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 《水滸傳》的思想傾向 石昌渝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3日 17:00

　　主講人簡介：

　　石昌渝：1940年生於武漢；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歷任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務委員；現任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文學遺産》編委、中國古代小説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簡介：

　　《水滸傳》究竟寫的是什麼？是英雄好漢的傳奇故事？還是盜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有“孝義黑三郎”之稱的宋江是強盜頭目？還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水滸傳》所寫的108將難道都是強盜？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發展，也使讀者《水滸傳》産生了不同的認識，身為梁山首領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麼？建國以來，對《水滸傳》思想傾向的認識更是針鋒相對。從晁蓋劫持生辰綱佔據梁山，到宋江舉義同官軍對抗，再到招安毀滅，梁山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而針對晁蓋和宋江的爭論也從未停息過。兼備領袖頭腦和氣魄的宋江率眾屢敗官軍，卻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水滸傳》宣揚的是一種什麼精神？上梁山前後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決定招安的？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招安？

　　過去和現在對《水滸傳》的思想傾向究竟有什麼不同見解？主要的看法有兩個：第一，忠義説。就認為《水滸傳》所宣傳的，它通過宋江這108人，他們上梁山的經歷，以及最後招安，最後這個悲劇性的結局，它通過這個情節表現的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有人認為，它表現的是忠義的思想。提出這個忠義説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贄，就是李卓吾，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忠義<水滸傳>續》，他評《水滸傳》抓住了兩點：第一點，他認為《水滸傳》這部小説是一部發憤之作，為什麼是發憤之作呢？他認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為憤怒當時宋代的滅亡，認為當時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們沒有忠義，這個東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於這個背景寫《水滸傳》的，這是他立論的一個根據。第二個根據，他根據小説的故事情節。他認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報國，他認為是忠義之烈也，忠義裏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這是李卓吾的看法。後來在李贄以後，出現了一個誨盜説。誨盜説認為，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

　　(全文)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學館。今天我為大家請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先生，請他為我們主講《水滸傳》的思想傾向，大家歡迎。

　　過去和現在對《水滸傳》的思想傾向究竟有什麼不同見解？我想呢，這個主要的看法有兩個：第一，忠義説。就認為《水滸傳》所宣傳的，它通過宋江這108人，他們上梁山的經歷，以及最後招安，最後這個悲劇性的結局，它通過這個情節表現的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有人認為，它表現的是忠義的思想。提出這個忠義説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贄，就是李卓吾，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忠義<水滸傳>續》，他評《水滸傳》抓住了兩點：第一點，他認為《水滸傳》這部小説是一部發憤之作，為什麼是發憤之作呢？他認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為憤怒當時宋代的滅亡，認為當時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們沒有忠義，這個東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於這個背景寫《水滸傳》的，這是他立論的一個根據。第二個根據，他根據小説的故事情節。他認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報國，他認為是忠義之烈也，忠義裏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這是李卓吾的看法。

　　後來在李贄以後，出現了一個誨盜説。誨盜就是説，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那麼這個觀點在崇禎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個時候，我們知道明朝歷史的同志很清楚，那個時候李自成、張獻忠，還有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當時已經動亂了，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明代的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快要完蛋了。這個時候有一個官員，給皇帝寫了一個奏本，這個人叫左懋第，他認為《水滸傳》是教壞了百姓，強盜學宋江，他舉出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個叫李青山的強盜，就佔據了梁山，當時政府多次圍剿，沒有把他剿滅下來。而且因為梁山是處在運河的邊緣，在中國古代，運河是一個生命線，叫漕運嘛，就是南糧北調，裝糧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過運河運上去的，那麼梁山就在運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經濟命脈掐斷了，他在題本裏面講到這個問題，就是説如果不禁毀《水滸傳》，對於世風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馬上下令將《水滸傳》這部小説全國各地都要收繳，把它的版片要毀掉、燒掉，把書要收起來，那麼他就是誨盜説的一個代表。金聖嘆也是持這種觀點，我們知道金聖嘆他評論《水滸傳》，他從藝術上對《水滸傳》的評價很高，就是《水滸傳》描寫人物寫得很好，敘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達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對《水滸傳》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後砍掉這樣一個舉措。

