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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説中國的企業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膽量,而隨著改革深入,他們靠的則是獨門絕技。
要説李東生“海外偷師”這招兒確實聰明,它在短時間裏幫TCL實現了低成本的産品更新換代,但這個還稱不上是“獨門絕技”,因為他們很快就發現,模倣只能是一時的。
而對於劉家四兄弟來説,過去企業規模小,大家可以發揮各自所長,靠打組合拳制勝,而成立了集團公司以後,大家都變成老總了,這“組合拳”就很容易變成“迷宗拳”。對於經營,四個人的思路並不總是一致的。往後的路,該怎麼走呢?
伴隨著一浪高過一浪的公司熱、下海熱,企業家的命運也在商品大潮中經歷著各種考驗——金錢的誘惑、舊體制的困擾,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他們走得也並不平坦。
1990年,就在TCL謀求向家電市場全面進軍的同時,李東生個人也開始被外界所關注。一天一個香港商人找到了他,目的只有一個——挖人。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當時給我開價呢就是説三年呢300萬,就一年一百萬。”
如果去這位港商的公司做總經理,李東生就能拿到這筆可觀的年薪,這筆錢當時至少可以在深圳買三套別墅。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90年啊,當時給一百萬年薪,天文數字啊,我確實也心動過,是吧。
解説:那時的李東生,雖説身為TCL總經理,但每年的工資收入其實並不高。”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我們企業當時沒有體制改革,當時百分之百就是地方政府,當然是我們在管理,我們在運作,但是我們並沒有權利分享到公司的任何分紅,就拿那份工資那時候一年,我記得就拿,可能加起來就是兩萬塊錢左右吧,一個月就一千多塊錢,到年底大概就是有一點獎金,收入也不高。”
一面是鉅額薪金,一面是一手創建的企業,選擇唾手可得的舒適生活,還是選擇事業理想,李東生確實有點猶豫。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錢那邊肯定是多了是吧,待遇會好了,但是這個自己親手創立了這家企業,一幫跟我一起工作的這個團隊,這幫同事是吧,我覺得實在是捨棄不了,而且呢,在自己創立的一個,參與創業的企業裏面,把它做大做強更加有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
短暫的內心掙扎過後,最終他還是謝絕了那位港商。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也有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一種,一種使命的承擔是吧,這種滿足呢,就不是説金錢能夠換得了的,所以呢,當時我就很短暫地想了一下,就很快就給對方謝絕了。”
雖然留下來繼續工作,但這件事卻深深觸動了李東生。他開始意識到,激勵機制的缺失,很可能將成為TCL成長的一個巨大後患。當時,因為TCL每年所有的贏利都要上繳國家,所以對員工來説,每個月只能拿到幾百塊錢工資和一點獎金,而這幾年大夥兒收入增長的幅度,也完全和企業的成長不成正比。
單純憑藉事業理想和衝勁兒,員工們還能跟著自己拼多久呢?李東生幾乎不敢往下想了,他知道,TCL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關口。股份制改造,讓員工分享到企業成果,這個想法也隨之冒了出來。
TCL集團總裁李東生:“當時企業做改制的很少,當時在我們之前,我們這個行業裏面就是聯想做了改制,當時我還專門找了柳總,去向他了解這個企業改制的這個,他們的做法,然後我們提了一個方案。”
聯想改制的重要依據是那一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現有全國性行業總公司要逐步改組為控股公司。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聯想改制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公司35%的股份作為“紅股”分給管理層,不過只能分紅,不能歸個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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