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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的《百家講壇》火了，閻崇年、劉心武、易中天，原本只在學術或文壇裏有知名度的名字，如今頻頻出現社會大眾視野中。
這些以學者身份講歷史、講小説，頻頻出現在電視、報紙上的人，成為了今天最耀眼的大眾文化明星。不過，有批評家認為，《品三國》不同於《萬曆十五年》，這些文化明星起到的作用並非學術創新，而僅僅是大眾普史。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幾百年前在民間傳播歷史文化的説書人何其相似，甚至在講授知識的形式與手法上，也讓我們感到似曾相識。
“新説書時代”其實就是一個精英學者面對大眾的時代。在大多數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歷史文化教育，卻又無時間與精力去啃讀古典史籍時，這些學者以專業身份，近似説書的輕鬆方式講授歷史，客觀上來説，是為公眾奉獻出了一道美味快餐。這是一種最符合現代社會“懶人原則”的補課方式，擁有廣泛讀者（ 聽眾）似乎就不足為奇。
“新説書”方興未艾，新説書時代正在悄然來臨。
7月30日，廣州，易中天全國巡迴簽售的第四站。廣州各路媒體早早候在黃埔書城的辦公室裏，等待這個熱得發燙的新聞人物來臨。
上午9點30分，戴著一副大墨鏡的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出現了。自從在央視《百家講壇》講三國以來，這副墨鏡就成了他上街的必備品。儘管如此他還是常常被認出來。之前在成都簽售時，戴著墨鏡的易中天從武侯祠門口過紅綠燈，結果被認出來了，一群熱情的成都市民跑上來拍照，造成了路口交通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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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説，自己覺得最“可怕”的一次是在廈門，大街上幾個搭客的摩托仔對著他指指點點，用河南話大聲説：“看，那就是易中天！”易中天現在的生活規律是：每週打“飛的”，把所有的課安排在週一一天完成，週二飛北京，週日晚飛回家。“我現在從來不接電話。手機關機，太太每天在家裏幫我接電話。都是‘流水線’作業：‘你好，哪位？他不在’───在也不接”。
易中天確確實實是火了。網上有人喊“嫁人要嫁易中天”，哪個名人博客對易中天稍有微詞，就會遭到一批易粉圍攻。在北京簽售時易中天創造了中國圖書籤售史上的一個“奇觀”：排隊的讀者近3000人，繞著北京圖書大廈一圈，簽售本被黃牛黨叫賣到四倍的價錢，甚至出動了警察。“北京一個區的公安分局副局長親自帶著100多個警察來維持秩序”，最後公安部門叫停了這次簽售。易中天頭也不抬地簽出了兩千多本書，“我的手倒沒有簽軟，保安的手肯定是軟了”。
易粉：學歷史是為了學做人
每週六、週日下午1點到3點是易中天在央視錄節目的日子。“時間改過兩回，後來易粉強烈抗議，所以就固定下來了。”易中天不無得意地説。
“莫打路人甲”是百度“易中天吧”的吧主，25歲的網絡工程師。他和其他幾個吧主吧友幾乎每週這個時間都要去現場聽易中天錄節目。“現場效果比看電視好”，“莫打路人甲”説，他們每次都去，錄製之前易中天會跟大家講個笑話，甚至唱歌。錄節目的時候，有時他們被逗得哄堂大笑，有時手機響、塑料袋響，還有老人咳嗽，這時候易中天都要停下來，耐心地等待。當然到了正式上節目的時候這些都會被切掉。
易中天説起這些易粉讓人感動的行徑：“北京簽售會他們來了，但就是遠遠看著。後來他們跟我説，如果人少我們就準備救場，人多我們就在旁邊看著，萬一齣什麼情況我們來救火。”
張岩是另一個易粉，或許是巧合，她和莫的身份都是網絡技術人員，都是25歲的年齡。“當初學了理科，但一直喜歡文史哲，易先生講得很精彩，又很幽默很平民”。“易中天吧”裏常有人發攻擊易中天的帖子，張岩就激烈地向他們回擊：“我感覺他挺無辜的。他説得再清楚沒有，他的節目是給非專業人士看的，他從沒説他的言論是教科書。”
“莫打路人甲”不僅追看易中天的講座，而且正在努力啃《三國志》：“之前我對歷史就很感興趣，但是古文很難懂，生活壓力大又沒時間去深入研究。”他對學歷史的看法代表了一大部分易粉的心聲：“學史是為了懂理，讀書為了學做人。我對易先生分析人性的地方很感興趣，可以學習其中處理周圍人際關係的智慧。”
