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閻崇年講45分鐘，大約是5000多字的量，而他寫成的文稿，則有2萬字。

　　2004年的一天，當時還不是“明星”的學者閻崇年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那一端的人説自己是央視10套《百家講壇》欄目的編導，還説他們策劃了一個選題，預備請12位學者來講一講清朝的12個皇帝，而閻崇年21年前出版的一本《努爾哈赤傳》，讓他們想到請閻來主講開篇第一講。

　　閻崇年説，當時是真沒底，從來沒有在電視觀眾面前滔滔不絕講過45分鐘，不過，他還是答應了。後來兩年多時間裏發生的一切證明，他的這次出山，改變了很多東西。

　　講完努爾哈赤，閻崇年儘管鬧了點“口吐白沫”（講的時間太長，又沒有喝水，嘴角時時泛起白沫）的小花絮，卻讓《百家講壇》的編導們看到了成功的曙光。於是，開講皇太極，接著是順治，然後是康熙，一路講到宣統；這還不算完，縱的線索講完，再抓幾個問題橫著講，於是又講了清朝的八旗制度等問題；最後還得為現場觀眾釋疑，一次又一次。閻崇年後來自己有個説法，叫“上了賊船下不來”。

　　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閻崇年講課時眼睛喜歡看著大家，“哪個地方大家有興趣了，有點兒微笑，哪些地方可能不太感興趣，閉會兒眼，我都看在眼裏，隨時根據大家的表情調整內容。”這樣，在講稿和實際所講的內容之間，就存在一個差額。閻崇年講45分鐘，大約是5000多字的量，而他根據所講內容準備的資料寫成的文稿，則有2萬字。

　　身為北京滿學會會長的閻崇年，此時出來慢條斯理一番“正説”，一下子踩到了時代的步點。

　　閻崇年在這一年時間裏的“觸電”，恰逢其時。

　　當時正是“清宮戲”橫掃熒屏之際。舉凡《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等，無一不是採取了“戲説”清史的路子，大多依託3種歷史資料：《清朝野史大觀》、《清史通俗演義》和《清宮秘史》，但其中很多內容並無史實依據，有民間戲説成分。身為北京滿學會會長的清史專家閻崇年，此時出來慢條斯理一番“正説”，一下子踩到了時代的步點，不偏不倚，提前一步引領潮流。

　　“在我講之前，這20年時間，電視劇，特別是清代、清宮電視劇可以説是鋪天蓋地、家喻戶曉，人人都看。他們有一些問題，劇中的人和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編的？哪些是正説，哪些是戲説？希望分辨一下。我就求真，我講講真實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康熙微服私訪，很多人都問，是真的還是編的？歷史上有沒有這回事？六七歲孩子有這個問題，八九十歲老人也有這個問題。後來我就回答他們：歷史上沒有這回事。”閻崇年説。

　　閻崇年的“火”燒起來，是在《百家講壇》的講座播出半年多之後。2004年的“十一”地壇書市，閻崇年被請到現場簽售《正説清朝十二帝》，當天就賣了1000多本，成了書市上的熱點，熱銷勢頭迅速波及全國。後來，一位曾經和閻崇年聯絡過出版事宜，但最終沒有達成一致的出版商不無酸意地説：“這之後，中華書局就忙著不停地加印了。”

　　兩年後，閻崇年再次走上央視的熒屏，面對記者的訪談。我們從中得知，這段時間內，他的書一版再版，已經達到了35萬冊的印量，而且還伴隨著更讓人頭痛的盜版書問題。此時，閻崇年已經成為大眾眼中的“學術明星”了。

　　易中天説：“閻崇年是《百家講壇》推出的‘當頭炮’，劉心武是‘拐腿馬’，我是‘過河卒’。”

　　和閻崇年相比，易中天最大的特點，在很多人看來，是機智、有趣。這就是為什麼在網上會有易中天的“語錄”，而沒有閻崇年的。

　　“清軍入關前將領們都學三國，把《三國演義》印了一千本，發給各個將領作內部文件。”

　　“（漢靈帝）對於建築還是頗有研究的。他成天搞研究，結果在皇宮裏搞成了一個自來水系統。而且他還要在全城推廣自己的科研成果，宣佈：要讓全城老百姓都喝上自來水──你是當皇帝的，不是搞上下水的嘛！”

　　“朝廷派人去查吳王，也沒有發現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嘛。”

　　“曹操對各路諸侯説：現在是滅董卓的最好時機──董卓已經把洛陽燒掉了，還劫持了皇帝，基本可以把他定位為某種組織了。”

　　這就是易中天的話語風格，不僅獨特，簡直獨門。他説起《百家講壇》的諸位“講師”們，如此評價：“閻崇年是《百家講壇》推出的‘當頭炮’，劉心武是‘拐腿馬’，我是‘過河卒’。”

