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責任 （5月19日）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22日 09:46)

　　主持人：張　越

　　嘉　賓：吳曙霞——張桂蘭的女兒

　　嘉　賓：張振遠——張桂蘭的女婿

　　外景嘉賓：張桂蘭——一位積極地面對生活中的不幸，讓自己和子女都能快樂生活的母親。

　　

她曾經是家裏的“三等公民”

　　張越話外音：

　　我曾收到一個小夥子寫來的信，信裏説有一個河南農村的女孩兒，60年代考上了醫學院，是當地惟一的女大學生。大學畢業，她與一個很有才幹的男同學結了婚，但文革爆發了，女孩下放到河南農村的衛生院，而丈夫遠在陜西。幾十年的時間她經歷了兩地分居、疾病、死亡和種種磨難。今天她的三個孩子都上了研究生，在北京做了醫生。而退了休的母親，卻離開孩子又去遠方行醫了。寫信的是老太太的女婿，他説岳母是他見過的最堅強、最快樂的女人。

　　張越：當我們看到一個女婿寫給我們的信説：“我非常地喜歡而且尊重我的岳母，我甚至對我岳母的人生充滿了好奇”的時候，我們覺的這事兒很有意思。所以我們很想問這個女婿，你印象中你岳母是什麼樣的人？

　　張振遠：是這樣，我覺著我岳母首先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她表明她能戰勝一切的那種，是這樣一個老人。

　　張越：你小的時候，據説你們家你父母是長期兩地分居很多年。

　　吳曙霞：對。

　　張越：你還有印象嗎？那個時候你們家的日子是什麼樣？

　　吳曙霞：我小的時候吧，我父親是在寶雞，我母親一個人在老家，在一個鄉衛生所工作。她就是伺候家裏老人，包括我爺爺是我母親送走的，此後我奶奶一直跟著我們生活。就是家裏面親戚呀，各種事情呀都是我母親照顧的。

　　（進入外景採訪部分）

　　張桂蘭：當時有三個老人、三個小孩兒都跟我們在那兒住。

　　張越：三個老人都得，都住一塊兒您照顧？

　　張桂蘭：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婆婆。我自己騎車走我也帶不好孩子，我總是背到背上。像個四川人一樣，背在背上騎車子，回家照顧老人。鄉下嘛，就是全科：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産科、中醫，反正都得會，哪一科都得會。另外就是他們沒有時間性，晚上就是，哪怕你睡下來不該你值班，他相信你，想讓你給他看病，他就叫你。

　　張越：就是幾點找幾點就得上班。

　　張桂蘭：對。因為晚上來的都是緊急病號，特別是農村過來的。

　　張越：那晚上半夜三更的有人叫您，您得出去。又有個小孩兒，孩子怎麼辦？

　　張桂蘭：跟我們同宿捨得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個女的，叫她照顧著點。

　　張越：叫同事幫著看著，您夜裏就出去給人看病去了？

　　張桂蘭：對。有時候去看戲吧，我攙著老人走，那邊的蹬蹬跑得沒影了，我的孩子跑得沒影了。“（一邊對孩子説）慢點兒，慢點兒！”，“（一邊對老人説）快點兒，快點兒！”。一逢下雨的時候他爸不在家，我就是騎著車子到這邊接一個孩子，到這邊接一個孩子。一個在南邊上小學，一個在北邊上中學。那時候我還參加一個學習班，英語學習班。我在大學是學的俄語

　　我考職稱要考英語。

　　張越：您當著醫生，還得再學英語、再考職稱？

　　張桂蘭：當時我自修日語。

　　張越：您學過俄語，後來又學了英語，還學了日語。

　　張桂蘭：日語是我自修的。在鄉下的時候人家都在外邊乘涼吧，我就坐在蚊帳裏邊。我這邊給孩子扇著，跟孩子玩著，我那邊收音機開著，我這邊看著書。以後來到這兒學英語都是孩子睡了以後。

　　張越：説實話您不是這種在大城市裏的大醫院工作。

　　張桂蘭：對，我就一直在基層。

　　張越：一個小城市、小醫院，甚至是縣醫院。

　　張桂蘭：對。

　　張越：您學三門外語幹什麼？

　　張桂蘭：學了以後還是有用的。人家有的時候弄個説明書給我以後，我查著字典我就可以給它慢慢地順下來。

　　張越：操持著這麼一大家子事兒，然後您自己的那個工作，這醫生您當得怎麼樣當時？

　　張桂蘭：我這個人愛管閒事兒，我覺得能給別人辦點好事兒就給別人辦點好事兒，所以他們還是挺喜歡我看病的。

　　（回到演播室）

　　張越：我聽你媽媽説過，説自己是“三等公民”。你聽過這個詞吧？

　　吳曙霞：我知道，因為當時是上有老下有小。那麼，原來是經濟情況不太好嘛，像肉呀、雞蛋呀或者什麼七十年代還是比較少的，那肯定輪不到她吃了。那我奶奶是第一位的，還有孩子，所以説她就是“三等公民”了。

　　張越：你覺得她説自己是“三等公民”的時候，她是在描述一種你們家當時的生活狀態，她的狀態，還是她在抱怨，在跟你爸爸抱怨？

　　吳曙霞：並不是説對這種生存狀態的一種反感，而是説比較接受。而且就是願意付出犧牲、隱忍，然後自嘲一樣地説“三等公民”。我的理解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