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劉心武當年寫《班主任》産生的影響，也沒有今天他研究《紅樓夢》受到如此大面積關注和爭議。閻崇年先生研究了一輩子清史出版了22本學術專著和幾百篇學術論文，但是他的知名度也僅僅是在學術界。但是他最近的一本書《正説清朝十二帝》出版後一年內就再版了15次，一本歷史學書籍，銷量超過32萬冊，這在從前是難以想象的。山東大學中文系馬瑞芳教授一直是研究《聊齋》的專家，她以前寫了八九本關於《聊齋》的專著，以前的書最多也就賣一萬本，而她最近出版的《馬瑞芳講聊齋》，出版後一個月就再版了，而且還帶動了她以前的書熱賣。這三個人的書突然熱賣，都是因為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看上去是一個畫面單調，不過是專家學者講講文史知識而已的低成本電視節目。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中午播出的講座節目能有這麼大影響，到底為什麼？而且，這個節目從去年5月到今年5月，收視率從0.05提高到0.32，是10套節目進步最快、收視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欄目。

　　“百家講壇”在2001年創辦，現在的欄目組主任魏淑青女士介紹説：“最開始這個節目定位是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當時領導覺得，我們國家有那麼多好老師，有多少人能享受他們的成果呢？就是大學生也不能完全享受到這些，更何況還有更多的人進不了大學。”當時的節目主任高峰因為對傳統文化有情結，決定開辦這麼一個欄目。由於第10套節目同時開辦了很多欄目，所以“百家講壇”最開始並沒有一炮打響。兩年後，魏主任調到這個節目組工作，央視索福瑞公司做了一個調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欄目。節目開辦兩年多了，可以説是沒有什麼影響力。“我們覺得節目做的不錯，但做得過專、過雅，和百姓之間還有距離。”魏主任説，“老百姓喜歡什麼？他們知道一點兒，但是還想知道更多，如果説這件事他一點都不知道，你講得再好，也很難吸引他。所以當時我們決定研究怎麼貼近百姓。”

　　當時清宮戲很火《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訪》、《鐵齒銅牙紀曉嵐》都是在那時候播出的，所以“百家講壇”就策劃了一個“清十二帝疑案”的系列節目，收視率一下就上去了。“這也是借了勢了，如果説沒有很多清宮戲，這個系列節目也不會有這麼大的社會反響。10頻道是個邊緣頻道，所以借勢非常重要。”魏主任説。

　　從“清十二帝疑案”開始，節目組漸漸地摸清了這個節目的規律，那就是讓一個主講人連續講，成系列，摒棄原來一個主講人只講一次的做法，而且在選題、定位上更貼近觀眾興趣，在製作手法上更加符合電視節目的規律。所以當時劉心武的“秦可卿身世之謎”播出後，學術界和讀者中引起了巨大爭議，“百家講壇”再一次借勢提高了知名度和收視率。

　　對不起，它不是學術論壇

　　“百家講壇”節目策劃人解如光先生反復強調：“劉心武這件事媒體説了很多了，有人説百家講壇應該是個學術論壇，到我們這兒來講課應該有些責任，我覺得這跟他們不了解‘百家講壇’的節目宗旨有關。首先它不是個學術論壇，電視臺是大眾傳媒，甚至我們扮演的學術角色比你們的《讀書》都差很遠。我們一再強調不是個學術論壇，這麼説不是推卸責任。我們就是給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節目定位就是讓專家為百姓服務，這也是節目比較快地在社會上得到認同，收視率提高的原因。你要是按一個學術論壇的標準要求我們，我們只能説‘對不起’；儘管我們是個為大眾服務的欄目，但是我們並不排斥有一定學識地位的人到我們這裡講課，大眾需要比較高層的人來指點他們。最近劉心武事件中在媒體發言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都在我們這裡講過。”

　　解如光更看重通過這個節目向公眾傳播更多的文化，對別人對他們這個節目的誤解，他説話顯得有點激動：“讓老百姓注意《紅樓夢》，都去讀，自然是好事。最近台灣做了個調查，《紅樓夢》在讀者中排名第一位，還用舞蹈的方式演繹《紅樓夢》。他們也用通俗的方式演繹名著，提高人們對文化的渴望，提高國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我們就是這個目的，我們只要提高老百姓對文化的熱愛就夠了。學者之間的事情可以爭一萬年，只要有人讀《紅樓夢》，總比都打麻將好吧。”

