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 《蒙代爾和他眼中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羅伯特蒙代爾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23日 15:01

　　主講人簡介：

　　羅伯特蒙代爾1932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爾24歲時就以題為《論國際資金流向》的博士論文一舉成名，榮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此外，他還一直擔任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顧問。

　　蒙代爾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來自兩個領域，一是經濟穩定政策，二是最優貨幣區域理論。蒙代爾的經典代表著作包括《國際經濟學》和論文《最優貨幣區域理論》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等著名學府講學。1997年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傑出人士獎。1998年被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院院士。1999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內容簡介：

　　一個靠借款完成學業的人，一個改變國際金融格局的人，一個被譽為經濟預言家的人，一個對中國情有獨鍾的人，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最早提出“最優貨幣區域理論”奠定歐元理論基礎而被稱為“歐元之父”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登上《百家講壇》，回顧了他在一生所走過的歷程，同時對我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進行了探討。蒙代爾教授1932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爾24歲時就以題為《論國際資金流向》的博士論文一舉成名，在本講中，蒙代爾教授詳細介紹了他在經濟學領域中研究的歷程。

　　他認為，艱苦的學習環境並不是阻礙人們成才的一個因素，要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客觀條件而把自己的興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選擇自己的道路。他講了他的經歷“我覺得我應該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考慮到我沒有很多的錢，我就找到了三個教授，徵求他們的建議。”“我找的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歡的，問了他們同樣一個問題，就是在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我究竟應該在那裏完成我的博士學業，他們也鼓勵我去一個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個年輕的數理經濟學家，他給我的建議是到一個能夠給你提供很多獎學金的大學去，於是他建議我去康乃爾大學，第二位是系裏的主任，也是個國際貿易專家，建議我説：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錢，就去借多少錢把個，第三位教授是個微觀經濟學家，告訴我，説你應該找到一個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後跟她結婚，用她家的財富來幫助你完成你的學業，我聽從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議。”

　　蒙代爾教授還對現在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固定匯率和彈性匯率兩者本身並沒有可比性；對於人民幣是否要升值，他的結論是：人民幣不要升值，不要貶值，不要浮動，也不要增加浮動幅度，保持現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幣現在已經達到了均衡。

　　《蒙代爾和他眼中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全文）

　　人們常常問我為什麼會學習經濟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説這一切有一個確切的日期，雖然我不很肯定存在這樣一個日期，那就是二戰之後，1949年的英鎊貶值，你們現在也許很難想象這意味著什麼，英鎊在整個19世紀是世界經濟市場上最強硬的貨幣，英鎊的貶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問題是所有的媒體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釋這件事的意義究竟何在，我也請教過我的大學老師，問他們英鎊貶值的原因和英國通過這一做法究竟可以獲得什麼，他們都不能解釋這個問題，於是我發現我可以在這個還沒有答案的領域做一些調查，或者研究， 長話短説， 通過之後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發現並且逐漸的相信1949年英鎊貶值是一個錯誤。我進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就開始涉獵經濟學，第一年的學習內容，由於太廣泛，經濟學學習並沒有對我有任何的觸動，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後，當學到了比較深的理論之後，才感覺到愛上了經濟學這門學科，並下定決心把它作為一項畢生的職業，大學畢業以後，我向南部發展了，去了美國境內最近的一個大學，就是華盛頓大學，那個時候，我也沒有很多的錢，華盛頓大學給我提供了獎學金，相當於助教的獎學金，在我那裏渡過了畢業之後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生院，順便要説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學校，現在西雅圖的研究生院也很棒，當時，那裏有一位很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他當時是經濟學史的助教，後來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還是覺得這裡不應該是我最終完成我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地方，考慮到我沒有很多的錢，我就找到了三個教授，徵求他們的建議，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議，給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 1999年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的時候，在五千人的頒獎宴會上，我就決定把這個經歷告訴大家，我今天也想給大家講講這個故事，我找的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歡的，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就是在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我究竟應該選擇哪完成我的博士學業，他們也鼓勵我去一個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個年輕的數理經濟學家，同樣來自加拿大，他給我的建議是到一個能夠給你提供最高額獎學金的大學去，他還説如果我願意，他可以為我在康乃爾大學謀得一份獎學金，第二位是當時的系主任，也是個國際貿易專家，他建議我説：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錢，就去借多少錢，第三位教授是個卓越的微觀經濟學家，他師從凱恩斯的弟子勞裏塔西思，他告訴我，你應該找一個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後跟她結婚，用她家的財富來幫助你完成你的學業，我呢，聽從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議，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學，就是麻省理工學院，但是這並不是我講這個故事的目的，關鍵的是後來我發現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們各自給我的建議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從康乃爾大學拿了獎學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學，這所他認為最好的學校，通過借錢完成了學業，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結了婚，我特別要告訴大家的是，那個女孩是個中國姑娘！當時在1999年，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上，我帶著我兩歲的兒子出席，順便要説的是，我的演講是20世紀諾貝爾獎的最後一個演講，因為經濟學獎是諾貝爾頒獎儀式的最後一個獎項，所以我的演講也是上個世紀末最後一個諾貝爾獎演講，當時我講了這個故事，並説我不會讓我的後代照著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並且建議他，走一條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個叫保羅蘭科的加拿大人寫的，我愛過，笑過，哭過，我飽嘗過失敗的滋味，但當淚水褪去，我發現這一切原來這麼有趣，想想看，我做過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過的。