　　建國以後呢，五十年代，我們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説的時候，是經過一番討論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説，最後經過研究和討論呢，決定先出版《水滸傳》，為什麼呢？因為《水滸傳》是描寫農民起義，是歌頌農民起義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們各種教科書，各種文學史和小説史所持的一個主流的看法、一個普遍的看法。因為它描寫了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失敗的全過程，它歌頌了這一批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歌頌了他們革命的造反精神，這是建國以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但是文化大革命當中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文革”當中可能我們有了一點年紀的人還記得很清楚，在“文革”當中曾經有一段叫做評水滸，評水滸當時的觀點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就認為《水滸傳》宋江所執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他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上山以後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那麼這種觀點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就成為惟一的官方認可的觀點，也造成很大的影響。那麼“文革”以後，改革開放，對《水滸傳》的思想、看法也提出來很多，不過我認為它不管怎麼翻新，仍然是擺脫不了歷史上兩種主要的見解：一個忠義説，一個誨盜説。

　　第二個問題，《水滸傳》寫的是一夥強盜呢？還是寫的農民起義呢？這是有不同看法的，我們知道一部作品寫什麼、怎麼寫，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這個作品的傾向。在海外有這麼一種觀點，就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強盜寫給強盜看的書。主要的根據從歷史上來看，《水滸傳》的故事認為首先是在強盜當中流傳。他翻了很多歷史書，查了很多史書。就是宋代忠義社在太行山打遊擊的，這個忠義社當時是抗金，北宋南渡到杭州，在臨安建都，北宋就淪陷了，被金朝佔領了。當時太行山還在堅持打，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這個是確實的，36人，有人上太行山了。在太行山上還有宋江的廟，就是説宋江的余部，歷史上的宋江，不是小説，他的一部分人馬到了太行山，那麼在太行山講什麼故事呢？就講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根據，就是強盜講給強盜聽的。

　　他特別強調包括我們所稱頌的武松這些人，他認為宋江也有強盜行跡，強盜幹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説武松殺潘金蓮，它宣傳那種殺人的殘酷，把心肝五臟挖出來，抓出來放在他哥哥的祭桌上面，這個不是一般人做得出來的。然後到他血濺鴛鴦樓，他見人就殺，丫頭啊什麼，馬伕什麼，全殺了，他的刀都殺得卷了口，這個你不能不説是強盜。就包括宋江，你抓住了黃文炳抓到了劉安，宋江也是把他綁在將軍柱上，也都是挖心的。當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著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許了。他就是要殺他，殺人辦法，而且殺人要把心臟挖出來炒給宋江吃，這是殺人如麻，他認為這個是強盜的行跡，渲染這些東西，看起來很血淋淋的，血腥得很。潘巧雲既使她挑撥了楊雄跟石秀的關係，那罪也不該死啊？也是把她的心挖出來，這些東西，就認為宣傳這些東西，這不是一般人，他認為是強盜。

