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 《漢武盛世的歷史透視》 孫家洲

央視國際 2004年01月09日 17:43

　　主講人簡介：

　　孫家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盛世史的研究。

　　內容簡介：

　　公元前140年，年僅16歲的劉徹即位，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漢武帝在位54年期間，勵精圖治，對內廣攬人才，創設制度，發展經濟；對外征伐四夷、開通西域，從而使漢王朝走向鼎盛。漢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富於進取精神的帝王,在我國歷史上，他第一次確立了儒家在國家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一次實現了中西方大規模文化交流與融合。班固在《漢書漢武帝》中這樣評價，“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在歷史上把這段時期稱為漢武盛世。

　　綜觀我國古代代史的進程，真正當之無愧的“盛世”，從時間跨度而言其實並不太長。但它一旦出現，就以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吏治清明，在歷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篇章，賦予歷史以巨大的推動力。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每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盛世”，大多難以維持很長時間，衰亂之局接踵而至，幾乎是無可回避的歷史歸宿。本講旨在展現中國漢武盛世的現狀，對其形成、發展、衰落進行歷史的透視。

　　《漢武盛世的歷史透視》 （全文）

　　公元前140年，年僅16歲的劉徹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漢武帝在歷史上和秦始皇齊名，毛澤東主席早年間在他的詞作《沁園春雪》裏邊就講到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甚至直到前不久，我們在電視屏幕上就看到了兩部同樣以漢武帝及其時代為取材範圍的歷史劇。這説明漢武帝的魅力直到現在依然是光彩照人。那麼怎樣看待這個時代呢，我想是不是用這麼幾句話來概括。

　　第一，這是一個奮發進取、功業顯赫的時代，第二，這是一個創設制度、垂范後世的時代，第三這是一個注目域外、走向世界的時代，第四這是一個鼎盛之下潛伏著危機的時代。這是我對漢武帝這個時代的一個總體的概括。下邊，我開始分頭講。

　　第一個問題要講的就是漢武帝即位之初他所面臨的局勢。這是歷史提供給漢武帝的一個活動的舞臺，具體説來，漢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繼承的是漢初文景之治的全部的成果，這個文景之治給他提供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會現實。要講到正面的現實，首先表現為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對此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裏面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論述，漢興七十餘年，如果不遇到自然災害，那麼一定是，“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在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糧食和錢的富有，這是國家強盛、社會富裕的主要標誌。在這一點上，可謂文景之治所體現的經濟功能。特別是當它和漢初的那種局面，也就是劉邦剛開國的那個局面，所謂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那樣經濟困頓的局面相比較，我們不得不説漢武帝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第二個有利的影響，就是經過文景之治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整個社會呈現出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這樣的一種總體的局面。這跟漢初統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輕徭薄賦的政策有關，也與漢初接連廢除了許多秦朝的酷苛法令，特別是其中的妖言令、挾書律、誹謗令等等，導致了言路通暢、人心喜悅。在這種情況之下，漢代的朝廷是得到了多數人的擁戴的，這裡面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事例，在遠離都城的邊遠地區，當著地方官要來公佈朝廷的政令的時候，許多老人包括殘疾人，不顧身體不好，要扶著拐杖過來參加，一定要來聽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講的，他們祈禱千萬要讓自己多活幾年，不要死得太快，為的是看到更好的社會的到來。由此可見，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他所面臨著有他有利的一面，但是同時文景之治留給他的歷史遺産，也有不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個層面就是對內，在對內方面國家的控制能力是較弱的。這可以從這麼幾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當時的一部分地方豪強，叫做“豪強兼併之徒，武斷于鄉曲，” 橫行地方，國家對他們的控制是很少有效的。再一個就是達官貴人的奢侈浮華，也就是所謂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奢侈浮華到了什麼程度呢，搞僭越，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上，也就是僭用皇帝的一些禮儀規範，這種情況到了無限度的程度。那麼由此可見，對內控制機能的薄弱，是文景之治時期出現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就體現在在國家的對外發展方面，或者就叫做綜合國勢方面，表現出了一種弱勢地位。特別是在漢代和匈奴的關繫上，更表現出漢室受匈奴的淩辱。這一點當然有著它深刻的歷史背景，自從漢立國開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憑藉它的軍事優勢，不斷對中原施加軍事侵略與政治壓力。漢高祖劉邦曾經幾乎被匈奴俘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圍”，後來無奈之下奉行了和親政策。這個和親政策和我們後來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叫做民族平等是毫不相干的，這個和親是以漢王朝的忍讓與屈辱為代價才得以實現的，即便是在和親這種格局之下，匈奴對中原依然時常有侵犯之舉。