　　我選擇麻省理工大學，是因為當時那裏有一批頂尖的經濟學教授，例如 保羅塞繆森, 羅伯特索羅 都在那裏，是研究經濟學理論學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裏得到的博士學位。但是我在那裏只呆了一年，因為之後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給加拿大人設立的獎學金，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1956年我從麻省理工學院拿了經濟學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繼續學習的機會，就是去芝加哥大學完成博士後學業，所以，在我大學畢業之後，我去了三個偉大的學校，MIT，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在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學業，這三四十年以來，我選擇的經濟學研究課題，開始於古典貿易理論，我喜歡這個領域，也寫過關於這個方面的數理論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後轉向了“最優貨幣區理論”，這是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所關注的一個方面。

　　接下來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論文，都是關於這個理論的，然後是貨幣理論，供給理論和經濟政策，所謂經濟政策就是什麼樣才是一種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運轉的，我所喜歡的是經濟學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如何把這些理論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分析家們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這個方面，是一個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純粹的理論應用到實際中，如何把純粹的理論應用到實際中，這裡我只想簡要的列舉五個方面。

　　第一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組合，第二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第三是歐元的産生，第四是供給學理論，第五是我現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貨幣問題，至於談到我事實上對經濟政策的貢獻究竟是什麼，我想可能主要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19世紀60年代，當我來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時候，一場與剛剛執政的約翰肯尼迪政府之間的重要的爭論正在進行，這個爭議就是究竟什麼樣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才符合當時美國所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制度。美國商會認為，要加強貨幣供給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財政預算，這種預算是固定的。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者，認為，應該降低利率，以促進經濟增長，刺激投資，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預算，以防止通貨膨脹的爆發。

　　凱恩斯主義學派，認為既應該降低利率，又應該減少財政預算，增加支出。這三種不同的觀點三種不同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可能性組合，我發現，這三種不同的觀點，這三種不同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可能性組合，都是錯誤的，正確的政策應該是第四種，前面沒有提到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結合，就是緊縮的貨幣來保證一國國際收支的平衡和匯率的穩定，然後通過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

　　肯尼迪政府執政第一年的經濟政策失敗後，總統先生在他上臺後第二年決定採用我的建議，這就是1964年美國大減稅的基礎，正是這個政策組合保證了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整個六十年代美國經濟長期而強勁的增長和擴展。

　　第二個方面，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20世紀70年代，舊的國際貨幣體系崩潰，當時的問題就在於美元成為了一種關鍵貨幣，之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挂鉤，而美元在理論上可以兌換為黃金的，因為二戰之後的通貨膨脹，黃金的價值是被低估的，黃金變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國政府取消了美元與黃金自由兌換，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逐漸崩潰，由於政治上的不統一，所以重返這一體系變得不大可能，浮動匯率制並不是大多數國家所希望的，浮動匯率制是強加給某些國家的，因為當時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國際貨幣體系上，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歐洲人説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種國際貨幣體系，而是一種歐洲貨幣體系，並且他們的行動非常快，我的關於“最優貨幣區理論”讓人們在這方面開始思考，1969年的時候，我起草了第一個正式的歐洲貨幣計劃，其中的一些要點後來得到了實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幫助美國經濟在60年代實現擴張，第二個貢獻是幫助了歐元的誕生，部分的消除了那裏的浮動匯率制，第三個貢獻是供給學派理論，這裡涉及的是一個關於稅率的某些問題，當時美國稅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紀的美國不徵收個人所得稅，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稅的徵收是違反美國憲法的。

