法，此後，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不斷再版，改進，成為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

　　(劉運國，197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在我的藥箱裏頭一直背著這本書，有時候出診回來的時候，在路上找塊石頭或者樹蔭底下，還把它讀一讀了解一下，這個病看的對不對，還有什麼別的沒有做好的地方，非常實用的一本書.

　　（張開寧，世界衛生組織專家）

　　這些教材當中最正面的仍然是以問題為中心，就是不是按照傳統的做法，先講解剖，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它不是按照學院派這樣需要六年時間，八年時間培養一個好的醫生，他是以問題為中心，實際上這在醫學教育當中也是成功的案例。

　　解説：也許，當年的每一位赤腳醫生的手裏，都有這樣的一本寶書，他們在出診回來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著邊學邊幹的特殊使命。今天，當這些發黃的書籍隔著幾十年的歲月斑駁出現時，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當年他們的主人愛不釋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個人人身邊有醫生的舊日鄉村。

　　解説：在歷史的洪流中，一些原本普通的赤腳醫生們也有了戲劇化的身份。1976年，覃祥官被湖北省委破格任命為衛生廳副廳長。不過為了保持赤腳醫生半醫半農的本色，他的身份還是農民，工資仍然要交給生産隊換成隊裏的工分後年底才有糧食吃，覃祥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農民廳長”。

　　（覃祥官，1965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去報到時，背著黃包包，穿得很一般，我出國用的衣服回來都沒有穿過，都是放在那裏擱壞的，怕穿了人家説我驕傲了。門衛不讓我進，他們説報什麼到，我説我來工作的，讓我把證件拿來，一看是副廳長就讓我進去了，衛生局有個招待所，到了星期日打掃清潔，掃廁所都是我掃，他們問招待所是不是新添了職工，添了一個清潔工，招待所所長説你們不認識人，不是清潔工，是副廳長吶。

　　解説：就在覃祥官努力適應自己的新角色時，上海川沙的王桂珍也已經坐進了北京衛生部的辦公室。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75年12月份通知我到北京去參加毛澤東思想新醫班，那時我記得的，他説去兩個星期。到了北京之後，衛生部跟我講，叫你來是三三制，説四個月在北京，四個月在川沙，四個月在大隊當赤腳醫生。你這次來就是在北京呆四個月。

　　解説：成為衛生部的“三三制”幹部的王桂珍並沒有感受到生活的變化。不過她的形象已經被印在了上海糧票上。

　　（王桂珍）

　　我在北京的生活費我愛人寄給我的。現在想想很好笑的，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想過什麼報酬不報酬的，那個時候只知道做.

　　（邱水興，王桂珍愛人）

　　過去王桂珍出名的那時候，我一直在甘肅工作，家裏的情況實際上都不太了解，就知道我每月發了工資，一個月寄給王桂珍十五塊錢，有時候跟我説要上北京出差沒有錢，她沒錢嘛，她是掙工分的，哪有錢呢。

　　解説：儘管做赤腳醫生給覃祥官、王桂珍的人生帶來過很多榮耀，但是他們最火紅的記憶卻留在了1969年10月1日，在共和國20歲生日的慶典中，他們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

　　（覃祥官，1964年在湖北成為赤腳醫生）

　　我坐第一排，他從電梯下來，首先是周總理來看望，然後毛主席才下來，從電梯上下來，他彎下腰來，向我們招手，不讓握手，怕他身體受不了。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為赤腳醫生）

　　天安門檢閱的時候，我跟毛主席相當於你現在跟我的距離那麼近，當我回來的時候，從北京回到上海，回到川沙，在川沙人民大會堂有一千個人聽我發言，我幸福的見到了毛主席，喉嚨都喊啞了，一直喊毛主席萬歲，哇啦哇啦喊。

　　解説：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在一起，這幾乎是那個年代一個普通中國人所能夠想象的最高榮譽了。覃祥官、王桂珍此後的生活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活躍在全國各地幾百萬赤腳醫生們又會有怎樣的故事呢？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