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 《明天誰來保障你》 鄭功成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31日 17:58

　　主講人簡介：

　　鄭功成，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

　　長期從事社會保障與保險學方面的研究。

　　內容簡介：

　　今天，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經濟全球化時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風險因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在不斷增長。因此，人們需要重新認識形勢，客觀評估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走向，理性地預期未來並做好應付風險的準備與安排。在本期講座中，鄭功成教授首先分析了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所面臨的哪些風險？他説“時代的發展進步不僅以生産方式的社會化來作為顯著的標準，而且也是以生活方式的高度社會化來作為顯著的標準，那麼生産方式的社會化，生活方式的社會化，它主要是表現在我們人類的群居行為，我們的群體勞動，或者是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群體之中，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個人自身的風險實際上被放大了，個人自身的抵禦風險的能力，是縮小了。”在此前提下，人們面臨著疾病、養老、失業、職業傷害、自然災害等等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因此，他認為，“人生是有風險的，各種生活風險正在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影響因素的變化不斷增長，所以説應該對風險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同時他又指出，生活風險的多樣化，制因的複雜化正在使人類變得越來越脆弱。人們需要重新的認識形勢，來客觀的評估人們未來的風險，理性的預期未來並且自豪的應付風險的這樣一種準備和安排。鄭功成教授説“安全和有保障，其實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處於人的最低需求層次的需要，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漠視人生的這種需求更不能夠否定這種需求”。他認為，“未來保障我們的將是一個多元化的混合性的安全機制，既有國家有社會，也有我們的家庭和個人，所以我強調的以傳統的家庭保障作為我們未來的安全保障機制的基礎，以健全的社會保障理性作為我們未來的安全保障的主體，以這種非制度型的單位保障或者社會公益，或者通過市場較硬的商業保險，來作為我們未來安全保障機制的補充，那麼他們構成了一個多元化的混合性的安全機制”。

　　《明天誰來保障你》 （全文）

　　好謝謝大家的掌聲，我想在我講之前呢，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問題，或者提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認為自己的將來是沒有風險的？或者説沒有風險的人請舉手，好像沒有。那麼我想就是感覺到將來有風險的人能舉一下自己的手嗎？不同程度的有風險的人，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聽眾舉手了，但是我想95％以上的。那麼應該説我們這個風險呢，生活風險對我們來講，對我們未來的發展來講，應該説是普遍存在的，我想我們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我近十幾年來研究社會保障問題，我直接的感受，我們的生活風險是在增加，在不斷地增長。所以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呢，就是我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充滿著生活風險的時代。這個結論的依據在哪呢？我想第一個依據就是時代的發展進步不僅以生産方式的社會化來作為顯著的標準，而且也是以生活方式的高度社會化來作為顯著的標準。那麼大家都知道生産方式的社會化、生活方式的社會化，它主要是表現在我們人類的群居行為、我們的群體勞動或者是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群體之中。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個人自身的風險實際上被放大了，個人自身的抵禦風險的能力，我個人認為是縮小了。

　　我們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我記得1976年唐山地震爆發，當時唐山地震造成24萬多人死亡，16萬多人終身致殘，五十多萬人受傷，一座現代化城市成為一片廢墟。當時有好多人不願意住在城市，那麼在河北的地方，在整個華北有很多城市的居民，就是在大街上搭上帳篷。但是最後怎麼樣？最後還是要住樓房，還是要進入城市。所以説選擇現代的生活方式，好像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唐山地震使人們畏懼城市，畏懼樓房，因為是城市和樓房使幾十萬身體毀於一旦，但是我們現在好像沒有人或者説不選擇城市，或者説不選擇樓房，這個好像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但是這種生産方式的社會化和生活方式的社會化，應該説它是時代的進步，是我們社會發展的必然，所以在社會發展和人民進步的同時，它也帶來了某些風險的放大和個人抵禦風險能力的減弱，有些風險不是以我們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二點就是我們已經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需要並造就的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環境，只要有競爭，就必然有失敗者。所以我們現在談市場經濟，我們有的學者講要造成雙贏、多贏、共贏，我覺得那是我們的希望，競爭那肯定是有成功者，必定有失敗者，大家都成功了，那就不是競爭。就像你在競技場上一樣，這個競爭它就是要分出名次來的，不可能大家都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所以説市場經濟我們講到，它是個競爭經濟。市場經濟的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充滿競爭，在競爭中間才實現它的優勝劣汰這樣的一個必然的發展，並且體現它的價值規律。所以我們市場經濟裏面，有一部分失敗者，失敗者並不意味著總是固定某一部分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失敗者。所以我們發現最近幾年來，在中國的下崗職工中間，失業工人中間儘管説年齡偏大、學歷偏低、技能偏低的人還是更多數，但是我們發現了高學歷也有失業的現象，也已經開始出現博士被炒魷魚的這樣的現象，那麼這就是競爭，這就是市場經濟。