　　問題是劉心武在這個講壇中將文學問題與歷史考證融合在了一起，在敘述歷史中使用文學手段，缺少嚴謹的立證，就不是學術討論問題了。

　　架座橋，扶著專家過橋

　　解如光把這個節目比喻成“一座專家通往老百姓的橋，然後讓專家從橋上走過來”。這種架橋説進一步明確了節目宗旨，那麼，為什麼要架橋呢？解如光説：“研究機關過去在計劃經濟裏有很多弊病，他們很多的研究是脫離現實生活需要的，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題目，但責任不在這些學者專家，在於當時的體制，這種體制只要求他們寫出這樣一些文章，然後他們就可以評到職稱、晉陞，久而久之，他們就習慣這種生活了。他們以為這樣就是正常的，就形成了固定思想問題的方式，他們有一套自己的規則，離老百姓越來越遠，離他們一開始做學問的初衷也越來越遠，這樣的體制客觀上造成了老百姓離中國文化越來越遠。”他在強調學術普及時，忽略了學術研究的根本責任。

　　接下來是過橋。“不食人間煙火”的專家直接走過來是不行的，必須告訴他們怎麼過橋。“我們一直在尋找‘百家講壇’自己的敘述模式，就是你們不能是研究院裏的文本，也不能是大學講壇的講義，也不是説書講故事的，而是，‘百家講壇’自己的表述方式，這個探索我們進行一年了，我們在做各式各樣的實驗。我們認為，‘百家講壇’講出來的東西應該是思想與敘述並重。以前的大學老師講課，他事先要給你很多閱讀的東西，他講課的時候其實就是分析，這在我們這裡是不行的。有很多人沒有看過這些書，所以必須把故事和分析結合在一起。研究機關偏重抽象理論分析，而電視的口播節目不是合理性抽象分離的，抽象分析對我們來説畫龍點睛就夠了。”

　　“過去有句話，大學教授教不了中小學生。解如光説，這種改變對專家來講可能是痛苦的國恥，“他們都是有一定學術地位的人，要改變他們，等於把一個人整個表述體系徹底顛覆。對那些想改變的人，經歷了一個很痛苦的過程，任何通化的過程都意味著失去原來體系裏的嚴密性。真正能夠做到深入淺出的往往都是大師這樣的人。”

　　談到劉心武現象，解如光不客氣地説：“那些紅學家到我們這裡來講課，大部分都很失敗，原因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如何讓老百姓聽明白。所以他們今天説劉心武，恰恰就是他們的短處。我們真的有種想法，希望他們改改治學上的態度。”

　　論壇需不需要認真的學術背景？“百家講壇”太多強調的是他們扶著專家過橋。製片人萬衛説：“讓他們列提綱，第一講要完全按照我們的要求寫出來。一般來説，整體結構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都做得比較學術，內容也是基上論文的方式。然後我們告訴他們哪些是不符合我們要求的，按照我們的要求去改，這時候衝突就出來了。一般情況下，的反映是‘讓我講這麼簡單的東西？’他們老是覺得目的是傳授他們的觀點，我們覺得觀點可以在講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往外倒，主要是細節的東西。比如有個講《紅樓夢》的老師，講的過程中滔滔不絕地講他的觀點，他不知道把觀點和細節聯絡在一起。觀眾能坐在電視前看節目，必須要有懸念。傳播方式必須是線性的，單線條的但是學者喜歡橫著走，提出個觀點，然後四處旁證博引論證觀點。”

　　過橋就要經受痛苦

　　解如光説：“幾乎每一位專家都要經歷痛苦改變過程，沒有這個過程的屈指可數。讓專家講故事，講細節，細節和思想並重，而且，主要部分要用歷史事實和文學故事去講述，然後在思想上稍加提煉。敘述上注意懸念化和戲劇結構，每個專家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表述方式，你只要吸引人就行。所以每個專家都要跟我們有長期的磨合。”

