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兩種社會規範各有分工並行不悖，這是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結論。在此之前，不同時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國家，曾經有過不同的選擇，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講歷史觀，不能不講這兩種選擇。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這個主張，因為他們覺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説，治理一個國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國家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沒有廉恥之心，他心裏還是想犯罪的。這就“治標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麼呢？用道德。以德治國的結果是什麼呢？是“有恥且格”。格，有各種解釋，其中一種是“正”。所謂“有恥且格”，就是既有廉恥心，又有正義感。因此，治理國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實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國”，那麼，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員也好，都設計成好人，主張並相信“君子治國”。因為如果連治國者都不是君子，又怎麼能夠指望被治理的人“有恥且格”？所以必須假設，皇帝一定是仁慈而聖明的，是“聖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賢明的，是“賢人”；地方官則一定是廉潔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聖明，宰相賢明，地方官高明── “三明主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思路。

　　這個觀念不能説沒有道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人人都是君子，滿街都是聖人，每個人都講道德，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得很，實在太好了。所謂“堯舜之世”，也無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麼辦？事實上，我們建設了幾千年，這個“理想國”和“君子國”也沒能建起來，“偽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敗”來了。

　　什麼叫“非典型腐敗”？就是區別於“典型腐敗”。比方説我的哥們殺了人，要把他從監獄裏撈出來，我就花錢買通法官，買通警察，買通律師，把他從故意殺人定為過失殺人，再來一個保外就醫，然後我就把他弄出來。這就叫“典型腐敗”。因為我送錢、送禮、請客、吃飯是有既定目標的，這種案子一旦發現也是要嚴懲不貸的。

　　那麼，“非典型腐敗”是什麼呢？第一，不是説我有事了，送你一個紅包。什麼事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都沒有，照送。這可以叫做“無目的賄賂”。第二，按照一定的時間和規矩，到時候就送，比如三節兩壽。三節是什麼呢？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什麼呢？就是長官過生日，長官的太太過生日。當時還有一個笑話，説有一個長官屬鼠，生日的時候下屬就送他一隻純金打造的老鼠。長官非常高興的説，告訴你，我太太屬牛。這個可以叫做“常規性賄賂”。第三，這種賄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會被視為異類，檢舉揭發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兩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兒當官都不受歡迎。這個可以叫做“普遍性賄賂”。

　　於是我們就要問：為什麼啊？制度。明清兩代官員的俸祿極低。明代一個縣太爺的月薪相當於多少呢？據吳思先生計算，相當於1130元人民幣。這點少得可憐的錢，要用來做路費、買官服、養家人、雇師爺。師爺是什麼？就是長官的私人秘書，國家不發工資的。這個錢誰出？自己掏。還有迎來送往，還有請客送禮，你説這1130塊他夠嗎？所以唯一不收紅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親過生日的時候。這事當時曾在官場傳為新聞。官場的人奔走相告，説告訴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買了兩斤肉啊！

　　海瑞後來是被當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來，那是楷而不模，因為沒有人學他。怎麼能學呢？不收紅包沒有辦法過日子啊！所以這個腐敗是逼出來的腐敗，是“逼良為寇”。這種腐敗因制度而生，最後又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敗”。我有一本書叫《帝國的惆悵》，談到了這個問題，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去看。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薪水定得這麼低，就不能調高一點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為了標榜以德治國，君子治國。我們官員都是君子啊！君子不愛財，君子很廉潔，君子艱苦樸素，君子安貧樂道。他們出來做官，是為了報效國家效忠皇上，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少拿一點沒關係啦！甚至不拿錢、倒貼錢也可以啦！結果怎麼樣那？結果是搞出偽君子，搞出“制度性腐敗”。

　　相反我們看美國這樣的國家。他的總統難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總統想不想作惡？也有想作的。尼克松不是有水門事件嗎？克林頓呢，拉鏈門事件。所以小布什沒準也會整出點事兒來。但是最後怎麼樣？他弄不成。克林頓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松就只好辭職下臺。因為克林頓只不過“私德不修”，尼克松卻是“妨礙司法”。這個不能容忍。你可以做點缺德事（當然被曝光以後要道歉），但是你不能妨礙司法，更不能利用總統職務和行政權力來干預司法。所以他得下臺。克林頓呢？他的事情揭發出來以後，支持率還增加了。美國人説，這個哥們不錯啊！他怎麼喜歡萊文斯基這樣的女人？這麼俗氣，這麼沒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民主社會就是這樣，領導人必須跟著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夠自命清高。民眾也不在意領導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學問沒學問，有品位沒品位。反正有制度管著，諒他也不能如何，學問少一點，品位低一點，沒準更好。