　　所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就是競爭的失敗它雖然具有不確定性，但是競爭的失敗者走入市場經濟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所以它是一種社會的狀態，這個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是完全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有時候跟我們競爭環境以及相關的政策，一些我們所取得的社會的氛圍等等密切相關。所以説市場經濟，我這裡要講一點，就是它是一個競爭經濟，競爭失敗的風險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遭遇上。那麼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風險，勞動就業的風險也就是很大的，這個是計劃經濟時代所沒有的，也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所沒有的。而因為在計劃經濟每一個人都在一個單位，國家強調的是充分的就業，沒有失業，那麼當然也就沒有風險；小農經濟強調的是自給自足，自己生産滿足自己的需求，它基本上不存在跟別人競爭的問題，所以它也沒有這種風險。所以我們説只有到市場經濟的情況下，我們才必須承認、更加承受在競爭中間失敗的風險。

　　我們要講第三點，就是經濟的全球化正在使生活風險國際化。那麼經濟的全球化當然給我們國家帶來了一個我們迅速接近工業化國家行列的這樣一種機遇，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間，它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經濟的全球化可以放大國內的風險，並且可以給你帶來國外的風險、國際的風險。這個是很自然的，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間，我想，比方説我們的勞工，我們的勞動者，他就受到整個世界的這種強資本弱勞工割據的影響，這個勞資的對抗已經不是我們國內的勞動者或僱主之間的關係，它是基於整個世界。

　　那麼一個國際的金融風暴，可能也給我們中國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那個對中國經濟可能如果説帶來沉重的打擊，那就會損害我們的飯碗，損害我們的就業，就會加重我們的社會風險。所以我説經濟的全球化給了我們機遇，同時也有可能放大我們國內的每一個人的生活風險，所以這是一個客觀的必然。

　　第四點我想是大家都知道，人生本來就是充滿著風險，沒有哪一個人是沒有風險的。那麼有些風險是與生俱來的，有些風險是總是存在的。比方説疾病，沒有哪個人一生都是健康的，所以疾病總是伴隨著人生。現在我們在調查我們國家的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的調查表明，因病致貧的現象應該説是個普遍現象。很多的貧困人口，不是因為懶惰，我覺得這個觀念應該改正，不是因為懶惰，也不完全是因為這個貧困人口他的素質低下，我們發現大量的原因是因為疾病，是因為疾病。在鄉鎮有過調查，大約60％以上的貧困人口是因病致貧，或者因病不能擺脫貧困，或者是因病雖然已經擺脫了貧困，同時又陷入了貧困。那麼城市裏面也是一樣，所以這個是不是生活風險呢？好像誰也不能例外，這是再健康的人，這個是一個風險，是人生本來的風險。再一個我們講天災，各種自然災害。自然災害在我們國家來講，我原來講過，我們歷史上在歸咎中國的貧窮落後的原因的時候，有的歷史學家講災害造成了中國的歷史的貧困，所以天災是一種風險。那麼我還講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在農牧社會裏，我們很難想像它能夠構成的人生的一大風險，因為那是農耕社會。但是進入工業社會以後，這個意外事故，那是直線上升的，是群體爆發的。所以我在講第一個問題，我們得出結論就是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風險之中，我覺得即使是億萬富翁，也面臨著風險，這個風險也存在著挑戰。

