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夜成名天下知”，人們開始談論起一個叫作于丹的教授，原因是她去年國慶節期間在央視《百家講壇》説起了《論語》。然後一下子就火了，火得京城紙貴，據説同名書銷售如今已經突破150萬冊。在中關村簽名售書時排隊的人蜿蜒好幾裏，真是有點莫名其妙！這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百家講壇》此前的兩個演講者閻崇年和易中天，甚至還有十幾年來在電視上頻頻亮相的學者余秋雨，於是，電視知識分子的話題似乎又重新被人提起。

　　于丹:拿《論語》説事兒

　　北宋的皇帝趙匡胤曾經向宰相趙普問治國方略，趙普答曰:“半部《論語》治天下。”著實厲害！《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錄，被奉為儒家的經典，流傳了兩千多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也曾經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接觸過一點，隨後就敬而遠之了。其實人們並非不想更多地了解《論語》的智慧和孔子的思想，只是千百年來被帝王將相們扶上神壇的孔子有點讓人望而生畏，歷代嚴謹學者的皓首窮經，硬是把原本鮮活的《論語》解構得了無生趣。于丹顯然並非研究《論語》的權威學者，但她很聰明，變換了一下解讀的方式，談自己的閱讀心得。既然是心得，而非研究論文，就有了極大的闡釋空間，不需要完整的學術體系和嚴謹的推理邏輯，甚至無所謂對與錯，一己之見嘛！也正因此，對其一些嚴厲的批判和舉證的硬傷，無形之中都被四兩撥千斤了。

　　就《論語》這麼一件滿面灰塵的老古董，原本離我們是如此的遙遠，怎麼突然一下子就被當今忙碌的都市人接受了呢？接受意味著我們的某種缺乏。于丹的《論語》心得包括處世之道、交友之道等七個部分，可以説完全是按照當代人的精神需求來設置的。《論語》只是個由頭和引子而已，重要的是拿《論語》來説事兒，説的都是些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成天面對的困惑與煩惱，然後告訴人們孔老夫子其實早就説過了，應該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於是《論語》就成了我們的生活寶典和言行指南。口若懸河的于丹真正講起來，更是旁徵博引，縱橫捭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信手拈來，如數家珍，讓人不禁頻頻點頭，哪還有工夫計較是不是緊扣著《論語》呢？此時的于丹不再是大學的教授，此時的《論語》也不再是學術經典，兩者的結合其實已經變成了一位高明的廚娘在熬製一壇美味的心靈雞湯，如此而已！

　　于丹可是深諳傳媒之道，身兼幾十個電視頻道與欄目的策劃和顧問，今天終於從幕後走到了臺前，因此其一舉成名似乎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她的演講方式和易中天、閻崇年等人的電視評書比起來，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這種整合打包提煉主題思想的方式，其知識含量卻大打折扣。再説單純依靠説事兒，究竟又能夠有多少值得當代忙碌的都市人停下腳步聽你嘮叨的事兒呢？據説，于丹又已經開始説《莊子》了，然後呢？

　　易中天

　　深度娛樂:文化類電視節目的本質

　　一面是《文化視點》類欄目的黯然下課，一面是《百家講壇》類欄目的輝煌勃興，表面看來，同樣都是文化類欄目，同樣都有專家學者的出鏡，怎麼就會有如此懸殊的遭際而呈現出冷熱兩重天呢？其中緣由頗為值得玩味。

　　如果有興趣到街頭做一個隨機調查:你為什麼看電視？回答雖然五花八門，但歸納起來可能無非兩點:尋求娛樂和獲取信息。電視聲畫並茂的視聽享受，決定了其功能定位，況且，在這樣一個生存壓力巨大而大眾媒介又如此豐富的現代社會裏，恐怕沒有人能否認電視的娛樂價值。

　　可是如果我們對中央電視臺的《文化視點》、《讀書時間》等欄目還有印象的話，一定不會忘記主持人和專家正襟危坐的嚴肅神態，一臉講經布道的莊重和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如此高端的定位，自然決定了收視率的低下，這在主要還是以廣告為盈利模式的中國電視市場中，此類節目其實是很難生存的，雖然它們有著毋庸置疑的社會價值。早期的《百家講壇》就是靠知識性極強的選題和高水準的學術專家來保證學術性的，但在收視率和末位淘汰制的重壓之下，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面前，曲高自然和寡的《百家講壇》也不得不開始學著放下學術的架子，將具有中學文化水平的群體作為主要收視人群，更在節目的可視性上下了很大功夫，要求演講嘉賓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要加強娛樂性。像馬瑞芳這樣嚴謹的古典文學教授，也不得不無奈地向通俗和娛樂作出適當的讓步，以一種幾乎迥異於平日然而卻顯然更適合電視傳播的表達方式來解讀《聊齋志異》。