“新説書”方興未艾
“劉心武、易中天其實就是有點學問的單田芳。”批評家張閎曾稱劉心武説《紅樓》就是在“説書”，對於易中天講《三國》他也持相似的看法。
無獨有偶，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葛紅兵在自己的博客裏也將易中天和評書大師單田芳做了比較：“説起《三國》，我最佩服的還是單田芳，這個人是一位文化大師。有了單田芳，我們就不需要別的人再來説什麼《三國》了。”
不僅易中天，通過《百家講壇》火起來的人，都多少帶有點説書人的色彩。每到一集結束都留個懸念，説“請聽下回分解”，是包括易中天和很多講壇名家的慣用手法；在觀眾面前繪聲繪色地描摹情狀，帶動現場，也頗有説書人的感覺，孔慶東甚至穿上了説書人慣穿的傳統長衫大褂。
“説書講究情節層層推進，有高潮，有懸念，有現場演繹，面對的受眾也是普通大眾，易中天他們的講法跟説書就是一樣的。”張閎説，説書也是過去時代的“強勢媒體”，跟今天的電視差不多。最關鍵的一點，他們都是面對市民大眾的。
説書藝術興盛于宋朝，宋代“説話”主要有三家：小説，講史，説經，其中小説最盛。在缺乏大眾傳播工具的時代，説書人就是在民間傳播歷史文化的重要角色。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所到之處，“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上世紀80年代，隨著廣播媒體的興盛，單田芳、劉蘭芳、袁闊成等一批説書大師紅極一時，常有萬人空巷，定時等在收音機前收聽《隋唐演義》、《岳飛傳》的場面出現。
進入電視時代，隨著影視劇的興盛，説書漸漸式微。然而新的説書形式卻在不同地方出現。楊錦麟的《有報天天讀》以及鳳凰衛視一些“説新聞”的方式，被認為是借鑒了説書的某些特點，單田芳自己也一度擔任電視臺的主持人，用説書的方式來主持節目。《百家講壇》則是“新説書時代”的集中體現：有講歷史的，有講名著小説的，面對的都是大眾，都注重使用故事的形式來傳播知識或道理。
“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張閎説，在西方的成熟社會中，知識分子從事文化普及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為大眾總是有需要。但大眾能夠分享的永遠只是學術當中較為確定和實用的部分。比如中國人學歷史往往就是想從古人那裏獲得職場、官場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教育總是在應付考試，學校不提供真正的歷史文化知識，因此，“新説書”方式就相當於一種補習教育。
為何要這樣説歷史？
這兩年走進書店，暢銷書架上一般總會有幾本解讀歷史的書籍，先是《潛規則》、《血酬定律》，然後是《天朝的崩潰》、《正説清朝十三帝》、《正説清朝二十四臣》等書，接下來是《帝國政界往事》、《歷史的壞脾氣》、《帝國的惆悵》像井噴一樣地出現……因此，《品三國》暢銷，光一本上冊的發行量及版稅就高得驚人，似乎就不是一件太難理解的事了。
除了圖書，這幾年電視熒屏上的宮廷戲也非常多，非常受歡迎。而《百家講壇》在三年前還不為人知，後來，趁著眾多清宮戲在電視上熱播的時候，他們推出了閻崇年主講的“正説清朝十二帝”，客觀上滿足了大眾對清代皇帝清代宮廷的想象。清史專家閻崇年也就此一下走紅。
專家向大眾“妙説歷史”
將這些書、節目籠統地歸為一類未必合適，作者也不會答應，但他們的確有一個共同點：説歷史，而且是以個人的方式解説歷史。這種方式受到了大眾的歡迎，大眾對説歷史的熱愛，集中在易中天的身上爆發了出來。
易中天曾經提出過一個“妙説歷史”的概念：“妙説，首先講者得有趣，有文學修養，有體驗歷史、品味歷史、把握歷史情調的能力。”以此去衡量，會發現這些書的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備這個素質。這些專家，成了搭建歷史和大眾的橋梁。
從供求鏈上去探求，一方面是供給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為有了需求，專家才會源源不斷推出這種“説歷史”的書籍。從需求這個角度看，大眾為何會喜歡以這種方式來解讀歷史？喜歡歷史，又折射出一種怎樣的心態？
歷史比小説還精彩？