　　那麼我們接下來講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到底面臨著哪些生活風險呢？一個方面我剛才談到了，就是我們的疾病風險，這個我想的是很簡單的。那麼疾病風險在歷史上，因為醫療技術的限制，因為人的經濟承受能力的限制，所以好像在歷史上，疾病因為即使也是致貧的一個原因，但是好像顯得不是那麼確切，大家更多的是對人的生活風險，是看在天災人禍所帶來的，比如説靠天吃飯。但是我發現我們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疾病越來越成為人生的最大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醫療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結果我個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控制疾病的風險，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有時候也放大了這個風險。當然講這個話好像不太人道，你比如説癌症，過去根本就不能治療的、不能控制的，那我們説看著這個人可能他得了癌症，短時期內他死亡了，大家也不覺得這是一個好像一個很大很大的災難。好，現在好，醫療技術進步了，癌症患者有個別的可以治愈，但是大量的還是不能治愈，但是不能治愈但是它可以延長你的生命，就是你本來痛苦三個月，在過去的情況下，你可能告別這個世界，但是現在要你痛苦三年。所以有時候你這個成本很高，那麼成本，像這種成本在歷史，好像家裏人不需要付出這麼大的成本。所以他在家庭生活來講，由於醫療技術就是那麼一種技術水平嘛，對不對？他就完全不做指望，也沒有什麼醫藥。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了，要治療這種疑難雜症，這個醫療成本是很高的，那是非個人、非家庭的經濟，或者大多數家庭或者個人的經濟能力能承受的，所以我是把疾病的風險看的是人生的第一大風險。

　　第二種人生的風險是什麼呢？就是養老風險，就是長壽是我們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我們在進行國際比較的時候，我們都會把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的預期壽命作為很重要的社會化的指標，但是我們説長壽也帶來了養老的風險。我們説新中國成立的初期49年、48年的時候，全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是三十七點幾歲，但是我們現在有多少呢？我們2000年的時候達到71.84，我們現在應該説接近72歲。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就在新中國成立的初期，老年人是很少的，老年人是少量的，那麼説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好像這個養老並不是一個風險，也就是老年的生活還不成為風險。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人民預期壽命在不斷地延長，在我們進入老年化國家行列的同時，我們也進入了高齡社會。比如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我們講人生70古來稀，現在講80歲的人越來越多，那麼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因為人的衰老隨著人的壽命的延長，不僅説他的勞動能力，那是減少了，通過勞動來説，他獲得收益也是減少的，那麼更重要的來講，作為人進入到高齡以後，自我的生活調度能力也是持續下降的，所以説養老的風險好像也是隨著我們社會發展的進步。人的壽命的不斷延長，這個本來是個好事情，但是我們説如果沒有相應的這種安全保障機制，我覺得長壽就是一個風險。養兒防老，那是中國幾千年來，是一個有禮數人的慣例，現在看起來，既然我們把養兒防老法律化了，但是子女越來越少，家庭的規模越來越小，家庭的保障功能也就越來越弱化，那麼我們靠誰來養老？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所以説養老風險現在變成了絕大多數人都必須考慮的一個風險。

　　第三個風險我們講的失業風險。這是在就業市場上，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因為它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不可以或者再不可能存在終生安逸自在的這樣一個鐵飯碗、鐵崗位，所以工作崗位的穩定性，正在日益地被不穩定性所替代。那麼一個顯著的一個標誌，就是勞動力市場的這種淘汰率，失業人士和下崗職工人士在不斷地增長。我們每年城鎮的新增勞動力在一千萬以上，我們每年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失業工人需要重新就業，那麼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農村人口，要逐步地轉化為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需要給他們造飯碗，那麼這個就業的壓力是很大的。那麼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勞動力資源存在過剩的條件下，在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同時又伴隨著加速城市化、加速工業化進程的這樣一個條件下，失業的風險應該説只能是越來越大，不會越來越小，所以這是我感覺到它是第三個風險。

