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 《杜甫的文化意義》(上) 莫礪鋒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17日 14:28
主講人簡介:
莫礪鋒,漢族,1949年4月出生,江蘇無錫人。1979年至1984年師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成為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現為九屆江蘇省政協常委,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長期從事中國語言文學教學研究工作,主攻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已出版個人學術專著四部、合著三部,參加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教材兩種,在全國一流和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曾于1991年被國務院授予"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稱號,1992年入選"江蘇省333工程"第二層次的培養對象,2000年被江蘇省教育廳授予“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
內容簡介:
説起杜甫,人們自然會想到他的詩,想到他憂國憂民的形象,可是僅憑這些,杜甫詩聖的稱號才説對了一半。杜甫在詩作之外,還有很多人們不太知道的行為和品格,才足以使宋人把杜甫推崇為詩聖,而非李白;也正是這些行為和品格,就連苛刻的南宋理學宗師朱熹也大加讚揚,把杜甫評價為人格上的楷模。
孟子説,人皆可以成堯舜,意思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堯成為舜。明代的王陽明甚至説滿街都是聖人,但是如果我們取一個嚴格的標準,誰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聖人呢?而我們可以請出一位人物,那就是杜甫。杜甫一生身居下位,是一位平民中的平民,但他卻以自己的行為和實踐完成了平民到聖人的超越。這也是後人除詩歌之外極力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我們知道在安史之亂之後,由於安史叛軍佔領了長安,無數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做了一個偽王朝的偽官。包括當時的宰相陳希烈駙馬張垍,杜甫的好朋友王維等人也這樣做,惟獨杜甫,惟獨這個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個芝麻綠豆官的杜甫,他堅守了民族氣節。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逃過唐軍跟叛軍對峙的戰場,逃到唐朝臨時政府所在地。就是這樣一個舉動,當時其他人都沒有過,只有杜甫這樣。所以在這些方面杜甫確實是身體力行地體現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實踐展示著儒家的一種道德風範。他用他的行為來説明儒家心目中間的道德規範應該是什麼樣的。所以這些也許是杜甫在詩歌之外的另一種人格魅力。
(全文)
説到杜甫這個話題,應該説是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我到各個地方去參觀一些歷史名人遺跡的時候,非常注意觀察各地的雕像。我覺得好的,在唐代詩人中間,一個是四川江油李白紀念館李白的塑像,還有一個就是河南鞏縣杜甫陵園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時代,將要走出四川那樣一種意氣風發的形象,昂首闊步,非常像我們想像中間的李白;而鞏縣的杜甫雕像就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臉,往下憐憫地看著滿目瘡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後覺得很沉重。
我們説杜甫一生當然並不都是這樣子,杜甫也有過他的青年時代,有過他的少年時代。我們在杜甫詩中間看到過他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生活的種種回憶,譬如説,他在《壯遊》這首詩裏面,他回憶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山東、河南這一帶遊玩,他説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他春天那個時候在一個臺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邊上打獵,過著一種裘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還有對更早年的生活的回憶,他在五十歲的時候寫過一首詩,叫做《百憂集行》,回憶他十多歲時候的情況,他説“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大意是説,他十五歲的時候還像一個孩子那樣活潑,心完全是一個孩子的心靈。像小牛犢子一樣的健壯,跑來跑去。他的院子裏面有梨樹、棗樹,到了秋天這些果實成熟以後,他一天爬上樹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採著吃。我們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歲以前,曾經是一個裘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歲的時候,曾經是一個活潑健壯的少年。但是假如我們現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個青年時代裘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樣子,或者進而塑造一個少年時代的杜甫,爬在樹上摘果子,然後給大家看説,這是詩人杜甫。儘管你説明這是青年杜甫,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會認可,因為我們認可的杜甫就是那樣一種憂國憂民的形象。
宋代的黃山谷有一首詩寫杜甫畫像,裏面有一句寫得非常好,叫做“醉裏眉攢萬國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時候,他對天下的憂慮,天下的一種憂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間。後人評黃山谷這一首詩説“狀盡子美平生矣”,這一句話把杜甫一生都寫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經被歷史定格為一位憂國憂民的這樣一種形象,那麼杜甫這個話題必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大家聽了以後,也許會覺得有幾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説的,宋代的嚴滄浪在他的《滄浪詩話》裏説,我們讀有些作品需要進入這樣一種境界,譬如説讀《離騷》,怎樣最好地讀《離騷》呢?你一定要讀到抑揚頓挫,讀到涕淚滿襟,讀到你讀了《離騷》以後,淚如傾盆雨,衣服都打濕了,這個時候,你才真正懂《離騷》了。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也是這樣,我最喜歡讀的詩,讀了以後使我肝腸如火,使我熱淚盈眶,那樣一些詩,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受到最大的審美感動。所以我們今天儘管是講這麼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我希望大家還是能夠耐下心來聽我從容道來。