　　在這裡我們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上次美國大選後，記者問選民，你為什麼選小布什，不選戈爾？有個老太太説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説戈爾這個人太聰明，太多學問了。學問多，人聰明，肚子裏彎彎繞就多，把國家交給他我不放心。小布什呢？憨憨的，像個加油站的夥計，這個靠得住。我們就很奇怪。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應該是精英治國。治國的人，應該是有能耐的、有水平的、有品位的、有修養的，怎麼選個傻乎乎的，一口土腔，沒有文化？選這麼個人，怎麼能夠放心？就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經設計好了，你想作惡也沒那麼容易，有很多東西管著你?！實際上，在美國人看來，所謂“白宮”，無非是高速公路上一個加油站。總統呢，也不過是加油站裏的修車夥計，充其量是個賣二手車的。這樣的人，會兩下子就行了，憨厚一點就更好。

　　當然，小布什也未必就多憨厚。不過美國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看起來老實”就行。反正他們把所有的問題和麻煩都交給了制度和法律，總統是君子還是小人，無所謂了。我們知道，美國人在設計國家制度的時候，是不太相信什麼“廉恥之心”的，也不指望治國的都是“君子”，反倒時時刻刻提防“小人”。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讀我的《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這本書。美國憲法的一個基本設計思想，就是把治國的人先想象成小人，然後再設計一整套的東西來防範。因為一個人作惡，其後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關係的。比方説一個小民他要作惡，他能惡到哪去呢？一個總統如果作起惡來，那就嚇死人了。尤其是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他的總統要作惡，全世界都麻煩。怎麼防止他作惡？先把他想成壞人。當時制定這個憲法的時候，大家心目中第一個任總統就是華盛頓。雖然所有的人都沒有明説，心裏卻是這麼想的。可是富蘭克林卻説了一句有名的話。他説，我估計我們的第一任總統會是一個好人，但是後來的那些傢伙，就天知道他們是什麼了。因此，必須制定一整套的法來限制他，不讓他作惡。這就是美國人的建國思想或者思路。

　　然而這裡面仍有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主張“德治”，卻也並非單純地只靠道德。我們也有法律和制度，怎麼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這裡只能簡單説説。首先，中國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沒有“法律”，更沒有“法治”。或者説，沒有法治意義上的法律。什麼是“法治意義上的法律”？第一，這法律必須是全體公民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全民公約”。它體現的是全體公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數人、個別人的意志。但是，中國古代只有“臣民”，沒有“公民”。既然連“公民”都沒有，又哪來的“全民公約”？也就只能有體現君王意志的“王法”。王法非法，因為它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第二，這法律必須對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顯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約束皇帝。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沒有皇帝的批准，是不可能“同罪”的，結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這法律中必須有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憲法高於一切，既高於一般法，也高於執法人。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體現全體人民共同意志的憲法來治國。也就是説，治國的其實是法，不是人。這才叫“法治”。

　　這樣的觀念和這樣的法律，都是中國古代聞所未聞的。因此，中國古代所謂“法治”（比如法家主張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條款（律）來實施懲罰（刑），治國的仍然是人。在這一點上，孔子的説法是比較準確的。他反對的是“齊之以刑”，不是“齊之以法”。他也沒有説過“齊之以法”。可見，中國古代所謂“法律”，其實是“刑律”；所謂“法治”，其實是“刑治”。這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兩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在法治觀念闕如的情況下，制度的作用就會變得可疑。沒錯，中國古代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員作惡的監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論，這些制度還是蠻不錯的。比如規定監察官員可以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上級官員的制約。所以，一個七品（縣處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級管不著。甚至，就連自己的頂頭上司，比如相當於監察部正副部長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都御史、都副御史，作為本部門下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這難道還不好？

　　但是，第一，監察官員雖然相對獨立，卻非完全獨立。他們可以獨立於其他官員，卻不能獨立於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監督和不能彈劾的。第二，這些制度設計出來，是對付君子的，不是對付小人的。所以，一旦朝中出現了小人，尤其是偽裝成君子的大姦大惡，就沒有辦法。當然，辦法也不是沒有，不過那往往是“不是辦法的辦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間，朝臣們為了除掉大奸臣嚴嵩，就使用了“小人伎倆”和“不正當手段”，辦法是誣陷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謀反，而且是勾結日本人。你説嚴嵩的兒子怎麼可能勾結日本人背叛祖國？那是不可能的。舉報人林潤的奏折其實説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説，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然而並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這事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但沒有辦法。不這樣，嚴嵩一夥就除不掉。難怪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要説這時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了，因為無論道德還是刑律，都已經不再管用。要防止惡，竟然只能用惡的辦法。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