　　那麼，我們想一下，漢武帝即位的時候，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局面。我們可以這麼講，文景之治時期奉行的“無為”政治，它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的恢復和發展，它可以導致社會的安寧，但是它不會導致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的到來。面臨著這樣的局面，該不該改革以求治？漢武帝本人是個有為雄主，他當然願意改革，這體現在他到晚年對大將軍衛青所講的一番話，他説“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那麼在他心中看來，漢初的那個局面也是因循茍且的局面，他把建立制度讓後世子孫有所遵循，當作自己的一種使命來看待，所以漢武帝時代的大變動大變革時代的到來，絕非偶然，既是時代提出的問題，也是當時一時君臣共有的一種理念。

　　進入講第二個問題，就是締造盛世的艱苦努力，第一個方面，就應該講到，獨尊儒術，確立了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漢初的文景之治時期，推行的是黃老的“無為而治”政治，在這種政治之下，它使得各家學派有了復蘇的空間，所以漢初學術界的總體面貌是各家學派經歷了秦的劫難之後，開始復蘇，其中也有儒家學説不斷恢復和在社會上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對此我們可以舉出這麼幾個事例有助於大家思考問題。

　　一個呢漢高祖劉邦本人本來是瞧不起儒學的，但是當著他立國之後，他卻不得不借助於儒學來穩定國家的統治。其中有一位叔孫通是當時一位很有遠見，也是很懂得權變之術的儒士人物。那麼他就對漢高祖劉邦講了一番話，説儒學之士，在進取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國家建立之後，到了守成時期，卻必須借助於儒學之士。所以他自己奏請允許他到魯地去徵召一部分魯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來制定朝儀，維護朝廷上的君臣等級秩序，得到了劉邦的同意。後來這個朝儀制定完了之後，劉邦大為高興，因為他真正享受到了身為皇帝的尊嚴。

　　同樣的在這個時期先後有儒家賈誼等人不斷地建言獻策，都是在強調仁義教化的重要，強調儒家的詩書之教的重要，這對當時的統治者的影響是越來越大。在這種背景之下，於是就有了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個建議，後人把這個建議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藝之科，“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那麼漢武帝呢，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儒家學説由原來的諸子中的一家，被國家定為國家的一個主導的統治意識，使得全國有了一個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這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件大事，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在董仲舒當時的建言中，他説得非常明確，就是提倡思想的統一。他認為有了思想的統一才可以和政治的統一相匹配，有利於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發展。那麼，同樣是統一思想，董仲舒和漢武帝是成功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秦始皇早年間也曾經想要統一思想，他用的是焚書坑儒之術，用的是殘暴的手段，秦始皇是失敗的，為什麼會有這個區別？就是因為漢武帝在推行儒術的時候，他用的是一種誘導的，是一種溫和的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全靠國家的行政暴力手段。他的獨尊儒術主要的途徑是把儒家的經典定為五經，並且作為官方教學的固定的文本。那麼呢，再一個就是開設太學，在太學裏面聘請儒家經師做教官，當時稱之為博士。在那兒聽課的學生稱之為博士弟子，東漢時期改稱為太學生，他們學的是儒家經典。經過學習之後，還有個考試程序。只要考試通過了，就可以做官。

　　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他的主要方式是壟斷教育，進而控制仕途。它不必強行要求大家不要去讀儒家以外的書，現實告訴讀書人的是，你讀儒家之外的書，你在國家官場裏邊謀取不到一官半職，而你讀儒家的經典，就可以當官，它通過這種方式確立了儒學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當然，漢代的獨尊儒術還有另一面，那就是霸王道雜用。這是漢代統治者非常留意的一個實際的統治術，表面上説尊崇儒家，但是在實際統治時候，卻又雜用霸道的一些東西。所謂霸道，王霸之辯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就早已經出現，霸道所指的具體內容主流上是指法家的治國之術。那麼這樣也就是説，法家之學並沒有從政治舞臺完全退出，在獨尊儒術這種體系之下，它依然在發揮著很大的實際的作用，這是漢武帝時代第一個重大的變革。

