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燈下的哨兵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01日 17:58

　　有經濟學家説，可以通過霓虹燈來判斷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這就是霓虹燈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説，上海的南京路大概應該説是中國最繁華的商業街了。在霓虹閃爍的南京路上，在擁擠的人流中，一支英姿颯爽的巡邏部隊正在行進著。由於一部曾經家喻戶曉的電影，他們擁有了一個閃亮的名字“霓虹燈下的哨兵”。

　　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原型是原上海警備區某團八連，1947年8月，八連在炮火紛飛、硝煙瀰漫的戰場上誕生。1949年，隨三野大軍解放上海，進城不入民宅，不管颳風下雨，統統睡在馬路上。陳毅司令員説，這是我們送給上海人民最好的見面禮。然而，進城以後，八連接到的命令卻是駐守南京路。

　　電影演員袁岳：

　　不理解，上海打完了，我們作戰部隊在那裏守衛城市算什麼？部隊就要往前衝，消滅敵人，站馬路，這一輩子沒有站過馬路。還是我們打得不好，還是怎麼回事兒？想不通。

　　袁岳，影片中趙大大的扮演者，戰爭年代行過軍，打過仗，一直是一名部隊的文藝工作者，因此對趙大大這個角色的理解有很切身的體驗。

　　八連的戰士在南京路上巡邏一段時間以後，發現巡邏並不比行軍打仗輕鬆多少。昔日的上海曾經是冒險家的樂園，儘管當時已經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曾被譽為十里洋場的南京路依然充斥著強烈的誘惑和腐蝕性。

　　時任“南京路上好八連”指導員 王經文

　　當時，隱藏陰暗角落裏敵人，在叫囂，“共産黨讓他紅著進來，不出三個月就讓他發黴爛掉，滾出南京路”，就曾經這麼囂張，有的不懷好意的人，就從樓上扔下錢包，企圖來試探和腐蝕我們的戰士，

　　這時的南京路被稱為一個大染缸，複雜的鬥爭環境也影響了一部分戰士的思想，影片中的年輕戰士童阿男在八連中就有生活的原型，是一個叫童新根的新戰士。

　　編劇 王經文

　　連隊裏一天三餐有飯吃，他專門星期天，跑到國際飯店上去吃一頓。吃一頓什麼呢？一碗陽春面。那時候陽春面是兩毛錢的。他回來和大家説，我今天到國際飯店吃了一頓。

　　編劇 王經文

　　像這樣的事兒很多，這個戰士專門要求班長晚上站崗，他有一句話，晚上站崗真開心，南京路上的風啊，都是香的，比看電影還過癮。

　　面對新的形勢，連隊黨支部教育官兵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務必使同志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八連的老戰士説，他們就是靠兩個務必起家的，當家的。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曾經是那個年代的人共同的記憶，這句話就來自艱苦奮鬥的八連戰士。八連連長張繼寶在戰爭年代就有一個針線包，放在他的行軍包裹裏，帶到了上海，帶到了南京路。一開始他教戰士縫補衣服，後來全連都向連長學習，每人一個針線包，自己縫補衣服，一個老班長的襯衣縫了38個補丁還沒有扔。

　　編劇 王經文

　　那時連隊的生活比較困難，三年自然災害，國家醫治戰爭創傷，經濟恢復時期，比較困難，所以就自己補衣服。

　　八連有很多不成文的公約：除緊急任務外，一律不乘車，傢具自己修理，洗臉盆修了破，破了修，用了十年；轉戰南北，行程萬里的行軍鍋用了15年。為了節約每一粒米、每一度電，每一分錢，每一寸布，八連的戰士想了很多的辦法。

　　八連的情況吸引了一位有心人的目光，他經常到八連體驗生活，為戰士們拍照，還將八連的故事寫成了報道和通訊，他也成為了第一個報道八連先進事跡的人，他就是當時上海警備區的俱樂部主任，呂興臣

　　呂興臣只讀過四年書，寫稿是從寫照片説明開始的，那時他是《解放日報》的通訊員。《針線包》是他的處女作，從此一發不可收，從《行軍鍋》到《38個補丁的村衫》、《工具箱》、《一分錢的故事》，寫了很多八連艱苦奮鬥生活的小故事。隨後，他又把這些小故事編成一篇長通訊。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報》以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刊出了這篇題為《南京路上好八連》的通訊，這篇文章全文6900字，以八連艱苦奮鬥，拒腐蝕，永不沾的精神作為宣傳報道的主線，生動形象地刻畫了八連的先進事跡，感人至深。報社還同時配發了社論，形成了強大的宣傳力度。這也是八連的先進事跡首次被完整地報道出來。

　　《南京路上好八連》這篇通訊發表以後，全國各地的報刊紛紛轉載。好八連的先進事跡傳遍了神州大地，南京路上好八連這幾個字，也開始被全國人民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