　　就在二戰之前，這項法規失去法律效力，一戰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從一戰開始所得稅率急速上升，達到60％的水平，之後又下降，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來是大蕭條時期，個人所得稅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戰時期最高達到92.5％的水平，二戰之後稅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時期，單是聯邦政府徵收的最高稅率就達到70％，這給經濟帶來了很多問題，特別是隨著稅率的級級上升和通貨膨脹的爆發，因為通貨膨脹相當於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水平，總的來説美國此時需要對其稅收系統進行徹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對稅率進行了改革，採取了大幅度的減稅措施，至1989年裏根總統離任時，聯邦政府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稅由48％下降到24％，這些減稅措施使美國擁有現今主要的大型經濟體中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美國經濟在六七十年代表現並不搶眼，而此時美國經濟有了一個突然的飛躍，作為一個大型的發達經濟體它開始有了快速的增長，八十年代供給學派革命主要起源於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還有其他一些人將這些思想運用於實踐，使美國在那個時期生産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

　　最後一點是關於我們剛才談到的全球貨幣和國際貨幣體系，現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從外星來到地球的人，並打算參觀地球上所有的國家，那麼，關於國際貨幣體系，你注意到的第一個問題會是什麼，你説的第一件事會是大家應該使用同樣一種貨幣，如果他們想相互之間頻繁地進行貿易的話，你不會想有幾百種不同的貨幣，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194個成員國，世界上可能有兩百多種貨幣，想象一下，我們會擁有多少種匯率，這對於國際貿易沒有任何好處，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種貨幣，這將比有兩百種貨幣發揮更大的作用，現行的貨幣體系效率極為低下，當然現在採用這種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們不可能使用同一種貨幣，但有兩種方法可以使我們享受到一部分的好處。

　　一種是除了各自的貨幣外，大家都使用一種公共貨幣，這將是國際貨幣領域一種融合的形式，這種方式可以實現，另一種方法是在各地採用歐洲的做法，歐洲有一個單一貨幣區，亞洲有一個亞洲貨幣區，並不是説亞洲只使用一種貨幣，而是在自身貨幣之外，所有國家都使用一種貨幣，我相信，亞洲的兩個主要國家，日本和中國正朝這個方向發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這種制度是否可能，但往這個方向前進幾步是可能的。

　　我們會有覺得需要一種全球性貨幣的時候，這並不只是經濟學家們想出來的主意，二戰即將結束之時，主要大國在美國佈雷頓舉行了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 位於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主要的關於戰後貨幣體系的計劃都提出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貨幣。由於政治上的原因雙方都沒有同意對方的方案，結果兩者都沒有採用，後來到了八十年代，為了彌補 森林體系的漏洞，嘗試採用特別提款權，這與原來計劃類似，但實行起來不是特別有效，不管怎樣，我認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十分要緊的，不進行改革 將對世界經濟繁榮的造成極大威脅，我把亞洲金融危機歸於日元對美元匯率的不穩定，至於那些正處於轉型過程中國家的問題，我也認為是他們匯率的波動所造成的，這是我們接下來所要擔心的問題，我會談到處理它們的不同方法。