在中國歷史上，“史官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筆，中國人歷來是比較注重歷史的，這是這幾年來“説歷史”暢銷的內在原因。
出版兩本《帝國政界往事》並受到市場歡迎的李亞平認為：“中國人比較重歷史，但從1949年的歷史書寫存在一定的缺陷。這兩年，有人換一種方式去解讀歷史，老百姓才發現歷史原來這麼有趣，能無動於衷嗎？”李亞平説，他的書99%都是真實的，因為“虛構的東西遠不如真實發生的歷史精彩”。
對歷史的普及肯定是有價值的。不過，學者葛紅兵認為，大家不應讀《品三國》、而應去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但中國的史料汗牛充棟，要求所有讀者都通過讀原本去了解歷史並不切實際，雖然以通俗方式普及的價值也不宜過高估計。李亞平説，“我希望談論歷史話題，不僅能説出what，還能説出why。有生命力的還是那些能提供方法論的歷史視角。”
在他看來，在中國近年來能提供歷史的方法論的幾本書有《萬曆十五年》、《潛規則》和《天朝的崩潰》，而《品三國》、《正説清朝十二帝》等暢銷書“新東西不多”。文化批評家張檸也認為，《萬曆十五年》、《潛規則》都是學術著作，有新的歷史方法論，有新的觀點，因為風趣幽默可讀性強而暢銷了，這幾本書與今天的“商業史學”或“市場史學”是不同的。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些對歷史知之甚少的讀者通過易中天等人的著作了解歷史，而另一些讀者則希望通過閱讀有觀點、有態度的學者的書，來解開對歷史的疑惑和看法。一定程度上，對學術、通俗的歷史解讀的不同需求，形成了圖書市場上不同的級差。
讀歷史是為了學謀略？
事實上，近年來，第一波帶起“三國”熱度的並不是《品三國》，而是成君憶的《水煮三國》。他把商界的鬥爭與三國複雜的人事關係結合在一起來開講,曾經風靡一時。三國的確是一個故事極為豐富的歷史階段，充分展現了那種“人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爾虞我詐的風格。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三國”成為歷代説書人都極為迷戀的題材。
李亞平認為，歷代都有許多人希望從這些權謀中獲益。唐代趙蕤編撰的《帝王學》，裏面收集了大量帝王領導術、權謀術、用人術，都是陰謀與暗算，但該書自問世以來，受到歷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視和推崇；民間學者易白沙所著《帝王春秋》一書，“舉吾國數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兇大惡，表而出之，探其病源”，影響也很大。而李宗吾的《厚黑學》(《厚黑學》中就引用了大量三國的例子)也曾轟動一時。
大眾對三國的熱情，似乎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對權謀術熱衷的因素。易中天在《百家講壇》上，就是通過劉邦、項羽、漢武帝、曹操的故事來講人際關係。李亞平説道，“我猜想是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太差，才讓大家對爾虞我詐的東西特別感興趣。”
“讀到的是樂趣，不是真實的歷史”
受訪者：張檸，文學批評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南方都市報：易中天這樣的學者走紅，你覺得意外嗎？這是好事嗎？
張檸：易中天現在儼然已經引人注目了，他的書作為暢銷書在事實上已經被大眾認可接受了。拋開媒體的炒作不談，他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做書的態度又是比較認真的，再加上他個人獨特的表達和表演能力，一切又都切合了市場的某種需要，走紅沒什麼可吃驚的。這不是每個學者都能做到的，我就做不了通俗讀物，我面對一些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受眾就會無從下手。
