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
編者按： 經國務院批准，2005年3月到5月，國家測繪局、中國科學院、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聯合測量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高度，這是繼1975年國家首次組織珠峰測高之後，我國第二次對珠峰進行法定的國家測量。
得知這一消息後，中央電視臺新聞採訪部派出了由10名編輯和3名技術人員組成的珠峰直播報道組，如此精幹的報道組卻順利完成了直播任務。
登頂直播只有4個半小時，但為了這4個半小時的直播，也為了更加詳實生動地報道這次重測珠峰的全過程，早在2005年3月11日，中央電視臺就派出了直播報道組記者跟隨國家測繪局，從此次重測珠峰的起點格爾木出發，並在此後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跟隨登山測量隊深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藏北無人區、海拔5800米的珠峰西絨布冰川以及海拔6500米的珠峰東絨布冰川前進營地，發回了大量珍貴而鮮活的第一手報道，既增加了大家對直播的期待，也為直播積累了大量珍貴的素材。中央電視臺也因此成為唯一一家全程報道了此事的電視媒體。
2005年5月22日8時30分至13時整，直播順利完成，其中來自珠峰峰頂的畫面長達40分鐘，但直播背後的驚險和艱辛卻無法透過電視屏幕傳達。
在這次直播當中，一共有5個機位，除了設在5200米大本營的3個機位外，另外兩個機位一個為設置在距離珠峰峰頂50米處的峰頂全景機位，一個為設置於珠峰峰頂的游動機位，把持這兩個最關鍵機位的是西藏登山隊的4名藏族小夥子，他們不是專業的攝像師，為了確保他們能夠拍攝並傳下來高質量的峰頂畫面，此前，直播報道組在大本營對他們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嚴格培訓。我們將他們分成兩組，每組兩人，一人負責拍攝，一個負責傳輸微波，但登頂珠峰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誰也不敢説自己肯定能夠登頂成功，因此我們培訓這4人時，既要他們學會拍攝又要掌握微波傳輸技巧，這樣即使只有一人登頂我們也能夠完成直播。為了保證拍攝質量，我們還找來木棍模倣覘標、找來紙箱模倣雪深雷達，進行了大量模擬拍攝訓練，同時考慮到峰頂面積較小，登頂的人又比較多，我們又有針對性的對這4名高山攝像進行了人群晃動的抗干擾試驗。
但在直播當天，珠峰惡劣的天氣條件還是讓我們備受煎熬，我們本來計劃在登頂隊員在到達珠峰海拔8700米時直播2分鐘，因為這裡是登頂隊員向珠峰峰頂發起最後衝擊的起點，但由於當天風力過大，高山攝像根本無法在此進行拍攝，也就是在這裡我們一台登頂攝像機話筒折斷。這讓我們十分緊張，因為儘管前一天，高山攝像曾經從8300米營地傳回過畫面，但峰頂信號是否能順利傳下來誰的心裏都沒有底。
5月22日上午11：08，第一名登山隊員已經登頂了，但是接收頂峰設備微波的儀錶沒有一點反應，步話機也一直沒有高山攝像的消息。很快，峰頂全景機位的信號傳下來了，但能夠拍攝到更多峰頂細節的峰頂游動機位的信號卻遲遲傳不下來，11：50左右測繪人員通過觀測儀器已經看到覘標豎起來了，可我們信號還是沒有下來，峰頂信號下不來，意味著直播不成功。3名技術人員四處尋找問題，就在最後快要放棄的時候，他們終於發現是微波接收機出現高原反應，有一個零件不工作了，於是當機立斷，把接收機換到另一個微波接收機上。最後，珠峰峰頂測量隊員艱難地豎立覘標，測量雪深的清晰而詳細的畫面終於出現在觀眾面前，特別是當中國人在峰頂舉起國旗的一剎那，很多人激動地落淚了。
珠峰報道組第一批記者從3月11號出發，報道時間長達兩個多月，高山缺氧給直播帶來了許多困難，尤其是在進行珠峰登頂直播前的一段日子裏，報道組許多成員都病倒了，攝像黃瑋突然大量便血，被送到拉薩急救，編輯王亞民、攝像常青出現咳血現象，不得不下到100公里以外的協格爾檢查，技術白皓感冒，攝像吳濤牙疼……種種在平地上的小病在海拔 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都可能要人的命，但這是一個僅有13人的報道小組，少了誰直播都無法進行，因此大家一方面積極想辦法調理身體，一方面互相鼓勵，直播前兩天下山治療的同志都準時返回大本營，13人的團隊，在 4名高山攝像的協助下，在海拔5200米共同完成了一場長達4個半小時的直播。
中央電視臺是唯一一家進行了登頂直播的電視媒體，中國實現登頂測量的畫面作為公共信息傳送給了世界各大電視媒體，CNN、BBC等媒體是利用了我們的信號才播發了中國登頂測量珠峰高度的消息，許多平面媒體將登頂測量的電視畫面拍攝下來，作為頭條消息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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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重測珠峰報道的全體黨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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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峰塔林 |
站在世界屋脊的記者們
傅雪松：新聞中心採訪部科技組製片人，共産黨員，重測珠峰報道的策劃人和前方直播導演，珠峰報道組組長兼臨時黨小組組長，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兩次抵達5800米採訪報道。
“直播結束，大家都忙著收拾行李，數著回家的日子，我的心卻出奇地平靜，只覺得在珠峰的日子似乎還沒有待夠。為了這一天，我等待了太久。”
張萌：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共産黨員。23歲，在珠峰報道組中年齡最小，但進藏採訪最早、在青藏高原上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兩個半月）。她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近50天，在6500米以上工作一個星期，並一度抵達6700米採訪報道——這是本次重測珠峰報道中記者到達的最高高度。