　　接下來我們説一下人民幣匯率問題，要講的是頗有爭議的匯率問題，我會談到四點。第一點，有人經常會問，固定匯率與彈性匯率那個更好，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問的就不對，自相矛盾，因為固定匯率和彈性匯率兩者本身不可比，固定匯率是一種貨幣規定，它使一國的通貨膨脹率與它釘住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率一致，雖然數量上不是完全一樣，但也大體相似，假設墨西哥貨幣釘住美元的話，墨西哥就會有大體和美國一樣的通脹率，如果加拿大元釘住美元的話，也會有和美國類似的通脹率，所以固定匯率是一種貨幣規定，但是彈性匯率不是一種貨幣規定，它是取消貨幣規定，如果你想擁有同等程度的貨幣穩定的話，在貨幣規定與取消貨幣規定之間，你根本無法加以比較，所以合適的選擇不是比較固定匯率和彈性匯率，而是在貨幣釘住匯率與通貨膨脹目標制匯率之間進行比較，或與以貨幣供給為目標的匯率制度進行比較，這才是相匹配的選擇，我總是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各國實行彈性匯率制，但是這並非好事，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他們説不要採用固定匯率貨幣政策，而是採用其他貨幣政策，比如通貨膨脹目標制匯率，或貨幣供給目標制匯率，這才是理性的選擇，而有些國家認為，如果我們採用彈性匯率制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預算赤字，貨幣供給和其他類似的問題，因為匯率能給我們帶來國際收支平衡，而這種情形只有在放棄貨幣穩定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因為這個，所有轉型國家不管在中歐，還是東歐，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中央銀行，世界經合組織，世界銀行這四家國際組織的影響下，毫無例外的實行了彈性匯率制，最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它們放棄了它們貨幣政策的支柱，而沒有及時創造另外一個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個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固定匯率制，而是要實行彈性匯率制，我會給他們不及格，因為這個很不好；如果他們説選擇一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匯率，或貨幣供給目標制的匯率制度，我會給他一個A＋，不管他們是否正確，至少他們做出的是一個確實與經濟學相關的選擇。

　　現在我們來談談一個重要問題：人民幣是否要升值。首先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國際社會經常討論的話題，美國前財政部長奧尼爾幾年前就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最近美國新財政部長詢問美國參議院：人民幣是否要升值？美國的參議院有時候也會談論匯率問題。最近日本也就相關的問題提出了兩個議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國在輸出通貨緊縮,在巴黎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議，日本財政部長再次強烈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因為中國正在出口通貨緊縮，現在基本上有兩種觀點支持這個論調，其一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很快，可以説中國國際收支順差，也可以説中國貿易出現很大的順差，這兩個理由可以當作人民幣升值的部分原因，對於持有貿易順差國貨幣升值、貿易逆差國貨幣貶值觀點的人，這種觀點可以成立，但是你以這種標準衡量美國的話，你可以發現並非這種情形。

　　美國在整個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美國財政部長一直支持強勢美元，儘管美國的貿易項目和經常項目出現很大的逆差，很明顯，貿易順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匯儲備增加、國際收支順差，有時也用來支持貨幣升值，但在這裡，這並非一個好的證據，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一國是否增加外匯儲備，許多大國不得不積累很龐大的外匯儲備。但是，當他們實際獲得的儲備比他們想要獲得的儲備多時，就産生了不均衡，如果他們想獲得外匯儲備，那這不是不均衡的狀態；如果他們不想增加儲備而被迫增加，形成出於本意的多餘儲備，這樣支持財政政策變化以消除多餘盈餘的言論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項措施，但還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為有效。

　　在這兒我想列舉一下貨幣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覺得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當一種貨幣未實現完全可兌換時，升值沒有任何好處，中國長期的目標當然是實現資本項目向人民幣可兌換，如同現在經常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長期來説這是一個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國家，在貨幣還未實現完全可兌換時，升值反而會阻礙這個目標的實現。

　　當然，我們所作的第一件事應該是逐步放鬆外匯管制，而非改變其匯率，這更加有益，放鬆管制應該是一個逐步的和緩慢的過程。第二，貨幣升值會導致通貨緊縮，降低國內物價水平，加劇國內通貨緊縮。中國物價現已達到均衡，價格水平保持平穩，雖然去年有很輕微的通貨緊縮，大約佔1％的水平.你當然會説，鋻於美元去年貶值15％，如果人民幣釘住美元，中國來年將不會出現通貨緊縮，不管怎樣，如果貨幣升值的話，會導致通貨緊縮進一步惡化。