杜甫是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大詩人,偉大的詩人。這一點似乎不用再講,可以説地球人都知道。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義,就是他的影響,他的意義,早就溢出於文學之外,溢出於詩歌之外,是在整個文化史上這樣一個意義。那麼這一點我們從哪來看?我想我們首先從後人對杜甫的評價來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開始奠定的。我們先從宋人看起,北宋有個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遠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對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題杜甫畫像的詩裏面,他就這樣説,他説“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就是我推測一下您的這顆心靈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偉大的一顆心靈。我非常希望您能夠起死回生,讓我跟您交友,讓我做你的朋友。他對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們再看一下南宋理學宗師朱熹的評價。大家都知道,理學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學家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是非常嚴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這樣,我們看一部《朱子語類》,裏面不受到他批評的歷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們這種非常嚴格的道德標準的審視之下,很多歷史人物都被他們無情批評。但是朱熹認為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五位人物是偉大的人物,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漢代的諸葛亮;然後是唐代的三位:一個是杜甫,一個是顏真卿,一個是韓愈;最後是北宋的范仲淹。諸葛亮和范仲淹這兩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講,大家都很熟悉。他們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樹,這是歷史早有定評的。值得討論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來的,他把這五個人稱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間,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顏真卿,大家也許知道他是偉大的書法家,顏體的創始人,但是顏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為了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堅決反對藩鎮的叛亂割據而被殺害,被李希烈殺害。那麼第三位韓愈,大家當然知道他是儒學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學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載道”的提出者,發動了唐代的古文運動。同時韓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為中間,每當國家需要有人站出來説話的時候,他總是仗義執言,奮不顧身出來説話,多次被貶到南方荒遠之地。這樣幾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應該説他們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動上面都有很多建樹。惟獨杜甫應該説他不算是一個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樹,幾乎沒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東西,因為他根本沒有得到過那樣的機會。他要報效祖國,他要忠於朝廷,他反對叛亂,但是歷史沒有給他多少機會。他除了在肅宗朝裏面偶然仗義執言,從此受到朝廷疏遠以外,其他時候始終是默默無聞,甚至很多時候他是處於民間的。但是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為什麼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讚揚,為什麼在朱熹看來杜甫可以跟諸葛亮到范仲淹這樣一張名單中間他能夠佔有一席之地?那麼朱熹説得很清楚,關鍵在於他們五個人的共同點是都有一顆偉大的心靈,他們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偉大的建樹。朱熹的原話這樣説,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這樣一種在人格上面成為楷模的人。這顯然不是一種文學的評價,而是一種文化的評價。
再到後來,到了近代,聞一多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聞一多先生是詩人,他的古典文學的論文不像我們今天的教授寫得乾巴巴、枯燥無味,他是用詩歌一樣的語言來寫的。在這篇《杜甫》的最後,聞一多這樣説,他説杜甫這個人,他是我們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這是一種極高的文化上的評價。
到了現代,1961年,當時有一個國際組織叫世界和平理事會,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瑞典的首都召開了一個主席團會。在那次會上確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們的杜甫。由此可見,從宋代一直到現代,從中國到外國,人們都認可杜甫的意義,絕不是僅僅限于文學史。他確實是一個文化史上的偉大人物,他的意義是屬於整個中華文化。
