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學時的班主任有暴力傾向，具體一點説是兩方面，肢體暴力和語言暴力，肢體暴力是以老師的手或腳撞擊我們的臉和屁股為主，語言暴力是老師用怒吼咆哮的聲音來攻擊我們的耳膜。在這兩種情況面前大家的反映都差不多，低頭，彎腰，雙手放下，緊貼褲縫，那時候我們的法律意識不強，總覺得那是合情合理的事，要是放到現在，社會與法頻道一看，再找記者那麼一拍，保準管用。每次一想到那時的事，我總能記起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一群學生偷偷往老師的帽子裏放煤球那一段，電影裏老師的反映是歇斯底裏地喊了三個字“誰幹的”一看這老師的智商就不高，你問誰幹的，誰還能主動站出來承認啊。電影裏的許多情節是虛構的，哪怕作者説一千次，它來自於生活，我都認為它是假的，起碼在我上初中那會兒沒人敢往老師的帽子裏放煤球，但好的電影又是那麼的吸引人。

　　2006年快過完的時候，製片人對我説你做幾期元旦的特別節目吧，我説行。他説那你先出個方案，我説行。他説那你再找幾個幫手一塊弄，我説行。2006年快過完的時候我28歲，12年前和中學的班主任照完了畢業照以後，再沒見過面，但對他的回憶卻讓我有了做元旦節目的想法，那就是試圖尋找真實的生活和電影的聯絡。

　　打開2006年一年的節目單，300多個節目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整整齊齊地擺出了四個字──道德觀察。這四個字和每個地球人都有關係，所以現實主意的電影題材成了我們收集的重點，在節目方案修改了N遍之後我們找了五個主題，《回家的路》《真實謊言》《一紙婚書》《生死營救》《守望幸福》。和我一塊兒找的還有三個人，一個是外表粗獷內心細膩的陳紅，一個是節目生産模範楊曉佳，一個是入行不久牛刀小試的張治軍。我們四個變成了一家人，為了過好日子，我們都豁出去了，辦公室吃喝拉撒睡一條龍（辦公地點有洗手間）。有一天大家一起寫稿子寫到淩晨，討論的激烈程度酷似當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考慮到這方面因素，我們還專門邀請了當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最佳辯手之一，路一鳴先生參加，當年那個在辯論會上發揮神勇的小夥子和現在的《道德觀察》節目主持人是一個人，當年他跟我一樣是光棍，現在他不僅是央視的主持人而且早已“脫光”（脫離光棍），我們一般都親切地稱呼他路老師。那天的討論持續到次日淩晨好幾點，由於氣氛過於激烈，路老師在前一天的午飯後就退場了，臨走時他説“你們討論的氣氛真好”我目送他消失在飯店裏韓國烤肉的煙霧中，然後用辯論會中四辨的語氣大聲説“服務員，結賬”。那天要按日期説已鄰近聖誕，節日的氣氛越來越濃，快兩點時四個人走出辦公室，我看著滿天星斗，想著大家該如何回家，張治軍住的最近，而且他有車，一齣門，上車，一腳下去就快到家了，他的那輛二八自行車很少遭遇堵車，淩晨兩點他以近40邁的速度在長安街上狂奔，周圍的夜色吞沒了車子，卻沒法吞沒他渴望回家的心情。剩下的兩位女士住的都挺遠，淩晨兩點讓她們回家實在是不放心，於是我決定給她們在賓館開間房，可她們死活不同意，説花那錢不值。就這樣三個人在大街上漫無目地的走。冬天的北京有些蕭瑟，夜晚更是如此，我們不是高樓裏席夢思上失眠的人，卻也和他們一樣，體會著北京的不眠夜。那天也許很冷，但三個人走在一起挺暖和，最終她們那兒也沒去回了辦公室。

　　節目的推進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雖然大家都很投入，但問題總會在下一秒出現，每一個解決問題的瞬間，驚喜流淌在血液裏，眼中的一切變美好，電影《臥虎藏龍》中主人公李墨白説“我仿佛進入了一種從未觸摸的境界，周圍只有光”這話是導演李安讓他説的，李安和我們一樣也在現實與電影之間遊走，人們説他是大師，人們還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體會著李安式的快樂和悲傷，但卻仍然逃脫不了年少的浮淺。和大師對話就去看他的電影，和我們對話就請深夜到《道德觀察》的機房裏來。平安夜裏，機房只剩我，陳紅和楊曉佳，那夜大家雖然仍舊談笑風生，可我卻覺得有些傷感，陳紅的婆婆從四川來看她，她卻沒好好陪陪老人家，妙齡女子楊曉佳也一定推掉了不少男孩的約會，把玫瑰花和巧克力變成了咖啡和濃茶。