　　第三，國外直接投資與匯率密切相關，最好的證據是從1995年開始美元與日元匯率的變化，在1985年一美元兌換150日元，十年之後只能兌換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來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説日元相對美元升值了三倍，這對於日本是災難性的結果，導致許多公司破産，銀行業産生大量不良資産。但我想指出的是發生在1995年4月之後的事情。當時一美元兌換78日元，而從1995年4月開始直到1998年6月，亞洲金融危機的醞釀時期，美元匯率直線上升，一美元可以兌換140日元，從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貶值很厲害，導致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急劇減少，那些釘住美元國家的貨幣相對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後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所以如果人民幣升值，我雖不知道確切數字，但中國將失去五百億外國投資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來的可能的外國投資。這些外國投資對中國相當重要，中國在世界經濟普遍下滑、美國經濟衰退、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時，能倖免遇難，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保持持續增長的經濟體。但人民幣升值將切斷這些國外直接投資，相當於親手殺死這只會下金蛋的鵝。貨幣升值將直接減少企業利潤，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貨幣升值增加所有出口産品的成本，減少出口，失業率上升，同時貨幣升值永遠導致加重預算赤字。人民幣升值的話也會如此。

　　最後一點，貨幣升值增加未來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人們相信短期內人民幣會升值的話，由於人民幣的非完全可兌換性，他們會認為，從長期來説，將導致匯率下降。 我認為，這樣一來， 那些認為人民幣釘住美元是對貨幣政策的一個有利支持的人們 會認為，中國在保護它的郵政儲蓄體系，這些郵政儲蓄對於中國的高度增長非常重要。打破對這樣一個貨幣政策支柱的信心，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許多國家都曾經歷過過大量資本流入的情形，相對於美元它們的貨幣暫時呈現強勢，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兩個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於是將其貨幣相對於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當時一加元相當於92.5美分，加拿大資本大量流入，匯率再次實現浮動，1974年一加元相當於1.7美元水平，現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兌換0.63美元。澳大利亞的例子更誇張，他們覺得七十年代美國出現了通脹，所以澳元相對於美國要升值，他們於是決定將澳元升值，但過了一兩年，澳元就開始貶值，現在一澳元，從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現在的60美分，下降超過50％的水平，幾乎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這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國決定放棄作為貨幣政策支柱的固定匯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將對貨幣政策産生不利的影響。我認為可以比較一下這段時期日本的經歷，戰後日本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鼎盛時期，主要是從1955到1971年，除了後來中國的經濟，這種高速增長以前從未有過，從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長率持續增長了16年，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出現後來日本人所謂的“突然的經濟危機”。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日本和中國現在的處境有些相似，當時國際社會也有類似的大量的討論：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實行彈性匯率。日本政府當時所做的決定是日元匯率不實行浮動，之前的貨幣政策是成功的，而他們將繼續保持這一貨幣政策，接下來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了五年，直到1971年他們採用浮動匯率制。接下來的十年日本經濟開始變糟，對日本來説，這是日本歷史上最糟糕的十年，在八十年代，日本採用了彈性匯率制。

　　儘管日本實行了彈性匯率制，但日本並未受到保護，在1985年，一美元可兌換150日元，但是五國首腦大會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他們的意思就是要求日本對其日元加以升值。日本照著做了。但是突然之間最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對日本來説，讓貨幣升值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但是奇怪的事發生了，日本當時甚至準備好了油價上升的準備，但油價突然下跌，原本預計油價會上升到50美元，當時卻跌到了一桶十美元，日本是對油價變化最為敏感的國家，這次油價變化，使得日元迅速升值，其趨勢無法阻止，而美元則在1995年下降到一美元兌78日元的水平，這一相當於給日本銀行業宣佈了死刑。我沒有在這裡描述所有類似的例子，但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會對中國銀行業內的不良資産造成多大影響，所有這些不良資産積存下來，這些貸款情況惡化。所以人民幣不宜升值，我希望中國別在這方面走得太遠，因為沒有任何經濟理論支持，在保持總體的良好的經濟平衡的時候，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有好處，或對世界其他國家有好處，當然也不會對美國的逆差有任何幫助，也無法解決日本的問題，日本要自己解決自己通貨緊縮的問題，人民幣升值也會損害周邊國家也就是東南亞國家的利益。所以我今天的結論是：人民幣不要升值，不要貶值，不要浮動，也不要增加浮動幅度，保持現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幣現在已經達到了均衡。非常感謝！（來源：cctv10《百家講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