“一切都可以告一段落，一切都如願以償，再看看珠峰，我感覺她似乎在對著我們微笑。這3個月裏，我們都在這片凈土上尋找著那個最原始的自己。”
張萌在直播現場
崔霞：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共産黨員，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近50天，曾抵達6500米，進行了兩天的採訪報道，因發燒緊急下撤，一度面臨生命危險。
“在來珠峰之前，我連香山都沒爬過。現在回想起來，能在這個地方戰鬥這麼長時間，很重要的就是一種勇氣，還有就是對自己職業的熱愛。我喜歡這種超越自我的挑戰。”
王亞民：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共産黨員，重測珠峰報道先遣隊負責人，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近50天，曾抵達6500米以上工作兩天，在6520米採訪報道。
“在這裡我們對電視尤其是對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説實話還真有點留戀的感覺。北京的春天我們是趕不上了，但我更喜歡北京的夏天，高溫燥熱，無遮無攔。對，就是喜歡。誰讓我們選擇了做記者！”
張海鵬：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攝像師，共産黨員，曾多次去南極和北極採訪，這次剛剛從南極回來，又來到地球第三極珠峰，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堅持了近50天。海鵬是一名老記者，來臺工作已有十幾年，在抗擊非典報道中，曾深入非典隔離病區採訪，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産黨員”。
臨近直播期間，海鵬的母親生病，家人都不告訴他實際情況，這讓他更加擔心。傅雪松幾次讓他回去，他都堅持了下來。
常青：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攝像師，入黨積極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近50天，曾抵達5800米採訪，因身體不適被迫下撤。
“條件雖然惡劣，但我們熱情高漲。戰鬥的歲月使我們團結如一人。讓風更大些吧！讓空氣再稀薄些吧！我們不怕，因為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
吳濤：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攝像師，入黨積極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曾抵達5800米採訪。
“在珠峰大本營的一個月期間發生的點點滴滴，讓我深深地感到自然的偉大和人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和意志的堅強。”
黃瑋：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攝像師，入黨積極分子，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曾抵達5800米採訪。
“我是從貴州大山深處走出的孩子，在我的記憶裏，家鄉除了山還是山，一座連著一座。這次來到珠峰，我見到了比家鄉更高、更深邃的山。我被珠峰、被西藏深深地震撼了。”
陳學智：新聞中心採訪部記者，共産黨員，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
“直播準備階段，傅雪松説可能讓我上海拔5700米的一個交會測量點做連線，這可把我樂壞了。我對那高處的冰雪和冰雪之上的人充滿了興趣，相信那裏有很多動人的故事，而且拍到別人沒有拍到的東西，終究是新聞人的勝利。”
王紅波：播送中心傳送部助理工程師，共産黨員，本次重測珠峰報道技術總負責，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曾參加過《2003站在第三極》直播報道，當時在海拔6500米負責設立衛星地面站和微波傳送，連續工作了20多天，這是全世界首次在這樣的高海拔地區設立衛星地面站。
“時隔兩載又一次踏上珠峰，有幾分重涉故土的感覺。和2003年在珠峰兩個月的工作相比，我對珠峰少了一絲興奮，多了一些敬畏；對工作少了一絲輕鬆，多了一些謹慎；對珠峰生活少了一絲煩躁，多了一些耐心。我覺得珠峰生活並不難過，與北京相比這裡多了一分清靜，少了一分喧鬧。”
曾利強：播送中心總控部助理工程師，共産黨員，主要負責衛星協調，調配信號，協調線路，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曾參加雅典奧運會直播報道。
“有天早上，剛下過大雪，我在帳篷外看到一隻小鳥，像只毛絨絨的球，在雪地上蹦蹦跳跳尋找食物，很是纖細可愛。我的心震動了一下，在高海拔的惡劣環境中，這樣一個纖細的生命竟然能頑強而開心地生存，可見生命是何等地頑強。每每站在珠峰腳下，看到小鳥、帳篷和巍峨的珠峰，我就感到特別地和諧、安詳。”
白皓：播送中心傳送部高級工程師，衛星專家，主要負責衛星地面站傳送，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曾參加過國慶50週年、悉尼奧運會、韓日世界盃等一系列重大直播報道，並多次前往北極地區進行電視報道。
“親臨珠峰，才領略到風之本色。這裡嚴酷的氣候條件，給技術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但是，報道組表現出的團結協作、不畏艱難的精神，給我以極大的鼓舞。”
姜淑英：新聞中心採訪部科技組秘書，重測珠峰報道組製片，負責後勤保障，在海拔5200米以上地區工作了一個月。
“自從她來了，山上的日子似乎沒有那麼苦了：嘴邊有她的好菜，耳邊有她的瘋笑逗樂聲，整個帳篷裏也其樂融融。用她的話説就是：‘大家無論是工作還是身體，只要有一點的不適應，都會傳到我的耳朵裏，都會讓我揪心。大家是否能夠在大本營健康工作是我最大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