　　第二個重大的變革發生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繫上，具體來説就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當時的地方勢力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諸侯王，當時受封的宗室諸侯王，第二個層面是受封的侯這一級，第三個層面是屬於社會勢力，具體來説就是地方豪強和一部分遊俠。那麼對這三部分勢力漢武帝分別採取了一些措施，來給予制裁，使他們完全服從於中央集權的這種統治之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對諸侯王國他是如何處置的，漢初的同姓諸侯王國曾經勢力很強大，由此導致了和中央的分庭抗禮，最後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當著這場叛亂被平定之後，當時的漢景帝也就是漢武帝的父親，就已經做過一些削弱地方勢力的若干努力。那麼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之上，繼續做出了一些規定，我特別強調的是在這方面——依然是我們要重視他的制度性的規定。這個制度就是建立了很多法律法規，來限制削弱諸侯王的權威，來降低他的勢力。

　　那麼我舉幾個法律，第一個要講的法律就叫做推恩令，在一個諸侯王國，原來諸侯王去世之後，他的嫡長子作為繼承人，繼承了他父親的所有領土和權勢，他的其他弟弟是得不到任何好處的。到了漢武帝這個時期，有位主父偃，這是漢武帝的文學侍從名臣之一，提出了一個推恩令。它的內容是經過報請皇帝同意，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領土，劃分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為侯。這些侯國的名分要由中央確定，而侯國的領土來自於原來的諸侯王國，這些侯國一旦確立，那麼它的隸屬關係不再隸屬於原來的王國所有，而轉屬附近的漢代的郡，也就是説改屬中央直轄領導，搞了這麼一個體制出來，漢武帝非常明白這個建議的用意所在，馬上就予以採納，結果呢，就是在推恩——也就是把恩澤推廣開來——這樣的一個非常好聽的名義之下，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但卻使他的領土很快地由大變小，從根本上導致王國勢力的衰弱。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法令。

　　除此之外，還有左官律、附益法、阿黨法等新的規定的出臺，譬如説其中的阿黨法，根據後世學者的注解，所謂阿黨法講的是“諸侯王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阿黨是重罪，在諸侯王國出任傅和相的高級官員，他本來是諸侯王屬下的官員，當然他是由中央朝廷所委派，他應該是諸侯王的輔佐之臣，但是在這個法令的嚴格限制之下，如果諸侯王有任何的不軌行為，那麼傅、相沒有事先發現，沒有向中央朝廷舉報，就要被按照阿黨之罪處置。那麼出於切身利益的考慮，任何出任諸侯王國傅、相的人，他所要關注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治國而是首先監督好諸侯王，有了異動得趕緊報告。所以諸侯王國經過漢武帝這個時期的若干立法的限制，他們的勢力大減，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也銳減，以至於發展到有的人就和一般的富室無異，沒有多少權勢可言。漢武帝更明確規定，不許他們實際管理國家政務，這樣呢，諸侯王國的問題基本上在漢武帝時代得到解決，另外漢武帝對侯國也力行制裁之術，其實侯國本來沒有多少獨立性可言，但是漢武帝運用各種方式，裁廢侯國。

　　那麼對地方豪強和一部分遊俠勢力，漢武帝也毫不猶豫地給予制裁。用的一個常用的方式，就是任用酷吏，法外用刑，很快地收到了整治的效。，這樣在漢武帝當政時期，地方勢力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他是做到了。