　　那麼《水滸傳》這108人裏面有沒有強盜呢，我們大概都很熟悉《水滸傳》，應該知道那確實是有，這個強盜還不只一個，一大批。大概我們統計了一下，三分之一是有的吧！這108個，三分之一是有的。有的反駁農民起義説，説你們寫農民起義，其中有沒有農民？這個108個裏面有沒有農民？找來找去就是阮小二。阮小二是個漁民吧，因為阮氏三兄弟，三兄弟裏面，阮小二是比較老實的，為什麼老實？他有老小，他有妻子兒女，他不亂鬧。那個阮小五和阮小七是專門賭博的，是一個賭徒，輸了錢就想發財。後來就參加劫生辰綱。《水滸傳》裏面確實寫了不少強盜：第一類，是佔山為王的強盜。那一大批，比如説，少華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風山，對影山，黃山門，銀馬川，硭碭山，枯樹山等等，這些都是強盜，這是毫無疑問的。這夥人在梁山108人裏面確實是，還有相當的一部分人，那怎麼看呢？是不是《水滸傳》寫的都是強盜？我認為不是，為什麼？我提出這麼幾點根據：第一，從全書的結構佈局來看，這些人不佔主流的位置，他們也不是情節的主角。你們讀《水滸傳》你們注意到沒有，你們分析過108人，排座次怎麼排的？它很有講究。佔山為王的、開黑店的、打劫的、慣偷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並沒有用欣賞的態度去描寫他們如何去殺人，如何去搶劫，沒有。他們這些舉動，都通過他們的口敘述出來了，旁敘出來了。他沒有正面描寫，小説正面描寫的是什麼人呢？是魯智深、是林沖、是武松、是宋江，是這樣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這一批英雄好漢，他們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後確定梁山路線綱領的這一批人，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他們這些人上了梁山以後，都服從了宋江的綱領，就是服從了宋江的領導，執行了宋江的路線，他們已經再不幹過去的那些強盜的勾當。其實應該説這是很真實的，這個裏面三教九流什麼都有，不是那麼純粹，理論那麼清楚，目標那麼明確，不是那種情況，都是被逼無奈，亡命江湖，然後組織在一起，有那麼一個領袖出來，這個領袖有思想、有理論、有目標，統率這幫人，大概就是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把晁蓋和宋江比較一下，晁蓋他們一夥人劫生辰綱以後，站不腳了，官府來追捕他們了，他們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蓋他們劫持這個生辰綱目的是什麼呢？是要圖一世的快活。他們七個人搶來了，他們的理論是不義之財、取之有道，這個理論我們現在都不能接受。我們一個法制社會要是這樣説的話，不義之財取之有道，我們都可以認定這個財是不義之財。我説它不義之財我就可以搶，那是不行，這個邏輯實際上是強盜的邏輯。智取生辰綱，他們最後奠定了梁山的基礎，但是他們的行徑還沒有完全脫離強盜這個範疇，他們搶了這個錢財以後，七個人瓜分，沒有把這個錢去救濟窮人，劫富濟貧嘛，他沒有濟貧。上了梁山以後，王倫不容他們，然後林沖火並王倫，就尊晁蓋坐了第一把交椅。這時候就在晁蓋的領導之下，但是晁蓋跟宋江那是差別很大的，晁蓋並不具備那種領袖的氣魄和頭腦，他沒有。你看晁蓋上山以後，基本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幹什麼？還是打家劫舍，你們仔細看一看，他上梁山幹什麼？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擊敗了濟州府的官軍的徵剿，這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搶劫了一個車隊，一個商人的車隊，搶了二三十箱金銀，四五十匹騾馬，他還是幹這個事情。你們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後他幹什麼？他保井安民，只是過往的官員他攔下來，如果發現官員的箱裏有金銀，對不起。過往客商一律不準搶，在梁山周邊幾百里範圍之內，如果發現有貪官、土豪、惡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幹掉，他幹這個事情，這跟晁蓋完全不同。所以説，宋江他上山以後，他的思想、他的理論、他的這一套，他是有目的的，不是強盜，他跟晁蓋是有區別的。所以，我覺得以前有個觀念，如果晁蓋是革命路線，我怎麼想也想不通啊，他怎麼是革命路線，跟革命根本談不上，晁蓋上了梁山以後，他的行為也談不上革命，沒有這個思想。而宋江他是很明確的，當然，宋江也不能説是革命，我認為農民起義不能叫做社會革命，過去我們對農民起義這個評價我認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討論的。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農民不代表先進的生産力，這是一。第二，從事實來看，農民起義它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並不反對封建制度，只是反對壓在頭上的那個皇帝，那個政府，然後取而代之。從陳勝吳廣一直到洪秀全，我們可以一個個擺出來分析，有哪一個不是想當皇帝的？不就換一個位置嘛！就搶一個座位，並不改變社會制度。既然都不改變這個封建制度，他也不改變，不過就是説人家是要把這個皇帝推掉，他當皇帝。他説我不當皇帝，還是你當，我剷除貪官污吏，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本質上又有什麼差別呢？這就是農民起義。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這個值得我們玩味。在中國農民起義裏邊，宋江這樣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起義幾乎沒有。我翻了一下中國農民戰爭史，從陳勝吳廣開始一個一個地排下來，找到一個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間在河北霸州起義的叫做趙鐩，這個人是公開地宣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他最後的結局跟宋江一樣，甚至比宋江更悲慘。我找來找去找這麼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就號稱為趙瘋子。為什麼是瘋子？你既然要暴動，要起義，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義。這二律悖反。這個人跟宋江很相近，很少這樣的人。最後這個趙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後，把他的皮給剝下來，皮剝下來不説，還把他的皮做成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馬鞍，你雖然不反我，但是你造反。這我們看《水滸傳》裏面看出來，宋徽宗不管怎麼樣，你宋江怎麼號稱忠義，你造了反，十惡不赦，你最後只能是這個下場。

