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別洪樓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3日 10:26

　　洪樓是我研究生畢業之後工作的《山東文學》雜誌社所在的地方，我用它為自己那個時期的生活命名。

　　1993年，山東電視臺《道德與法制》欄目招聘主持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節目，但是由於不久前一位同事去了電視臺工作，所以産生了好奇。應聘的過程很順利，我開始在這個欄目兼職工作。

　　第一次主持節目的經歷的確難忘，我想可能沒有一個主持人會這樣開始他或她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對電視製作一無所知，而且由於文人的偏見，看電視也很少。但是製片人竟然在第一天就給了我一個題目，讓我帶著攝像出發了。事後我知道，其實那個“攝像”是我們欄目的副製片人，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的資深記者，可是在那一天的採訪中，他絕不做攝像之外的任何工作。採訪對像是一個四胞胎家庭，內容是四胞胎在社會關愛之下健康成長。一進家，四個上幼兒園的頑皮孩子就把我鬧暈了，別説我還根本不知道鏡頭怎麼安排，場面如何調度，讓大人説些什麼，孩子們又如何表現，而我們那位老謀深算的“攝像”老兄一言不發，任由我憑著異想天開的揣測在四個孩子和兩個大人中間暈頭轉向地忙活。今天回憶起來，我真想不出那一天都“採訪”了些什麼，自己在鏡頭前的表現怎麼樣，只記得狼狽不堪。回來之後，他們又給我安排了機房和一位“剪輯師”，而這位剪輯師也絕不對節目的次序和思路作任何建議，只是幫我操作編輯機。我就這樣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節目，是第一次做主持人，也是第一次做記者，第一次做編導，撰稿。

　　不用説，節目不會好，最後是由化裝成“攝像”的製片人來收拾，剪出了一個四分鐘左右的小專題，好在“攝像”當然不會是真的機械攝像，“剪輯”也不會真的機械剪輯，片子最後還是播出了。我至今為那一期節目的觀眾感到抱歉，如果我後來的節目中有一些還算讓他們滿意的作品，就算是一種彌補吧。

　　在以後的合作中，跟所謂的“攝像”和“剪輯”包括做如此安排的製片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至今也沒有問過他們，為什麼會讓我這樣開始自己的主持人生涯。當然我早已深深理解了他們的苦心。一次超常規的挑戰讓我對遇到的所有難題都印象深刻，對所有解決難題的方法，無論是自己琢磨出來的還是同事告訴的，都印象深刻。我不僅一舉克服了電視表達方式的障礙，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面對更多挑戰的勇氣。因為沒有一個難題會比那一次更難了，既然我能夠在不會走的時候走出第一步，那就一定能在沒有路的地方找出通過的方式。

　　非常感謝這個欄目的朋友們，讓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開始了自己的主持人生涯，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是與電視節目交融一體的，它長大，我也長大。

　　1995年，在一次採訪中聽説了一個故事，一個女人因為長期受丈夫虐待把丈夫殺死，自己被判刑入獄。後來我知道這種殺夫案件是女犯當中最普遍的案件，但是當時，對於剛從象牙塔中走出不久的我來説，它還是非常有吸引力。我到女子監獄採訪了這位女犯，製作了專題片《誰是受害者》。也是因為對欄目通常的表達方式並未習慣，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把這個節目做成了反封建的長篇檄文，除了對當事人的採訪之外，用了一半多的時間在演播室裏做大段大段的評論。還是要感謝我們的同事和審片領導，給了我寬鬆的創作空間，讓這個在當時看起來有點怪的節目順利播出，而且很快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我第一部真正意義的電視作品，及時的正面反饋激發了從未有過的創作激情，此後兩年中我和同事們一起衝鋒陷陣，搗毀血霸窩點，揭露非法行醫，尋找出走少女，追蹤和解析各種案件，製作了大量的優秀節目，也獲得了很多或高或低的獎。其中包括“金士明杯”第二屆全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的社教類金獎。

　　那次大賽之後我調入山東電視臺，成為一名職業主持人。

　　離開洪樓的時候，突然想回頭看一看那座樓的顏色，但是車已行遠，看不到了。在那裏生活了八年，每天只是在裏面忙碌，竟然從沒看一眼它的外觀。當然，這好像不太重要，我揮一揮衣袖，作別了象牙塔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