　　他的第三個方面的改革就是把中央的權力收歸皇帝個人所有，具體來説，就是削奪丞相的權力，把朝廷大權集中到皇帝個人手中。在漢初的政治格局中，丞相擁有較高的地位，也擁有較多的實權，這種局面本來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訓，秦始皇厲行暴政，使得丞相制度不能正常履行它的社會職能，當時的丞相李斯都見不到皇帝，結果導致的是政治的混亂。針對這種歷史的教訓，漢初的統治者做了調整，才會給丞相一定的地位和實權。但是在漢武帝這個時代，他認為皇帝和丞相之間在實權上的矛盾和鬥爭，不利於他的集權式統治，所以他要利用皇權，削奪丞相的權力，之所以能夠發生這種局面，和漢武帝早年他和丞相田蚡之間的明爭暗鬥也直接相關，丞相田蚡在當時又是外戚又是丞相，利用著他這雙重身份，專橫跋扈，他任命官吏，可以把一個平民百姓，只要他喜歡的，可以從平民百姓一直任命到郡守一級的高級官員。有一次他和漢武帝在一起討論任命官員的事務的時候，從早上開始談起，一直談到了太陽偏西，他所建議要任命的官員還沒有談完，漢武帝情急之下説了一句話，説“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就是你任命官員任命完了沒有，我也要任命幾個官員看，那麼由此可見，圍繞著人事權力之爭，在皇帝和丞相之間確實有矛盾有鬥爭。漢武帝是一個權勢欲極強的人，所以他用了許多方法來削弱相權，用的方法有臨時的權宜性的，更重要的同樣我強調的是制度方面的。所謂的臨時的權宜性的東西呢，我們見到的一個最殘酷的事情，就是漢武帝的晚年接連殺了五個丞相。有一位大臣公孫賀，這本來是一個武將，跟著衛青霍去病征伐匈奴有功，封侯。現在呢漢武帝在殺了三個丞相之後，突然任命他來做丞相，就在封拜之日，這位公孫賀痛哭流涕堅決不敢接這個印綬，一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結果皇帝也為之動容，皇帝都跟著落淚，然後還是要強制他接受這個任命。最後呢，皇帝只好起身而去，把他扔在那兒了。那沒辦法，他只好接了丞相官印，接了官印之後依然大哭不止。其他的朝臣問他做丞相是個好事呀，——其實我聽著這意思有一點幸災樂禍——説為什麼你那麼痛苦呢，結果他回答説“主上聖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就是我們的君主太偉大了，我們做臣子的跟人家不匹配，做個副手也不夠，所以我現在開始就感覺到危險就已經到來了。

　　那麼要講到制度方面的，就是漢武帝設置了一個新的機構，在當時呢，就是稱作為“中朝”，和以丞相、御史大夫為首的宮廷系統相對立。那麼丞相、御史大夫為首的這個系統被稱之為外朝。在中朝出現之前，丞相就是政府的行政首腦，他參與國家方針大計的決策過程，但是等到中朝一齣現，真正得到皇帝信任的和皇帝一起參與決策的是中朝的官員，而不再是以丞相為首的合法的政府系統的官員。原來的合法政府官員被排斥出決策圈之外，成為一個政務的執行機構，那麼真正的宰相職權落入了中朝官手中。中朝官的官員的構成起初是皇帝的文學侍從之臣，被稱之為“天子賓客”，也就是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嚴安、主父偃等這批人，後來呢，漢武帝把這個制度更完善化，吸收了一部分朝廷的大臣來參與，給他們若干“加官”，有了“加官”就可以成為中朝官的構成部分。由此可見，那麼到漢武帝這個時期，他動用了不同的手段，使得丞相的實權被剝奪。這是中國專制皇權這種獨裁程度越來越高，在這點上具有里程碑的一件事情，他把大權確實是有效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推行改革的第四個方面，那就是建立和完善選官制度，強化監察職能。那麼漢初的官員的來源主要是靠軍功，立有軍功的人就得到高官厚祿。到漢武帝這個時期，那批軍功貴族已經被歷史規律所淘汰。那麼通過什麼途徑來選取官員，也就是官員後備軍的主要途徑何在，漢武帝這個時期做了許多制度上的創新，最主要的是把察舉制度給定型化。漢武帝為了把察舉制度有力地貫徹下去，他自己曾經下了很大力量給予關注，有一年他下令讓郡守這級的官員向朝廷舉薦人才，具體來説就是孝廉，察舉孝廉，可是有的郡呢一個人都沒有舉薦上來。漢武帝為此大怒，他説，身為在官位上的官員，你如果不舉薦賢人，不舉薦孝廉，就是失職，就應該被罷免，所以説不舉孝的，他説應該按照“大不敬”的罪名來論處；那個不舉廉的呢，按照武帝的詔書中的規定，就應該按照“不勝任”來論處。大不敬和不勝任，至少要給予免官的處分，也就是他用這種以免官相威脅的方式要求他的地方大員們一定要力行推薦人才，給中央朝廷提供人才，履行他們應有的職責。這是制度建設的這個層面。從此之後察舉制就成為漢代取官的一個主流途徑，它保證了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一批優秀人才，通過合法的穩定的渠道，源源不斷地進入官場，提高了漢代官場的官吏的素質。並且察舉制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意義也是非常重大。