　　解如光講了幾位教授痛苦“變異”的實例。他説：“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很有熱情到我們這裡講，她講《聊齋》，有些部分講得好，有些講得不好。她鬼狐妖夢，很生動，她不用做過多故事上的設計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後來從總論上講，具體到一個人的時候，她的講法就不管用了，必須按照懸念，故事性去講，她就沒有縱橫空間了。為此，我們特地去了一趟濟南，跟她當面溝通。比如她講到一個人物叫細侯，一個煙花女子，她一生中所有故事都很平常，只是到了最後的一剎，她思想中爆發了一種別人都想像不到的能力。馬老師一開始就講‘驚世駭俗説細侯’，上來把這個故事的結果給講出來了，然後再去分析。我告訴她這樣講不行，前半截講完後半截就沒人看了，要換一種方式講，一個孩子的生活經歷，邊講邊把分析加進去，一直講到最關鍵的時候再把這張牌翻出來，前面各式各樣的分析都帶著假設，覺得她不過是個很普通的煙花女子，那麼蒲松齡為什麼寫她？肯定有原因，這樣就吸引住觀眾了，最後再説蒲松齡寫細侯的真實目的何在。”

　　馬瑞芳教授也告訴記者：“以前我們搞古典文學研究總是那麼幾個角度，但老百姓喜歡文學中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講《聊齋》人物，和我平時講的不一樣，我講了20年的蒲松齡，他們不讓我講，讓我按問題去講，我開始拒絕了。後來專家和讀者反映説這樣挺好的。我跟他們溝通每次都要花很長時間，電話一打就一個多小時。現在的電視觀眾很難伺候，對我們來説也是挑戰。”

　　解如光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國防大學的馬駿教授，“他來我們這裡講二戰，他很配合，作為一個軍人，穿了一輩子軍裝，居然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一套西服，説明他很重視。但他一開始講得不好。他用部隊里長官對士兵講話的態度講了幾集，我們跟他磨合，給他講欄目的宗旨和要求，他想改變自己，但是在部隊裏習慣了居高臨下命令式的作風，所以講座也表現出來別人灌輸的姿態。隨著時間的磨合，馬駿漸漸懂得了心平氣和地和別人交流，他懂得小聲説話了，他懂得要講故事了，他注意觀眾的眼球了”。

　　解如光説：“其實對他們來説做些改變也是必要的，因為今天的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專家應該知道市場經濟是什麼樣的，改變有好處，這一點從閻崇年先生等人的改變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對於學術研究準確性，他這樣看“現在的專家身份和地位已經不單是領導的肯定，還有市場的肯定。你看搞健康快車節目的洪昭光，在安貞醫院，連小護士都踩咕他，為什麼？通俗化的過程是個很危險的過程，一通俗有時候就不準確了。梁文道，許子東在‘鏘鏘三人行’上講，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任何比喻都不會百分之百準確，所以有很多專家都固守自己在陣地上,老攻擊先走進市場的人這是學術界的潛規則。今天劉心武被攻擊，是很正常的事情，誰對誰錯我不管，我倒是希望很多專家邁出這一步，它是市場的需要，時代的需要。科學文化越普及、越大眾、社會就越文明、越進步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基本法則，怎麼一到具體人身上就想不通了呢？很多專家就是自己邁不出這一步。很勇敢邁出這一步的閻崇年、易中天，都邁得非常好。

　　把學術成果變成“劇本”

　　製片人萬衛認為，這種口播類節目必須要有懸念牽引，因為講座和其他電視節目形態不，“我們必須像好萊塢大片那樣，要求3－5分鐘必須有一個懸念。實際上這個講座節目我就是按照戲劇化的結構來做的，開始老師做不到，包括劉心武揭秘秦可卿，他也沒做到。所以編導三五分鐘就打斷他一次，為觀眾總結，提醒一次。懸念性、單線條和戲劇性是我們總結出來的講座節目和論文的不同地方。有的老師就能在我們要求下做到了，比如容易中天。但有時候他也忽視了細節，比如他講劉邦，前面都鋪墊好了，講到鴻門宴他説：下面該是你們都知道鴻門宴，就不講了。我問他為什麼不講了？他説，這誰不知道啊？我們跟易老師講，觀眾想聽的就是這個，他們要聽您的版本的鴻門宴。

