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制來看，在最北段的山東商幫，很有國有企業特色，蘇南商幫具有集體企業的色彩，愈往南，民營企業的特色愈濃烈。新商幫的種種模式，代表了中國企業尋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

　　隨著區域經濟的新一輪發展，目前中國存在看可以地域識別的商人群體。浙江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引起世人關注可並稱為中國新五大商幫。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明清時代的十大商幫山西商幫、寧波商幫、徽州商幫、龍遊商幫等只能象徵著那個時代中國商業的榮光。而這些舊商幫的隕落雖然令人惆悵但畢竟演繹著歷史的邏輯。現在涌現出的中國五大新商幫則代表著中國商業的新品格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脈絡和走向。

　　如果紅頂商人胡雪岩能活到180歲，他就能看到取代他日榮光的五大新商幫的勃勃生機。

　　在威海、煙臺、青島、濟南等地誕生了赫赫威名的山東商幫。

　　往南，在江蘇南部是以蘇錫常為基地的蘇南商幫。再往南，東海邊是由寧波、台州、溫州、杭州組成的浙江商幫。

　　繼續往南是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由泉州、漳州、廈門組成的閩南商幫。

　　最後一處。是毗鄰港澳的廣州、惠州、東美、順德、深圳組成的珠三角商幫。

　　如果胡雪岩與張瑞敏、何享建、李書福、魯冠球臥席長談，會碰撞出什麼火花？這讓人浮想聯翩。

　　新商幫改變了什麼？

　　一項在北京地區進行的企業界人士調查顯示，近半數受訪人士認為目前中國存在著以地域識別的商人群體。總共有45個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廣州與浙江商人幾平齊名；溫州商人則被從浙江商人中單獨列出，排位靠前。

　　從表面看新商幫與明清商幫“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會館、公所為其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的特點相比，至少在地域與文化的關聯性上並無多大差異。新商幫們植根幹當地共同的商業氣質和文化脈絡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細細考察則可以從他們身上解讀出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環境、地域特徵。

　　新商幫覆蓋的地域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在地圖上看新商幫們的版圖五大商幫都處於沿海地區。聯合國發佈的各國城市發展指標及發展前景統計報告顯示，中國有25個城市最具發展前途其中沿海城市佔3／5而這些城市絕大多數都處於五大商幫的“勢力範圍”。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漸漸崛起的新商幫已經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版圖。從全國來看，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高幹西部地區2001年浙江省及浙江台州市的人均GDP已分別達到1794美元和1649美元。

　　新商幫在經濟上的崛起。應該歸功於他們創造性地發展了適合當地的商業模式。從體制來看。最北端的山東商幫很有國有企業色彩即所謂的“魯商近官”而“又紅又專”的蘇南商幫具有集體主義色彩，越往南，民營企業色彩愈濃烈。這種模式，實際上代表了中國企業尋找本土企業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幫的發展水平也顯示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

　　與明清商幫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幫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個性中一種有鮮明地域文化和市場特點的經濟模式。新商幫的種種不同模式，反映的是這些商人群體對當地蘊涵的具有延續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幫承繼了浙東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將傳統的吃苦耐勞精神與強烈的事業心和大膽敏銳的商業意識融會貫通閩南幫則將客家商業文化和“愛拼才會贏”的現代意識結合──新商業文化。不能不説是新商幫對中國商業的重要貢獻。

　　改變中國經濟版圖的背後，是新商幫們創造了目前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産業珠三角的電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裝、閩南的運動鞋在中國乃至全球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行業的整合最終必然産生商業巨子張瑞敏、黃宏生、魯冠球、徐冠巨、南存輝等中國新商幫的代表人物具有強烈的示範作用他們已經成為一個行業和一個時代的標誌。這些商業“偶像”頻頻出現在各種年度頒獎會上，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對上遊社會的渴望。

　　在新商幫中，有一個現象不得不提。隨著中國進入流動社會 “人不分南北”的現象出現了。在五大商幫中，非本土但在當地“生根發芽”的商人也佔據了重要地位。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體現得較為明晰。

　　來自浙江的善商族來自北方的重義族，他們極富冒險精神既了解廣東又了解本土情況一旦商戰，極難招惹。他們往往具有高學歷和深厚底蘊。相對於傳統的廣東商人，他們事業更為寬闊。不過度關注眼前利益。他們往往語出驚人卻絕少過度張揚。段永平曾説過我在企業中強調“本分”二字信譽就是本分。如果員工從客戶那裏佔了不該佔的便宜他決不會得到表揚。