　　不過，這只“卒子”，過河後的速度之快，前輩中很難有人超越。

　　《百家講壇》策劃人最初是在鳳凰衛視的《縱橫中國》系列節目中看到易中天的。當時，這個自稱“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説著“醋熘”普通話的快退休的糟老頭子”，正在電視畫面裏大講武漢街頭的熱幹面。這個表現一下子把編導們給抓住了，拿《百家講壇》製片人萬衛的話來説，“這個人是為電視而生的，看了易老師的現場節目，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隨後，《百家講壇》便找到易中天，雙方一拍即合，《漢代風雲人物》隨即開講，一直講到家喻戶曉的《品三國》。

　　《品三國》一齣，易中天聲名鵲起，立刻成為手機號碼需要保密的人士。而其説書人式的講座風格，也成為各路人馬爭相詬病或者“力挺”的熱門話題。不過，真正把這種關注度用得出神入化的，卻是上海文藝出版社，該社以競標價500萬元、首印55萬冊奪得易中天《品三國》(上)的版權，據説迄今銷量已近200萬冊。電視臺、出版社和易中天都順勢贏得個盆滿缽滿。

　　易中天成為“現象”，一下子讓人們看到了當知識與電視、出版結盟之後的巨大效應。而下一個在此舞臺上橫空出世的，則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于丹。

　　從登上《百家講壇》到紅得發紫，于丹只用7天時間，證明了自己才是“電視文化界的劉翔”。

　　2006年的國慶長假，出門旅遊照例是一票難求，不少人選擇呆在家裏安靜幾天。

　　閒在家裏無聊看電視的觀眾忽然發現，在《百家講壇》上，出現了一位大眼睛短頭髮的女“講師”，講的卻是老祖宗的一部經典之作《論語》。這些觀眾把手中的遙控器丟在一旁，稍微聽了幾分鐘後便發現：和常見的學者講學不太一樣，于丹將《論語》中有關人情事理的篇章結合生活中的小故事，把一些隱藏在經典中的生活哲理，詮釋得淺顯生動、溫暖人心。

　　有人在自己的博客裏説，因為聽了于丹的講座，而過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假期。同樣在這個國慶節，易中天難得在家休息幾天，忽然收到了朋友的短信，問“看于丹了嗎？”易中天回答了一個字“沒”，很快一條短信回復過來，3個字“快去看”。易中天趕快打開電視，看完後，他在自己的博客裏寫了一條：“于丹，真棒！”

　　幾乎一夜之間，這位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的教授成為各大網絡論壇中最熱門的話題。她的話被摘抄下來，四處流佈。“粉絲們”建立了主題論壇，細心地收集有關她方方面面的信息。

　　從登上《百家講壇》到紅得發紫，于丹只用7天的時間，證明了自己才是“電視文化界的劉翔”。

　　幾乎沒有任何觀望，中華書局再次出手，奪得《于丹〈論語〉心得》的版權，並且將起印數定為60萬冊，就是對古今中外的偉大學者，恐怕也沒有人敢這樣做。但實際的銷售結果表明，民眾的熱情一旦被調動起來，即使是如此看似大膽的舉動都會顯得過於保守。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岩後來用“井噴”來形容發生的一切。四處打來的催貨電話，讓這個做慣了常銷書的老牌出版社應接不暇。從11月27日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的簽售會開始，往後數一個月，這本書的銷量已經突破了100萬冊。

　　100萬冊！──中華書局歷史上銷售成績最好的《中國近代史》，累計發行量200萬冊，但那用了將近30年的時間。

　　毫無疑問，今天人們對於閻崇年、易中天、于丹，乃至《百家講壇》其他“講師”的關注，是以一種“觀星”的方式來進行的。一家媒體給出了《百家講壇成“明星發射塔”》的標題；而《百家講壇》的製片人萬衛回答某報記者的提問時也坦承：

　　是的。我們就是要推出受觀眾喜歡的學術明星。

　　是的。我覺得易中天、于丹身上有明星氣質。

　　上任之初，萬衛必須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定住了電視觀眾手中的遙控器。

　　1983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的理科學士萬衛，從2004年9月開始擔任《百家講壇》欄目的第三任製片人。

　　知情的人們當時心裏都有數，2003年是《百家講壇》最為難熬的一年。儘管請來的都是各個學科領域中的大腕級人物，但這款節目的收視率卻一直在科教頻道的末位徘徊，有時甚至接近於零。而此時，央視推出的“欄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機制，已經把收視率的鞭子高舉過了頭頂。

　　如果不是一個“意外”的發生，也許後來的“學術明星”、“出版神話”都不會存在。2004年5月，閻崇年主講的《清十二帝疑案》受到觀眾熱烈追捧，《百家講壇》的收視率一路飆升，持續在科教頻道收視排行榜上處於上風。閻崇年的“救場”成功，成為《百家講壇》衰極而盛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萬衛此時的上崗，套用一句老話，可謂“挑戰與機遇並存”。

　　上任之初，萬衛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把《清十二帝疑案》作為“範本”仔細研究了一遍。他必須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定住了電視觀眾手中的遙控器。