　　第五個他的改革就是涉及到開疆拓土。西漢前期在對外發展方面明顯地是一種守勢，這裡面有他不得已的一面。就是漢家立國之初經濟非常困難，要想搞大規模的軍事征伐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漢武帝這個時代情況不一樣了。所以，漢武帝在他在位53年間，其中有戰爭的年頭算起來大概有三十多年。那麼，這些戰爭呢，是拓地于四方。我簡單説來，北征匈奴，西通西域，東定朝鮮，南平兩越，把中國的版圖向四週擴充了相當大的一部分。那麼，我們不僅要注意他拓地這一方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看到他這個拓地，他是有個中心的，他是以反擊匈奴為他的中心所在，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戰略部署，東定朝鮮和西通西域，都是他反擊匈奴戰略上的一盤棋中的一個棋子，分別被稱作為“斷匈奴左臂”、“斷匈奴右臂”。徵發匈奴開通西域的過程之中，他有了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把漢家和亞洲以外的地區連接起來，就是這是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走向了世界。大家知道，張騫通西域是絲綢之路開通的一個歷史前提，但是張騫通西域的目的、本來的動機何在呢，他是受漢武帝的指派，要去西域尋求與匈奴有夙仇的大月氏國，和漢家夾擊匈奴，由此才導致了絲綢之路的開通。那麼絲綢之路開通以後，它的影響所及就遠遠不是限于漢代的境土之內了。東西方文化第一次通過絲綢之路給予溝通與聯絡，這是影響世界史發展的一個大事。

　　第六個方面的改革呢，就應該講到漢武帝這個時期的經濟領域的改革。這個經濟領域的改革，同樣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因為這個改革的核心或者主要的趨向，就是要搞經濟上的中央集權，要把一切天下的財力集中到中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有兩個因素可供我們考慮，一個因素就是漢武帝時期長年累月的這種邊境戰爭，耗費了大量的國家府庫，文景之治時期積累下來的那麼多的錢財，都已經被浩大的軍費開支所衝擊，已經沒有錢了，所以他急需開闢財源。於是漢武帝時期大刀闊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國營壟斷經濟的政策和法規。其中，以鹽鐵官營為核心。當然，還推行了一些別的制度。鹽鐵在當時是百姓生産和生活所必需，但是個體小農以自己一家的人力、物力又無法單獨地生産，所以他必須仰賴於社會的供給，他需要購買，那麼這樣一來，鹽鐵業就是當時最主要的獲利豐厚的産業。漢武帝把它由原來的允許民間私營的這種政策調整為由官府壟斷，在出産鹽鐵的地區，分設鹽官與鐵官，把生産和經營納入了官方壟斷的體系之內，收入歸國庫所有，用於軍費的支出。

　　下面呢我講第三個問題，就是武帝盛世所潛伏的社會危機。中國古代被稱為盛世的有那麼幾個時代，那麼通常作為一般規律，盛世往往有被過分誇耀的一面。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他説什麼是盛世呢，盛世是人們的一種慣用的稱謂，是對德政的一種護符，是對官方文書的一種裝飾。他還講到一個觀點，説對於百姓而言，盛世帶給他們的真實的感受究竟如何呢，是我們現在的人最難斷言的。由此我想，對漢武盛世的歷史故實，我們也應該注意這個角度，什麼角度呢，一個是不要被官方文書所蒙蔽，也就是我們要超出於這個之上；再一個我們要看待盛世的問題，要關注從社會底層、從百姓的自身感受來看盛世。那麼在這個視野之下，我想漢武帝時期的盛世，是在盛世的光環之下掩蓋著許多社會問題，甚至有的是社會危機。哪幾個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表現在兵連禍結，百姓因此受盡困苦。漢武帝的軍事徵發，在前面我曾經講到，這是他建立強國優勢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同時它所産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終都要轉嫁到百姓的頭上，那麼為此生活在漢武帝統治下的臣民，他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過於殘酷。賈捐之的一番話“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父子都上陣，或死或傷，女的被動員起來去守邊防，孤兒寡母在家裏，無人，就是説苦告無門，他們要給自己的陣亡的親人祭祀都找不著親人的屍首，只好遙拜，這是一種何等殘酷的局面。所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們要看到。