　　南北商因大競爭

　　隨著各大商幫勢力的擴展和各省帶有濃烈攀比意識的競爭態勢的出現。商幫之間的比較也成為下到百姓，上至官員關心的話題。近年來關幹粵商和浙商的比較，已經被炒得紛紛擾擾。一個比較得到廣泛認同的説法是，繼徽商、晉商之後浙商已成為引世紀中國第一商人群體，浙江商幫精神和浙商品牌的傳播已經成為一大熱點。浙江商幫的代表群體溫州商人更顯得“出位”。

　　中國管理科學院教授、溫州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丁富研究員認為，溫州商人的最大特點是願意吃苦，溫州的文化也是一種功利派的文化這一點與廣東的民營企業是非常相似的。廣東人也是很勤勞、很務實因此發展到現在也有了很大能量。溫州股份制改造比廣東早，産權明晰帶來機制上的憂勢。溫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國早8年至10年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

　　在比較溫州和廣東民營經濟的時候，“無為”和“有為”被反復提到。溫州的政府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無為”的政府。放手發動千家萬戶搞農村工業化，但由於不懂市場經濟，政府反應滯後；在第二階段成為“有為”的政府，政府開始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管到了第三階段是“適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結合來催生民營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山東商幫和珠三角商幫成為北方企業和南方企業的代表，南北商圈的爭論也成為熱佔有觀點認為，珠三角商幫的商人做企業，重視的是個人理想的實現而很少聯想到國家和歷史山東商人則把經營企業看成“治國平天下”的一種競相形式。張瑞敏説“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實際上在山東商人的背後站著堅定的“大官”。在“海爾”發展期間的多次並購上，政府扶持功不可沒。相對而言廣東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滅。山東商幫的特點是“一手拿孫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經”，而珠三角商幫的特點是開放式的市場競爭。

　　山東商幫近官珠三角商幫近商；山東商幫厚實。珠三角商幫靈活，這可能代表了南北兩大商圈的主要特點。

　　新商幫趕考WTO

　　中國新商幫的起步都得益於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而今在WTO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也成為新商幫們仔細考量的問題。

　　輿論認為珠三角商幫的格蘭仕和山東商幫的海爾，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新商幫直面WTO的表率。

　　格蘭仕是土生土長、地地道道的民營企業。格蘭仕主導産品三年做到全國第一名（70％的市場份額）6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35％的市場份額）。《人民日報》稱“格蘭仕的實踐，本質上講已追尋到一條中國産經與世界接軌的通道。”格蘭仕的創意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世界工廠通過超低成本控制建立壓倒性低成本競爭優勢。如果説格蘭仕主動把自己辛在全球化的鏈條上，而海爾的張瑞敏則是選擇了一條運用全球化資源開發全球市場的道路。

　　張瑞敏説．只聽到過海爾到美國設廠有風險我從來沒聽説過有人提出不到美國設廠風險是不是更大。海爾到美國設廠的風險是創世界品牌過程當中的風險，而不到美國設廠是必死無疑的風險。而擔當海爾國際化戰略重任的首批先頭部隊是成千上萬台專為美國市場設計的“儲酒冰櫃”。

　　與此同時，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商幫在WTO面前有些艱難地維護著自己已經取得的江湖地位。

　　2002年2月，美國提起的中國軸承傾銷案成為入世後的中國首起反傾銷案軸承生産廠家基本上都在浙江，涉及金額2億美元。2002年6月，距歐盟針對溫州打火機而通過的CR法規不到兩個月。他們就起訴溫州打火機反傾銷涉及金額5000萬美元。無論是軸承、眼鏡、紡織品，還是茶葉、小龍蝦、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時間內，涉及到多個行業的浙江産品遭遇貿易壁壘的就有十多起。

　　浙江商幫的拳頭産品。區域性強。産業集中優勢非常明顯。在全球經濟發展遲緩、貿易保護勢力抬頭的大背景下，出口活躍的浙江商幫非常容易成為貿易壁壘的受害者。浙江商幫一方面在努力理解和掌握WTO遊戲規則。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也迫在眉睫。

責編：劉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