學者可以做研究，也可以走向市場，但這種歷史的普及是非常有限的。就公共傳播領域而言，那些對歷史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對此有資訊方面的需求，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修養以增加談資，他們需要的是一種“快餐文化”。還有一種更離譜，本身沒有閱讀慾望，卻被周圍的人和媒刺激起來了，再加上書商的炒作，慾望就成了需求。當然也有真的對古典文化和歷史感興趣的，但他們就不會滿足於閱讀《品三國》這樣的書。而在專業領域，要求就更加嚴格了，這種品説歷史就一點意義也沒有了。這種暢銷書是不能進入精英教育的領域。當然，易中天本人出身院校，他自己對此定位應該很明確。
南方都市報：在敘述歷史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加入一些主觀評論甚至是調侃，這樣出來的歷史還能被視作可靠的信史嗎？
張檸：歷史都是由人敘述的，敘述人不一樣，呈現出來的歷史面貌也不一樣。比如同樣一段歷史，在司馬遷和班固的筆下就有區別。歷史永遠無法絕對客觀，但我們在歷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儘量摒棄主觀的東西，減少敘述，採用一種更為現實主義的手法。所謂正史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其他都稱作演義。易中天的書應該稱作歷史讀物，而非史書；人們讀到更多的是樂趣，但不能説是真實的歷史。
南方都市報：三國已經被“水煮”過很多次了，許多日本企業的老總對三國也是非常迷戀，你認為這是出於一種什麼心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態？
張檸：所謂“男不看三國，女不看紅樓”。三國裏面有很多權謀術、厚黑學的東西，本來這些對人性的描寫應該與故事結構和文學趣味結合在一起來欣賞的，但現在大家只把它當做一種實用主義的東西來學習，最後拿來指導商業管理和日常生活。而書商也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進行炒作，誇大一些計謀權術的東西，甚至把其定義為成功之道。可究竟有誰是研究了三國就成功的？企圖靠看一兩本書來成功是很急功近利的，也是行不通的。《三國演義》最大的價值在於她是一部非常經典的文學作品，脫離了文學和歷史本身去看三國，最後什麼也得不到。
南方都市報：除了易中天的《品三國》，這一兩年許多關於歷史的通俗讀物紛紛涌現，還相當暢銷，例如閻崇年的《正説清朝十二帝》和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等。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嗎？
張檸：中國人非常迷戀歷史，這跟中國多年的傳統有關。你看電視劇，古裝戲就一直非常受歡迎，無論是正説的還是戲説的。中國不同於西方，西方有宗教，我們卻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評判是非對錯往往是憑藉歷史經驗，所以也間接令解説歷史之風氣長盛不衰。
南方都市報：不僅是史學，還有國學，這些看起來艱難晦澀的東西現在忽然熱了起來，而且跟大眾的關係比以前密切了許多。這些添加了功利性和娛樂性的國學、史學，會不會失卻其本應該有的嚴肅性？
張檸：跟大眾親密了起來，這本來就是一個幻覺。要學國學，首先要學“音韻、訓詁、文字”的小學，再深一點，還有版本學，不是一朝一夕能速成的。連古文都看不懂，字都不識，何來國學？我稱之為“簡體字國學”，這其實就不是國學。同樣，一個公司白領，也不是説下了班在地鐵裏翻翻小冊子，就説自己懂史。國學、史學稱之為學，仍然是學術性的，跟商業資訊不是一個概念。
南方都市報：魯迅曾説中國社會有“三國氣”、“水滸氣”，你怎麼理解？
張檸：所謂“三國氣”，就是指爭鬥；所謂“水滸氣”，則是指揭竿起義。中國過去那個社會只有兩個階層：官和民。民都想做官，只有兩條途徑。一是正道，就是仕途，這個過程中要跟人鬥，要踩死很多人，這就是所謂的“三國氣”。還有一條邪道，就是造反，這是捷徑，所以中國不斷地爆發農民起義，要麼推翻人家自己來做皇帝，要麼等著招安，反正也是要做官，這就是“水滸氣”。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這種説書風格的解讀能走多遠？
張檸：市場需求能走多遠，它就能走多遠。
來源：【南方都市報】
責編：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