　　他的結論是：在“戲説”充斥熒屏的同時，觀眾探究歷史真相的願望變得更為強烈，而在這時，有魅力的主講人以不斷設置“懸念”的獨特方式“正説”歷史，自然吸引了人們的視線。這就是閻崇年後來説的，講座要學電視劇製造懸念。他説：“在節目中，編導從我開始加入了懸念。以懸念隔斷、牽引，使《百家講壇》不再平鋪直敘。”抓住觀眾心中的“疑”點，在節目編排上設置懸念，然後一個個解開，最後在後期製作上還要配以扣人心弦的音樂。歷史講座變得像懸疑片。

　　對於觀眾的定位，萬衛也有了新的理解：“節目最開始對觀眾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後來我們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我説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為初中畢業的知識層次的人服務，實際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學習的學科，在其他學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學物理的，歷史對你來講就是初中水平。我們的節目就是要讓所有這些跨學科的人都能聽得懂。”

　　《百家講壇》已經意識到，為了成功，他們必須架一座讓專家、學者通向大眾的橋梁。

　　最後一個讓萬衛頭大的問題是，怎麼讓這些學者放下身段，用最淺顯的語言，把最專業的知識傳遞給最普通的觀眾？

　　“實際上，這些主講人內心都在受著兩股力量的牽扯，一方面，我們要求他們講的連15歲的孩子也能聽懂，另一方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學術圈怎麼看他們。而且學術圈的力量要大於觀眾的這種影響，他很難直接聽到普通觀眾對他的評價，但是圈子裏的評價會很直接地反饋到他那裏。比如易中天剛講完《品三國》，有一段時間休息，在這段時間裏，他可能聽到了一些圈子裏的反饋，就又偏向學術了，等他再來講的時候，連我都聽不懂了。”

　　不過，不管怎麼説，一套比較成熟的“選人”機制在凸顯出來。《百家講壇》的主講人大多是編導們到全國各大高校“淘”來的；首先學校推薦一些在學術上過硬的老師，然後每人對著攝像機講10分鐘，這是測試老師的表達能力；通過這一關之後，節目組與主講人研究選題，請他們試講自己最熟悉的課題，供欄目組進一步研究，這個環節的淘汰率非常高。這一關通過之後，大家再坐下來共同研究，選定一個非常小的主題，通常只有四講五講，播出之後，以觀眾的反應來最終確定由哪位老師來講某個選題。

　　《百家講壇》已經意識到，為了成功，他們必須“架橋”──架一座讓專家、學者通向大眾的橋梁。就像易中天在為《于丹〈論語〉心得》作的序裏寫的那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學者的孔子，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的孔子，更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孔子。但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孔子，大眾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遠的孔子。”

　　毫無疑問，從閻崇年、易中天到于丹，他們成為“明星”和“萬人迷”根本不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學術前沿，而是因為：他們講述的知識與思想，恰好和“大眾”相遇。在這一關節點上起到關鍵作用的，正是電視和電視所要求的“大眾文化”的表述風格。當古代中國精深的諸子百家和傳統文化，在這裡被轉化為一種直白、貼切的當代文化，讓觀眾扔掉手中遙控器的時候，一群能言善道的知識分子成了新的“布道者”。

　　人們不禁會問：一個“電視諸子時代”難道真的到來了嗎？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岩説，“于丹熱”是一個信號，表明傳統文化的根是深植在人們心中的。

　　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諸侯爭霸。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問題、民生問題日增。在這個時代裏，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提出了各自的解決辦法和理論思想。諸子爭鳴，百家蜂起，遂有“諸子百家”時期之説。這一時期，也被讚許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黃金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代中，改革求新的思想往往以一種“復古”的面貌出現。“克己復禮”，類似的語言，實際上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實踐。今天在電視屏幕上發生的一切，從某種意義上説，正反映出當今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而涌現出來的明星學者，可以説是在此大趨勢下的産物。

　　易中天把電視節目造成的效果概括為“三個對接”：“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學者與大眾的對接、學術與傳媒的對接──做到這三個對接以後，電視可以提升品位，學者可以找到平臺，而我們的觀眾可以通過一種相對比較便捷的方式，了解他們所需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文化知識。”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岩説過，“于丹熱”只是近年來傳統文化熱潮復蘇的表象之一。“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傳統文化的根是深植在人們心中的，只要用合適的方式表達，就會得到廣泛的認同。”他説。

　　面對公眾的熱情，于丹則表示過自己的憂慮：“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載體，背後承載的是公眾對傳統文化回歸的期望，但太冷或太熱的場面都不是我想要的狀態，如果太過火熱，只能説明泡沫化，那麼離它冷寂的時刻也就不會太遠了。”

　　如此冷靜的思考，顯然是有道理的。

　　從事傳播行業的人都會感到，在今天乃至不太長的將來，電視都將佔有其他媒體所難以取代的優勢地位，但真正原創性的思想和真正的“諸子時代”之歷史鏡像，並不全在這浮光掠影中。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責編：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