下面講第二點。我們説為什麼杜甫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這種代表作用?這裡我們必須要稍微推測一下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雖然博大精深,內涵非常豐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終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以人為一切價值判斷和出發點的這樣的文化。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點區別的。所以在先秦的時代,雖然諸子百家爭鳴得很厲害,各種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觀念。但是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就是當他們思考問題的時候,不管是社會還是自然,他們最後的落腳點都在人,他們的出發點也在人。這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諸子百家中間大概對後代影響最大,也是對我們中華文化成為一個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這兩派雖然互相論爭,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們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重視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視的是個體的生命價值,而儒家更重視的是群體的利益。儒家在重視個體基礎上面更重視群體,一個家族、一個宗族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利益。那麼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補的,是相輔相成的。由於中國古代我們中華民族的先民們,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不是非常優越,他們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熱帶地區謀生,維持生命。而我們在黃河流域,在那個水深土厚,氣候也不是很溫暖的地方,在這樣一種自然環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話會有水患。所以對中華民族來説,完全太強調個體生命而忽視群體利益的話,這不利於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為代表的這樣一種倫理觀念,這樣一種道德理想,就歷史地被選擇為我們這個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種補充,儒家是核心。這不是由於説孔孟怎麼樣怎麼樣宣揚,某個傑出人物奮鬥的結果,這是一種自然的選擇。換句話説,我認為在先秦時代只能這樣選擇,否則的話,中華民族就難以維持下來。到了後代,儘管我們中華文化不停地發展,不停地演變,也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新的養料,但是儒家思想在這一個變化的過程中間,始終佔據著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豐富演變,基本上就是中華傳統文化演變的一個主要的脈絡。
我們從這個角度我們來看一看杜甫在這一個過程中間,他是起了什麼作用或者説他有何種代表性?我們回顧儒學的發展史,基本上被認為主要有這麼兩大流派:一派被稱為是漢學,一派被稱為是宋學,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來的。在這兩個主要的高潮之間,唐代應該説是處於一個低潮階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學發展史,唐代佔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漢人,後不能比宋人。那麼請問儒學的發展在唐代停頓了嗎?唐代有沒有值得注意的儒學的代表人物?錢穆有一個觀點,錢穆在一本書裏認為,唐代有的。唐代兩個最主要的儒學代表人物:一個是杜甫,一個是韓愈。很有趣,兩位都是文學家。韓愈我們不談,我們看看杜甫。在何種意義上面,杜甫我們能夠説他對於唐代的儒學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學的發展,提到唐代,馬上就會想到唐初的《五經正義》。有的同學也許不同意我的觀點,説唐代儒學有發展啊,我們的《五經正義》就是唐初編訂的,孔穎達他們撰寫的嘛。但是我想説《五經正義》儘管是長期以來在十三經注疏中間最重要的讀本,但是《五經正義》中的觀念,一些義理,基本上都是從漢儒那裏來的,它沒有很多地在學理上面新的闡發。也可以説,儒學的發展到了初唐,由於出現了《五經正義》以後,基本上停滯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個生命,用他一生的實踐、行為,來豐富、充實著儒家的內涵。儒家學説從本體上來説,它是一種實踐的哲學,它非常重視的是人的行為,人的實踐。所以我們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時代,中年時代,當他們年富力強的時候都不寫書了,不搞著作了,他們奔走于天下,主要是從實踐的角度推行他們心目中間的道。等到最後覺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後年紀也大了,才回過來寫著作,把他們的學術用著述的方式流傳後人,擴大影響。它從本質上最強調的是實踐,強調的是人生前的行為,生前的一些建樹。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説杜甫正是最好地體現著儒家,甚至是發揚著儒家這種精神的一個歷史人物,。
我們舉幾個小例子。儒家重視仁政,重視仁愛思想,主張在天下推行仁政。那麼杜甫用他的詩歌是“不遺餘力”地在鼓吹這樣一種思想,在宣揚這樣一種理想。儒家譴責貧富不均,認為貧富不均是社會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對於這種現象也是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判。儘管歷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貧富不均的好的文學作品相當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認可杜甫的那兩句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在這一方面描寫得最為驚心動魄的名句,以至於我們凡是聽到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這兩個句子,他對這方面體會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強調夷夏之辨,儒家強調我們民族要有一個民族的尊嚴,要維護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關係中間,要注意維護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維護本民族的尊嚴,強調要反對侵略,維持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獨立性。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亂以後,因為安史叛軍很快就佔領了長安,無數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變節做了安史的叛軍,做了一個偽王朝的偽官。包括當時的宰相陳希烈、駙馬張垍等人都這樣,杜甫的好朋友王維等人也這樣做。惟獨杜甫,惟獨這個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個小官,芝麻綠豆官,這麼一個小官的杜甫,他堅持了民族氣節。當然杜甫在長安因為官太小,也沒有受到安史叛軍太多的注意,僅僅是把他關在那裏。但是他卻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逃過唐軍跟叛軍對峙的那樣一片戰場,然後逃回唐朝臨時政府所在地,這樣一個舉動,當時其他人都沒有過,只有一位杜甫這樣。