　　第四個風險是什麼呢？就是職業傷害。職業傷害，我們過去只講這種職業傷害只有礦山，比如説煤礦它的風險大，建築工人風險大。現在如像坐辦公室的也有職業風險，為什麼？它是工作節奏加快了。我説為什麼，我們提供的一個材料就很典型：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最近的十來年來，我們這個人的自殺現象在每年都在上升，為什麼？犯精神病的人每年在數以十萬計的這麼一個速度在增長，為什麼？這些人並不是開礦山的，那麼有很多的就是白領，他不是藍領，就是因為競爭的激烈，因為工作節奏的加快，因為這種工作負擔心理壓力的不斷加快。所以説，職業傷害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風險，這種傷害不單純是顯性的工傷事故，也包括隱性的這種職業病，還包括我剛才所講的這種心理壓力，就是通過自殺的、通過犯精神病的病患者，這個犯病率的上升能夠表現出來。所以職業傷害呢，是這樣一種越來越嚴重的風險，我們可以減少，通過各種措施來減少這種風險，但是我們不可能杜絕這種風險，這是第四種。

　　第五種剛才已經談到了，天災人禍，是人生所面臨的第五例風險。談到除了自然災害在不斷地增加，頻率發生密度越來越小，頻率越來越高，人為災害也越來越多。我們現在更關注的是人為型的自然災害也在不斷地增加，因為很多的自然災害實際上跟人的行為有關係的，所以説整個的天災人禍不僅普遍存在，而且確實構成了威脅我們生活，我們正常生活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一大風險來源。當然我們還可以講講其它的風險，對於人生來講。

　　你比方説收入減少，因為投資失敗導致收入減少，最後淪落貧困的境地。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風險，當然也包括先天和後天原因造成殘疾的風險，也有由於人的老齡化帶來的生活照料的不必要的風險，所以説風險是大量存在的。

　　那麼通過生活風險的分析，也可以得到幾點結論：一點就是人生是有風險的，各種生活風險正在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影響因素的變化不斷增長，所以説應該對風險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這是第一點結論。

　　第二點結論就是生活風險的多樣化、致因的複雜化正在使人類變得越來越脆弱。我個人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雖然我們好像看起來人是越來越強大，但是我説強大的人不是以個人來計量的，是以人的群體計量的。對於個人來講，我對結論恰恰相反，就是現在人越來越脆弱，我們經常講到我們住在樓房裏面停電我們受不了，那原來點煤油燈的時候好像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電話的時候，好像可以的，現在我們説用上電話了，電話一天出了問題好像受不了。所以説是人在社會發展中間，人類雖然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作為人的個體來講，我認為是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從家庭人，到單位人，然後到社會人，我們看到了每發展一步，意味著我們人類自身的好像是一個解放，但是同時人類社會化卻是與人對社會的依賴是分不開的，你的風險很多情況下是來源於社會，那麼你要化解這種風險，很大的程度上也要依靠這個社會。

　　第三點結論，就是我們需要重新地認識形勢，來客觀地評估我們未來的風險，理性地預期未來並且自豪地應付風險的這樣一種準備和安排，所以這是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這些風險應該説是普遍存在的。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實際上是講一個觀點，就是安全和有保障，其實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出於人的最低需求層次的需要，在這一個問題上，富人和窮人都是如此。我個人認為呢，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漠視人生的這種需求，更不能夠否定這種需求。如果是力求於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我覺得我們就能以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的社會保障改革和這個制度的建設，決不能輕易地去否定它，否定社會保障實質上就是漠視人生對安全、對有保障的這個第一需要，實際上就是否定這個第一需要。