　　天亮了，我們在醒來的人醒來時進入夢鄉。

　　聖誕過後節目錄製進入尾聲，路老師在演播室錄製當天發揮的比在國際大專辯論會的賽場上還要神勇，帶著低燒他一口氣錄製了五期節目不説，還加錄了一個周播。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連個米粒兒都沒吃，他很餓，但他一定忘了餓，你見過電影裏戰場上打的熱火朝天的敢死隊員吧，他們從不吃中午飯。那天路老師就是敢死隊員。當周播錄完時。路老師從戰場上下來，抿著嘴不願多説一個字，為了緩解尷尬的氣氛，我一臉帶笑地對他説“對不起，第一集再錄一遍”他怒視著我從牙縫裏擠出三個字“為什麼”我説聲音不太好，他看了我一眼轉過身去，留下一地空白。那空白裏有我無恥的要求和扭曲的笑容。我曾經響應號召學習航天精神，對零失誤的中國航天人十二分地崇拜，可在錄製當天卻沒監控好聲音，我説路老師再飛一次吧，這回肯定把你送到預定軌道。就這樣路老師為我的失誤埋了單，代價是吃飯時間再推後一個小時。

　　錄完演播室的我們填飽肚子後立刻呈鳥獸散，幾天沒回家的陳紅和楊曉佳終於可以回家洗澡換衣服重新見人了，陳紅的老公曾前來探班，仿佛讓我明白結婚過日子的樸素意義。自信的楊曉佳歷來素面朝天，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相信以她的實力還可以再熬三天。騎二八自行車的張治軍去了長沙，自行車留在了北京。我像一個待産的孕婦，計算著分娩的準確日期。製片人倪俊不斷地詢問進度，最後的衝刺已經開始。五期節目我們共引用了15個真實事件，這些事件都是一年來《道德觀察》欄目關注過的內容，涉及家庭，職場，公共利益等等，每一個真實的事件又找了一部電影做承托，電影反映的內容大多也都和真實事件相類似。為了找出特別節目所用的各種素材，我們曾一遍遍翻看過去播過的節目，有好多精彩的內容由於篇幅所限，最終沒能使用，這是個遺憾。但也有值得慶倖的地方，因為若不是由於做特別節目，我們肯定不會如此大量地審視梳理同事們的作品，那些飽含激情地採訪，那些迎難而上的調查，那些展示人間正義與真情的文字，讓我欽佩讓我學習。我仿佛看見他們出發時的背影穿過喧鬧的人群，看見他們把美夢留在他鄉簡陋的旅館，看見他們一次次敲開陌生人家的房門，看見他們在發問，在思考，在觀察。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的。

　　365天是一個輪迴，每一期節目都是一次挑戰，2006年年底，臺裏新發的掛曆上路老師睿智的目光穿越紙背顯得光彩照人，所有人都分享了那份榮譽，我知道他應該被印在掛曆上，因為我見過他為了説好演播室的話，苦思冥想百折不撓，我見過他與自己較量分秒必爭寸步不讓，我見過他批評的婉轉與犀利，讚頌的真實而激情，是非對錯，善惡忠奸在他精緻的語言中常常發人深省。2006年的最後一天我們的五期特別節目播出了，在迎新年的聚會上，路老師流出了眼淚，有同事問我説怎麼了。我長嘆一聲説“我們的元旦節目播出了，他太激動了”不一會兒另一個傢伙跑來説“路一鳴是真喝高了”。

　　2006到底是什麼？再多的花樣也無法準確地給出回答，每個人的生活是那麼的不一樣。在這個信息過剩，娛樂致死的年代，做一檔好節目多難，許多同行都有感觸。“我們沒有銅頭鐵臂，我們可以血肉模糊”這是初中時班主任修理我們時大家的心聲，如今回憶早已改變了當初的事實，屁股上老師踢出的腳印給了我們一個未來，過了這個年我已經29歲，青春散場後，銀幕上的我們已和過去不一樣，今天説這些事如果僅僅是為了回憶，那些回憶也是為了告訴自己，明天一定更精彩。

　　再見2006。

　　編導：劉俊廷

責編：西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