所以在這些方面杜甫確實是身體力行地體現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實踐展示著儒家的一種道德風範。所以我覺得我完全同意錢穆的那個觀點,在唐代的儒學發展史上,杜甫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為來闡釋著儒家的經義,説明儒家心目中間的道德規範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視修身養性,這一點因為長期受批判,大家覺得這好像是一個應該否定的命題。實際上不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個文明的高度發達的社會裏面,它的基礎是什麼?應該是文明的個體,是一個有道德自覺的個體,個體不應該受到外在力量的強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舉動,它應該發自內心的,內心的一種自律這樣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視個體的一種道德建樹,崇揚一種人格精神。在這一點上面杜甫可稱是一個典範,我們看到在《孟子》中間所提出來的那樣一種大丈夫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樣的一種大丈夫精神,如果在歷史上取一個名人來看,是誰呢?我覺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實現了這一點,體現了這一點。在這裡我想特別請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國歷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們可以開出一張長長的名單來。但是這張名單中間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較重要地位的那樣一些人物。這些人物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承擔起天下的責任,惟獨杜甫是一個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平民身份,他經常稱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稱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過是民間的一個普通人,一個平凡的百姓。以一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揚的一種人格典範,這一點我覺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説,你如果號召大家學習諸葛亮,學習范仲淹,當然有意義,有價值。但是大家會覺得難以學,他們距離我們太遠了,他們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們一般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那樣的機會給我們展示這一方面的建樹。一般人就是一個普通人過平凡的一生。普通人過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實現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來是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説凡是人都可以成為堯,成為舜,都可以成聖。為什麼?因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後來,明代的王陽明甚至主張説“滿街都是聖人”。看上去滿街都是善良的人,這些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假如我們對聖人的這個定義取一個很嚴格的定義,很高的標準,像朱熹那樣高的標準,也許有人會問王陽明,你説滿街都是聖人,你給我拉一個出來看看,哪個是聖人?哪個用嚴格的標準能夠稱得上是聖人?我想,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請出一位人物來,那就是我們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間的一位聖人,雖然本人主要是一種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聖人。這是我要講的第二點,在以人本精神為核心內涵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間,杜甫是一個代表人物。
下面講第三點,杜甫不僅僅是體現著儒家的一些道德倫理觀念,他還用他的行為豐富了這種內涵,甚至使它變得更加切實可行。這也是對儒學,對傳統文化的一個重大的貢獻。説杜甫有仁愛之心,説杜甫憂國憂民,他關心人民,關心民族,關心國家,這個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多少是從課本中間看到,大家在讀杜詩的時候也深切地體會到,那麼這一點我們不講了。我們來看一看,杜甫的仁愛之心,還不止於此。他除了愛自己的家人,愛自己的朋友,愛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這個仁愛之心,還推而廣之擴展到更大的範圍。比如説愛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時期,經常發生邊境戰爭,以唐為一方,以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權為一方之間發生戰爭。這些戰爭的性質很難確定,但是至少有幾場可以肯定,唐帝國所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性質的。譬如説跟南詔的戰爭,盛唐時候討伐南詔,南詔是在雲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那一次不管從《新唐書》,還是《舊唐書》,還是從《資治通鑒》來看,應該説都可以肯定錯在唐。那麼唐對南詔發動戰爭以後,多次失敗,打敗仗,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時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詩人都被鼓起了一種謬誤的愛國傾向。鼓吹我們要打南詔,要把它打敗,這些詩歌的作者包括高適、包括儲光羲都在內,都有類似的詩。惟獨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這一場戰爭並沒有正義性質,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這一場戰爭對於人民的和平生活,帶來的巨大的破壞。所以他寫出了《兵車行》,《兵車行》的詩在當時其他人都寫不出來,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愛精神,他覺得外民族異民族的人也是人,我們的仁愛之心也要施及于他們,我們應該跟他們之間保持和平,他是一種仁愛之心的推廣。