　　那麼在封建社會或者小農經濟社會，我們強調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那麼它使人們不得不依賴家庭，離開了家庭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和保障，在封建社會對不對？所以説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一直強調叫父慈子孝，我們強調以孝治國，有孝道這是儒學的核心，家庭保障也成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最為穩定的安全保障機制。家庭成員相互提供經濟保障，相互提供服務，相互滿足情感需要，這個家庭它就是一個保障的範疇，所以它就是一個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家庭的組成，不完全是血緣的關係，我覺得是經濟安全，是服務需求，是情感需要，他們的要求，這樣一個內在的要求。那我們説在計劃經濟時代，每一個人都屬於一個單位，每一個個人都屬於一個單位，在城市，是各種各樣的國家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在鄉村，是鄉村集體經濟，我們講的是生産隊、生産大隊。人們離開了單位，那是寸步難行。我們如果在計劃經濟時代，在單位工作過的人可能都有這個感受，比如説在城市一樣，你離開了單位，首先你就沒有住的地方了，你就沒有工資了，你的小孩就上不了幼兒園，上不了託兒所，上不了學哪兒也不能去，所以你離開了單位，你就寸步難行。相反，如果你離開了家庭，你就有可能存在下去。所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就是一個強烈的單位，這樣的觀念。我們講的就是以單位為家，單位就變成了家，因為單位給你了一切，單位包辦了你的養老、工傷、醫療甚至子女就業等等等等，就是把這些風險，單位都包下來了，所以人們依賴這個單位，把單位當成家，認為單位在人生安全的保障作用最大。所以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看起來，單位也就成了人生的寄託和各種希望的所在。我們分析了就是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就是在小農經濟的社會，在計劃經濟的時代，由家庭保障過渡到單位保障，由家庭人發展到單位人，其實大家都是尋求安全和有保障來作為出發點的，得到他的歸宿，也是如此。所以因此呢，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可以説我們是有保障的時代，但是我們説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有保障，是一個缺乏效率，而且最終也會使資源枯竭的時代。那麼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改革是打破了全能的保障機制，增加了我們自身的風險，但獲得了國民經濟的持久穩定高速發展，這個整個的經濟社會走向繁榮。所以我們付出了一種好像安全性，但是我們得到了發展，但是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發展到今天，我們又得重新思考一下，我們是不是發展必須以付出安全性，發展必須以破壞安全性，發展必須以不要這個保障機制為條件嗎？那得反問一下，如果説我們既能夠保持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進步，我們又個人有安全感，那這不是一個更加協調、更加和諧的社會？所以説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改革的進步性，不在於破壞了舊的安全保障機制，而在於追求並獲得了真正的發展。與真正的發展發展到今天，應該不只是等於我們過去所講的，只等於經濟發展。我們最近幾年我一直不太贊成這個觀點，發展就等於經濟發展，這是個錯誤的概念。中國的改革時代，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講80年代的改革，我的看法就是它是一個普惠的時代，就是使所有人都在改革中間獲得好處的時代，對嗎？比如説農村承包責任制，國家沒有投入錢，但是就是一紙紅頭文件，就解放了所有農民的生産力，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那麼億萬的農民都從這個承包責任制裏邊獲得好處。但是我們説改革到了今天就不是如此了，改革到今天，就是一部分在發展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收益，越來越多的好處；一部分可能在我們的發展中越來越變得受損害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就不能單純是一個好像砸飯碗的這樣一個問題，你得同時思考一下，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你就得考慮一下我們國民的生活風險，我們在打破計劃經濟時代的這種安全保障機制的同時，我們有沒有可能給予它一種更新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這樣一個安全保障體制，所以這個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值得考慮。所以在風險持續增長的條件下，我們需要安全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要同時更為有效的安全機制，到今天來講，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緊迫性，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呢，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安全保障體制，這是我們在肯定前邊幾個觀點的條件下來談這個問題。