　　第二個方面就是漢武帝的窮奢極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經濟開支，導致了民眾生活的困苦。在這一方面我們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漢武帝是非常喜歡搞大型的土木建設工程的。漢初建的宮殿很少，因為蕭何建了個未央宮太過壯麗還受到漢高祖劉邦的批評，此後文景時期基本沒有宮殿建築的出現。但是到了武帝這個時期，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興土木，興建了若干宮殿群，他把原有的甘泉宮加以擴大，他又興建了建章宮、明光宮，都是非常大的，規模非常宏大。甚至呢，把他興建的建章宮、明光宮還有未央宮三個宮殿在空中建成了相連的閣道。漢武帝率領著他的一批後宮佳麗遊走其間，可以不經過地面的道路，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費多少人力物力。所以武帝時期的社會危機有的是屬於與國家有關的舉措，有的呢是純粹是漢武帝自己的出於專制君主一人的私欲。除了我剛才講到的之外，還有求仙，為了求仙他被多少方士騙過呢？但是樂此不疲，國家再窮，想辦法搜刮民脂民膏，也得供養這批方士。其中的那個欒大，漢武帝封他做什麼五利將軍，天道將軍，地道將軍，還封了侯，還把自己的女兒衛長公主下嫁給這位，到了這種程度，花錢花得是太多了。所以，漢武帝時期經濟的困境與長期的戰爭有關，也與這種專制君主個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關。

　　第三個危機是爆發在統治集團上層，表現的形式是戾太子兵變。其實這也是漢武帝晚年一個最大的政治慘案。戾太子劉據因為被人所排斥，這種排斥的産生，與漢武帝不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力也直接相關，漢武帝做了那麼長時間的皇帝，他的太子做繼承人，時間也很長。到後來以至於被人誣陷，説是他要用巫蠱之術來陷害皇帝，結果皇帝對他就産生了懷疑。太子要面見皇帝給予解釋，皇帝根本不給他這樣的機會。太子在情急之下起兵來捍衛自己的生命，結果漢武帝下令征討平叛，一場長安城之內的上層軍事濫殺就由此産生。一場戰亂下來，當時幾千人被殺，朝廷百官牽扯其中的有很多人，事後朝廷位置半空。在事後的追查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各地又有上萬人被株連，這是當時的一大慘案。它直接動搖了武帝後期的統治，這是政治上的危機。

　　第四個我想説的就是秦始皇和漢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秦始皇最後導致了亡國，而漢武帝儘管他的晚年出現了這樣的社會矛盾、政治問題，但是呢漢武帝卻把他的政權平穩地過渡給他的後繼者，靠的什麼呢，應該強調的就是漢武帝到了晚年依然不糊塗，靠的一個“輪臺之詔”，就是由大臣主要是桑弘羊等人奏請在西域的輪臺這個地方繼續屯田，並且為此要向百姓多徵收每人多徵收三十錢的賦稅，用於支持這項曠日持久的邊疆屯戍。漢武帝下這個詔書，針對著這個奏請下的詔書，歷史上稱之為“輪臺之詔”。輪臺之詔的要害是説他自己對以往多年的征伐很有悔恨之心，一方面是不得不打仗，但是戰爭帶來的社會的危機，他意識到了，所以他説現在不是再進行戰爭的時候了，應該是恢復重視農業生産的傳統，鼓勵農民重新從事休養生息。這標誌著國家的發展重點，從原來的擴疆拓土回歸到正常的經濟建設。儘管這個詔書公佈之後不多久，漢武帝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沒有看到這個詔書直接産生的作用，但是他的後繼者卻因為有了這個詔書的存在，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國家的施政方針大綱向和平建設這方面轉軌。所以，後來出現了一個恢復發展時期，此後才會出現了漢代的第二個盛世，漢宣帝時期的盛世。所以漢武帝有秦始皇之失、而沒有秦始皇之敗，關鍵就在於他還能夠審時度勢，及時地調整統治政策，向著一個正確的方向轉軌。在這我們再次看到一個儘管是垂暮的，但卻是對時局了然于胸的有為之主的形象。好，今天的報告到此結束。（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