　　如果主講人某些方面達不到他們要求，一方面編導後期加工，但後期加工的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是來與專家溝通，盡可能按節目的要求做，萬衛把這個過程比喻成“培訓主講人”，“培訓什麼呢？以前我們很糊塗，現在我們知道了，實際上是培訓主講人編劇能力，是把他們的學術成果變成‘劇本’”。

　　當然，這種“培訓”下，學術通俗化了，是不是也戲謔化了呢？

　　打破領地意識

　　當閻崇年講大慶開國皇帝努爾哈赤講的非常成功後，欄目組有意讓他繼續講剩下的11個皇帝，但是閻先生有些顧慮，“因為其他皇上由別人研究的。他要講別的皇帝，萬一講壞了怎麼辦？後來我們就反復做他的工作，最後12個皇帝都讓他講了，所以就獲得成功。他講‘自己’的皇帝時沒什麼壓力，講‘別人’的皇帝時壓力非常大。”萬衛説。

　　為什麼這樣呢？萬衛認為，其實現在關心劉心武的爭論就足以説明這個問題──即學術界的領地意識。萬衛説：很多專家缺乏公眾意識，都在圈子裏做文章，這個圈子很深，不太注重往外擴充。比如這次有關紅學方面的爭論，也有這方面的原因。習慣了自己封閉保守的一個圈子裏做文章，甚至他們都有一個領地意識。在過去傳媒不太發達的情況下，傳播交流學術成果的方式就是開研討會，我通知你來你才可以來，我讓你發言你才能發言。他們的經費都是國家財政支出，再進來人就得分羹。所以人人都在保護自己的圈子，害怕別人進來。這是體制上存在的問題，百家講壇不受這個制約，從閻崇年這裡開始，我們在打破過去的學術領地意識，把按照領地意識劃分學術變成大眾共享，我們這麼做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以前也有文化類的電視，但收視率都不高，原因就是沒有跟大眾結合在一起，他們自然就進入那個領地了，在那個圈子裏做事有種滿足感，我們硬是衝破這個圈子，把它擴大到大眾當中來，我們之所以覺得有點成功的原因就是這個思路是對的。從閻崇年和劉心武兩個人名聲的擴大和他們學術成果的共享，以及換回來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已經説明了學者走進大眾是他們生存的方式。”

　　打造學術演講明星，製造更多文化現象

　　“百家講壇”欄目否定他們是將學術變成通俗講故事，説書的“戲説”方式，但他們確實用他們的方式改變了關於學術的定義。萬衛介紹説：“劉心武研究了10年《紅樓夢》，沒有多少人買他的書，到我們這兒一講，書就好賣了。易中天去四川出差，開出租車的認出他，一進賓館，提行李的人認出他來了，賓館經理也認識他，他成了賓館裏的名人了。這就是我説的‘打造學術演講明星’。我們的過程是造星的過程，我們希望通過語言表達使人成為學術明星。閻崇年和劉心武的書在圖書銷量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易中天他的書《帝國的惆悵》是《新京報》學術圖書排行榜的第一名。”

　　另外，萬衛説，“學者出書獲得利益我是非常支持的，必須讓他們感到走進大眾中會獲得利益，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可缺的。我實際上也在幫助他們最大化獲得利益，我們叫實現多贏，通過他們體現出我們欄目的價值，他們講完之後體現出個人的社會價值，出版社通過我們的書獲得最大效益。現在有很多出版社都跟我們聯絡，要求出書。”

　　以前，“百家講壇”的做法是一個選題一個人講，一個人講完了就走了，觀眾不認識他，講的人也覺得因為篇幅限制沒有説盡興，而且節目組的勞動量也大。“現在我們找準一個人，一下子把他“挖乾淨”，讓他10年成果、一輩子的成果都展現出來讓老百姓接受，讓他們覺得只看電視不行，還要買音像光碟和書。明年我們還會有‘三國現象’、‘大清開國現象’、‘西廂記現象’……我們要製造更多的文化現象。萬衛説。

　　摘自《生活週刊》

責編：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