那麼明天做什麼樣的選擇？我説我的一個觀點，就是較為理想與現實的模式，是建立在責任分擔基礎之上，就是在這種社會風險、責任分擔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混合型的保障機制。我們只能是一種混合型的保障機制，這種混合型的保障機制，就需要政府、社會、僱主或者企業、個人、家庭都來分擔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風險。我始終認為，政府有責任幫助貧困人口，並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所以使困難群體在遭遇生活困境時，免於絕望。政府同時還肩負著不斷改進或者增進國民福利的責任，應當使全體國民的生活質量不斷地得到改善與提升。那麼政府所起的作用，正是在消滅貧困與增進福利的過程中，幫助城鄉居民來化解生活風險。所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不能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政府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如果説抱著這樣一個觀點，我個人認為，那是不負責任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相信政府，我們還是應該推動政府來承擔你相應的公共福利的責任。我同時還認為，就是政府有責任指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設。在僱主與勞動者分擔繳費責任的條件下，那麼應該建立強制性的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在談到社會保險的時候，我們強調政府，我剛才談到的是一個指導的責任，那麼主要的責任還是應該由僱主和勞動者來分擔，主要是繳費的責任。我不太贊成我們的企業家都是唯利是圖的，這個不符合整個世界，尤其是工業化國家的這個企業家或者資本的所有者，這種發展趨勢。我們看到的西方正在興起一個公司的社會責任的這樣一個運動，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不能説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僱主只想到自己的財富如何增長，而不考慮到社會責任。我為什麼講這樣一個問題呢？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中間，我們發現有一些非國有企業它是不參加的，或者説它是不為它的勞動者來繳付社會保險費的，不提供法律規定的必要的勞動保護的。但是這不是一個光彩的東西，起碼勞動保護使我們的勞動法，我們有多部法律是規定的。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們很多的個案可能有一些私營企業主好像是沒有顧及到對職工的勞動保護，所以説我覺得我們國家也需要提倡一個僱主的社會責任，也需要掀起這麼一個運動，就是僱主和企業應該分擔我們個人的生活風險，解決勞動者的後顧之憂。它理所當然應該承擔這種責任，這種責任不要説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慣例。那麼在這裡面任何拒絕為職工參加社會保險，任何拒絕為職工繳付社會保險費，應該是一種錯誤的行為。所以在這裡呢，我講的是我們個人的風險，有時候需要僱主來分擔，因為我們幫助僱主創造了財富，所以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點我還繼續認為，家庭曾經是我們生活的安全港灣，現在乃至將來仍然應當是保障我們生活安全的港灣。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友愛，不僅是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是現行法律規範的義務。我一直主張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破壞家庭的穩定和家庭的保障功能，相反的應該得到強化。所以我説呢，我繼續認為家庭保障，應該要發揮它的作用；我同時也想這個觀點，我們要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但是這個制度它的目的或者它出發點，或者它所具有的功能，不是替代家庭保障，而是彌補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或者它的不足。就是説所有的人，我從家庭得不到的，我就從社會得到；或者我能夠從家庭得到的，我就自己先從家庭得到。因為有一些東西是社會的保障或者僱主所提供承擔的責任是不能替代的。我這幾年來，我當然一直在呼籲，就是社會也應當可以分擔一部分風險，一定的風險，因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有的人需要幫助，有的人又能夠幫助。在談到這個觀點的時候，我可能和我們有些學者的觀點不太一樣，我在強調競爭的同時，我也主張闔作，主張互助。競爭雖然也推動社會的進步，但是有可能它是破壞性的，所以競爭離不開互助。所以對整個社會來講，如果我們在談到競爭的同時，我們又提倡互助，並且在互助中間得到他助，在互助中間幫助他人，我想我們的生活風險，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所以這就説，我們説每個人參加慈善的公益事業，我們為慈善的公益事業，我們做出我們的努力，我們也從中受益。