那麼除此以外,杜甫除了愛人以外,愛人本來是儒家所主張的,儒家認為仁是什麼?仁就是愛人。杜甫除了愛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愛心還推廣到人以外的其他動物,推廣到宇宙中間的一切生命。那麼這一點也是非常突出的,我們在杜甫的詩中間無數次地看到他充滿愛憐的描寫,動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剛強的堅強有力的,比如馬、鷹、松樹,這些能夠使人引起審美感崇高感的那樣一些對象,甚至是一些細小的並不那麼美的東西,杜甫在寫到它們的時候也充滿了愛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橫著一張密密的漁網,很多魚都被那張網困住了,他就覺得很同情那些魚。他説“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他認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細小的生物,它們的命運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對它們都應該有一種關愛之心,我們知道“惻隱之心”本來是孟子提出來的,但是當孟子提出惻隱之心的時候,他關注的對象僅僅是人。他説有一個小孩子將要掉到井裏去,那麼我們大人看到都會産生惻隱之心。覺得一個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關注的僅僅是人。而杜甫關注地卻是推廣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間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點,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為和實踐使儒學所提倡的那種仁愛之心變得更加切實可行。在這裡我們要稍微把中國古代的仁愛、仁義精神跟西方的博愛等等稍微做一些對比。我個人認為西方的博愛精神,它最初的來源都是宗教,來源於宗教的博愛精神,本身當然是一種很可貴的價值觀倫理觀。但是我們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為什麼會有這種博愛精神?一個是服從於神靈的指點,是神靈叫你要博愛;還有一種是對於人類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亞當、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種贖買。當然還有一種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為了死後進天堂,所以行善博愛之心是對於將來進入天國入場券的預付,我先付一張入場券在這裡,死了以後可以進天國。但是中華民族的仁義之心不是這樣,儒家強調,仁義理智根於心,都是從內心自然流露出來,自然生發出來的。孟子有一個很好的判斷,他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們的仁愛之心首先是由於我關愛自己的家人,我敬愛自己的老人,孝順自己的老人,推而廣之,我也愛其他人家的老人;我愛自己的孩子,推而廣之,我也愛普天下的兒童。它是一種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這樣的一種自然情感的流動。我覺得這樣一種流動,在這個意義上面,生發出來的仁愛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實可行。而杜甫他的詩篇,他的行為就很好地闡釋了這樣一種倫理價值觀。我們看杜甫他在詩歌中間,有很多地方既寫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産生的一些痛苦,同時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當他到鄜縣去探親的時候,突然發現家裏最小的兒子已經因挨餓而去世,餓死,他當然非常悲痛,一個小孩子餓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慚愧,覺得自己身為父親,居然沒有為他提供足夠的食物,使他餓死,很痛苦。但是與此同時,他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還有很多比我更貧困的人,他們那些失業之徒。他説的失業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農民。他還想到在邊疆前線戍守的那些將士,他們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厲害。所以他就把關懷之心從家庭擴展到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當他自己在暴風驟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來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這個時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擁有一所牢固的、安穩的一所茅屋,有一個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窮人都能夠有這樣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所以他的仁愛之心是推廣出來的。
我覺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間在同谷寫的那一組詩,那一組詩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那個時候杜甫從甘肅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為他生活過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經同谷,同谷就是現在甘肅的成縣,在寶成鐵路上,我到那裏去看過。那麼杜甫到了同谷以後,正是寒冬臘月,他在那裏停留了一個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絕境。他在那裏寫了七首詩,我們看看這七首詩的順序,第一首説“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髮發垂過耳”。就是説我有一個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經白髮蒼蒼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寫到他的家人,寫到他為了要給家人找一些東西充饑,他就拿了一個鐵鏟到冰天雪地中間去挖一種野生植物,叫黃獨,把這個東西帶回去給家人充饑。可惜沒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後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餓著呻吟,靠在墻壁上面,説話都説不動。第二首寫他對家人的關愛;第三首“有弟有弟在遠方”,想念他離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鐘離”,想到他的已經守寡,還拖著三個幼年孩子的妹妹,遠在鐘離;然後五、六、七這三首想到國家的命運,想到現在戰亂不止,天下動蕩。他的整個的思考的過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個方向,也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這樣一種情感流程。這樣一種仁愛之心的發揚,我覺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實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這點上面,杜甫堪稱是儒家仁愛精神的一個傑出的闡釋者。
(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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