　　娛樂當然是重要的，在勞累了一天以後，人們有權利要求作為大眾文化主要載體和“公共空間”的電視熒屏提供一點輕鬆的娛樂，尤其是生存壓力還相當嚴酷的中國老百姓，在沒有更多的精力和財力進行其他文化消費的今天，需要從中享受到充分健康的娛樂。但是娛樂也有著不同的層次和品級，淺薄的娛樂滿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而真正的藝術，愉悅的是人們的精神和心靈。我們當然並不能要求所有的受眾都有著如此高雅的追求，但也並非所有的受眾都僅僅滿足於一種簡單的娛樂，尤其是面對一味的不負責任的娛樂甚至是“愚樂”時，我們至少應當為有著這種高雅品位需求的受眾提供適量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就能夠比較容易理解《百家講壇》類欄目日漸紅火的原因了，這是一種深層次的娛樂，是對當前過度娛樂的撥亂反正，滿足了受眾內心深層對“真”的需求和對崇高的渴望。專家學者走上電視，通過相對娛樂的形式傳遞較為深層的知識和道理，能夠給人們帶來一種內心的充盈和精神的慰藉。

　　拒絕還是參與:這是個問題

　　面對電視媒體的急劇擴張和娛樂風潮的甚囂塵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識分子是站在岸邊痛心地怒斥“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還是應該反躬自問:知識分子到底有沒有責任去提升電視媒體的文化品位，如何才能更合理地通過電視媒體去傳承人類的文明？事實上，懷揣著不同的理想或動機，一批又一批的知識分子已經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走近或走進電視。

　　“電視知識分子”的概念是由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率先提出的，並對這一群體提出了嚴厲的批判，比如:自主性的喪失、快思手、媒介常客、互搭梯子等等。但充滿戲劇性的是，為其帶來巨大聲譽的《關於電視》一書，就是根據他在巴黎電視一台所做的兩次電視演講修改而成的。他明確提出:“抱有偏見、斷然拒絕在電視上講話，在我看來是經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認為在條件合理的情況下有上電視講話的責任。”上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廣播公司就曾經邀請十幾位著名哲學家，如柏林、馬爾庫塞、奎因等，進行哲學對話和辯難，並結集為《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一書出版，可以想象這個電視系列節目的學術含量和文化品位。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知識分子對電視媒體的態度也是經歷了一個從消極的批判到積極的建設這樣一個認識和接受的過程。

　　根據知識分子介入電視媒體的形式和深度，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對他們來講，電視如同書刊雜誌，只是個傳播媒介而已，可以借此傳播思想理念和科研成果，因此他們能夠恪守知識分子的學術品格，比如做客央視《大家》欄目的嘉賓啟功等諸位先生，此類節目的美譽度高但收視率低。第二種，以專家的身份，對某項知識做電視化的改造，從而適應于電視節目的需要，這有時就難免需要做出某種讓步甚至妥協，以此達到學者和電視的雙贏，比如風頭正盛的《百家講壇》的諸多嘉賓。第三種，也就是布爾迪厄所批判的那種媒介常客和快思手，在電視所能帶來的巨大聲名和財富的誘惑下，他們幾乎喪失掉自己所有的理念和原則，只是假借著一個個學者的頭銜，一切言行根據電視節目的需要，進行著各種偽學術的表演，這當然是我們所應當警惕的。既然打著某某大學教授或研究員的牌子，就已經不可能再是以個人身份發言，而應當體現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學養和準則。

　　余秋雨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講求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他們充分利用著一切可能的傳播手段，著書立説，奔走遊説，向社會傳達著自己獨特的聲音。到了近代，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著社會責任感的學者，更是紛紛利用創辦報刊等形式傳播思想，開啟民智。至於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幾乎都曾經專業或業餘從事過報刊出版工作，可見其對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視。著名劇作家張宏森説過:“魯迅先生的一生，都致力於揭示中華民族的國民性，他的《吶喊》和《徬徨》多麼希望給當時麻木的心靈敲響重槌；然而，儘管如此，《吶喊》也罷，《徬徨》也罷，當時的總印數也不足幾千冊，如果魯迅先生生逢今世呢？他有力的吶喊聲定然不會放過這個一夜之間傳遍各個角落的現代傳播媒體。”

　　知識分子究竟應不應該上電視，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在商業化充斥日常生活，人們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甘願“板凳要坐十年冷”從而遠離媒體喧囂的學者，仍然值得社會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作為納稅人養活的學者教授，也不能滿足於獨善其身，還要兼濟天下。電視是公共空間，提高其文化品位迫切需要知識分子的熱情參與。北大學者陳平原先生認為:當客卿而不是僱員，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可能是知識分子介入大眾媒介時應採取的姿態。其實，只有改變當前中國學界與大眾傳媒之間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種程度的互相敵視，在學術與娛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才可能得到比較健康的發展。

　　(作者係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博士研究生)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絕對霸佔電視臺

　　“學者明星”的説法，目前帶有貶義。實在説，眼前電視中能看見的所謂“學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質、高品格的角色，確實稀有。但這是互為因果的問題──有英國和歐洲大陸那樣的觀眾水準，才可能有約翰?伯格、以賽亞?伯林這樣的“學者明星”。他倆要是來中央臺講，中國有幾個人看？幾個人懂？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絕對霸佔電視臺；胡適、魯迅、陳獨秀活到今天，坦然上電視。

　　上電視為公眾演講，要有豁出去的勇氣，更要有實力。電視臺應該給大學和民間的能人更多這樣的機會，講更多、更廣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實的話題。

　　【來源：北京日報】

責編：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