　　當然還有一個需要強調的就是，無論是哪一種安全保障機制，不管是政府提供的這種貧困救助、社會福利，還是政府指導的各種社會保險，還是家庭這個保障機制，還是社會的慈善公益事業，有一個很重要的來講，就是個人的參與和承擔責任，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説包括提高自己的素質，以增強抗風險的能力；調整自己的心態，以適應時代的變化；參與社會保險，以解決多方面的後顧之憂；爭取有所積蓄，或者是通過商業保險來分散風險，還應當積極地參與慈善公益事業，並且在幫助他人或者互助的過程中間得到他們的幫助。所以個人的責任毫無疑問，是重要的，這個是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裏面一個很顯著的變化。這個很顯著的變化一個就是我們個人必須對我們個人的生活負責，第二個我們個人必須要選擇更加合理有效的這種混合性的生活風險保障機制。這是在家庭中間，我也主張我們在享受親人的幫助照顧的同時，也應當努力給予回報。所以説是我們需要一個什麼安全保障機制，或者明天誰來保障你？這個結論其實也很簡單，實際上是一個混合型的機制在保障我們，這個混合型的保障機制中間除了第一種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我們較為被動以外，其它的都應該是個人的努力參與來獲得。所以最後我們講幾點結論。

　　第一點結論，就是所有人其實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著社會風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生活風險多樣化的、複雜化的乃至國際化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家庭保障功能不斷弱化和政府單位責任重新調整的時代，每個人都應當對此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並且預先籌劃、化解生活風險的方案，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另一個結論。

　　第二、全體人的風險需要各種力量來共同分擔。就是我們在生活風險多樣化、複雜化乃至國際化的客觀條件下，我們任何單一個方面的力量，都不足以化解所有人的生活風險，所以我們再不可能指望到政府包辦，也不能指望著單位包辦，我們也不需要指望著家庭包辦，也不能説就我個人能夠承受我剛才講的所有的風險，儘管從精神上來講我們可以鼓勵，但實際上我們沒有辦法指導，所以只有政府、社會、企業、家庭和個人共同分擔起風險責任，並在正式制度安排與非正式制度安排中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才能在風險的持續增長的時代獲得安全保障。所以我剛才談到我們一種合理的安全保障機制模式，便是政府、社會、企業、家庭與個人共同分擔生活可能遭遇風險的這樣一種機制。

　　第三點結論呢，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安全保障機制，中國毫無疑問是要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在前邊我已經講到了，人在封建社會作為家庭人，必須依靠家庭；人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單位人，只能依靠單位；那麼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社會人，同樣是要依靠社會保障。只有社會保障我們才有可能自由地流動，才有可能自由地選擇。所以在這裡我比較反對把社會保障跟我們自由市場對抗起來的觀點。恰恰是社會保障，維護了我們自由選擇的權利。你比方説我們過去你沒有社會保障，你在流動到另外一個位置去，你就要遇到很多的風險，你就害怕這種風險，你就有可能不流動。這個人的不流動，就影響到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勞動力資源的不能夠合理地配置，那麼就影響到整個市場的效率。所以我個人一直認為，就是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它不單純是增強個人的抗風險的能力，而且也是提高效率的。因此呢，社會保障制度的結構與責任分擔可以調整，但是這種制度所承擔的責任，卻不會由其它任何機制來替代。我們國家需要一個統一的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個人認為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最後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的未來保障，我們的將是一個多元化的混合型的安全機制，既有國家有社會，也有我們的家庭和個人。所以我強調的以傳統的家庭保障作為我們未來的安全保障機制的基礎，以健全的社會保障理性作為我們未來的安全保障的主體，以這種非制度型的單位保障或者社會公益或者通過市場較硬的商業保險來作為我們未來安全保障機制的補充，那麼它們構成了一個多元化的混合型的安全機制。所以不要迷信市場，而對政府失去信心。比如説我們應該大家一塊來努力，來推動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同時不否定其它的機制。我覺得也不應當對家庭失去信心，不能對社會保障制度失去信心。所以今天講的問題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來講，我一講大家就很明白了，實際上大家都是已經感受到的，只是在我們未來保障機制中間，我們所堅定不移的一點，就是社會保障毫無疑問，它應該佔到主體的位置。我為什麼一再地強調人在封建社會是作為家庭人必須依靠家庭，離開家庭就不行了；人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單位人只能依靠單位？那麼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作為社會人那依靠什麼？不能説只能依靠單位，只能依靠家庭，那當然主要要靠社會保障來增強我們的抗風險的能力，來給我們以安全感，給我們在未來以較高的這種心理預期，我覺得這一個結論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我要講的內容就是已經跟大家講完了。（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