　　所以説，我們看梁山是不是農民起義，關鍵要看這個領袖。領袖所提出來的他的政治綱領和他的綱領的實踐。所以我認為，《水滸傳》它是寫了一批強盜，但是並沒有讚揚強盜，它讚揚的是一批敢於反抗的英雄好漢。我們讀《水滸傳》，只要讀到林沖你就會感到，不起來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風雪山神廟，他搬開石頭、推開大門，把那幾個壞傢伙殺掉，才解氣。要不這樣寫，你覺得壓抑得很。比如寫到魯智深，他拳打鎮關西，那幾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窩囊，打得好，這才是《水滸傳》肯定的東西。它肯定的是被壓迫者的一種反抗，假設我們中國人都沒有反抗精神了，就壓在頭上，像林沖，我們開始都認為他太窩囊，一直忍辱負重，想保全他的一個小康的家庭，最後希望也破滅了，保不了了，這樣才最後拿起武器進行反抗，《水滸傳》它宣揚的是這樣一種精神，而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我們深入地講，你怎麼解釋這個招安？我覺得有的評論者好像很回避這個招安。有人説《水滸傳》是有招安，招安發生在七十回以後，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是另外一個《水滸傳》，是兩個《水滸傳》。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個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後，那是另外一個宋江。就是我們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統地分析，不能取其一點，不能把它割裂開來。實際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義思想，上梁山之後這個忠義思想就變成他的路線，就是招安的路線，他是一貫的，不是上梁山以後突然變了，不是這樣。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比如説宋江殺了閻婆惜以後亡命江湖，當時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頭上那些山大王請上山，他都不上山。後來他還是回去了，去探親，看他父親，後來他被抓了，他願意被抓，不就判個刑嘛！流放到江州。因為當時府尹對他很關照，認為他是一個好漢，是個義士，從輕判了，認為他殺閻婆惜是誤殺，就刺配江州，就是因為在江州他題了一首反詩。這首反詩，歷來對反詩的分析，我認為不太準確。他有兩句話：“他日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説他要當黃巢、要造反，你仔細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不是個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麼叫丈夫？什麼叫做不丈夫，他認為他忠義，他在梁山幹的事業才是大丈夫，黃巢那個不叫丈夫，他實際上是這個思想。當然那個黃文炳抓住這個詩，無限上綱，説它是反詩，把他抓起來要判死刑，後來劫法場。在這種情況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這樣子上了梁山，這樣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説宋江他這個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礎的，他這個招安的政治主張，是有他的思想基礎，不是突然變化的，不能夠説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後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這樣説。宋江的思想是一貫的，他沒有當梁山的領袖之前，他作為個人來講，他是胸懷忠義，他在家是個孝子，他在外面幹事情是兩條：一個忠，一個義。對江湖上好漢、豪傑他稱兄道弟，扶危濟困。上了梁山以後，這種思想很自然地就會演變為招安思想。其實歷史上農民起義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張獻忠，都受過招安。當時的農民起義，招安這一點，由於他們的起義本質所決定，這個招安對他們並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們一種策略，打得不行了，情況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張獻忠都是這樣招安的。當他的勢力大起來了，覺得可以把這個皇帝推翻，他馬上就換旗幟。宋江跟他們不同，就在於宋江他把招安作為他的戰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別在這裡。因此，我們不能夠因為《水滸傳》寫了招安，就認為《水滸》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我認為這個評價缺乏一定的依據。因此我認為《水滸傳》它的價值之所在，並不取決於招安和沒有招安，它的價值之所在，是在於它歌頌了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會一個歷史的規律，金聖嘆雖然反對農民起義，但是他也承認亂自上作，他在評《水滸傳》中説過，亂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這個動亂是你上頭搞起來的，是你朝廷的腐敗、朝廷的黑暗，這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是你們把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最後動亂起來了。而《水滸傳》的價值我認為，簡單來説，一個是它歌頌了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觀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這個封建時代的歷史規律，這個是很了不起的。我們不能因為作者主觀宣揚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寫了招安的情節，因此就把《水滸傳》全盤否定。

　　在對《水滸傳》的多元解讀中，有這樣一個普遍的現象存在，就是很多讀者往往願意接受和肯定《水滸傳》中的綠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俠氣，而往往忽略掉了他們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為的非人道。那麼我想不光是對《水滸傳》，對任何的文學作品，我們還都應該歷史地、科學地來看待、來理解、來品讀。好，最後讓我們感謝石昌渝先生帶給我們的精彩演講。（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