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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在1921 |  |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發生著數不清的瑣事和要聞，密謀和公務，噩耗和喜訊。但是當這三百六十五天過去之後，能夠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也許只有那麼一件兩件。有的年份，甚至連一件事也沒有留下，就像火車呼嘯掠過的一個不起眼的小站，轉瞬間就消失在人們的腦後了。那麼，關於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記起些什麼呢？
1921年7月23日到8月2日，中國共産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在討論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發生了一些分歧和爭論。但在選舉中央領導人時，毛澤東等十幾位代表一致推選他們心目中的傑出領袖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産黨的第一任總書記。此時的陳獨秀正在炎熱的廣州滿腔熱忱地大辦教育。面對讓他參加“一大”的邀請，他説，我正在為一所大學籌備一筆款子，我要走了，這筆款子就沒有著落了。於是陳獨秀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攜帶他的意見出席“一大”會議。作為首任黨的總書記，沒有參加黨的“一大”，這在世界政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陳獨秀
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仍然表現出像他的名字一樣的卓異個性：獨樹一幟、一枝獨秀。
陳獨秀（1879—1942），本名慶同，字仲甫，安徽安慶人。距他家幾十里外有一座獨秀山。1914年他在兩篇文章後分別署名“獨秀山民”和“獨秀”。從此，“陳獨秀”就成了盡人皆知的名字。陳獨秀不滿兩歲時，父親死於瘟疫。幼年的陳獨秀，在嚴厲的祖父和要強的母親的督導下，不僅打下了傳統文化的紮實基礎，而且養成了獨立不屈的堅毅性格。陳獨秀在《實庵自傳》中這樣寫道：我記得家中有一個嚴厲的祖父，從六歲到八歲都是這位祖父教我讀書。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真是家門不幸。”我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我見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權威。
陳獨秀長大成人後，沒有殺過人。但陳獨秀卻成為讓那些殺人放火者切齒痛恨的革命黨領袖。在他們眼中，陳獨秀不止是兇惡強盜，簡直是洪水猛獸。早在辛亥革命時期，陳獨秀就曾是安徽的革命黨領袖，創建過比同盟會還要早的岳王會，
 辦過被譽為《蘇報》第二的《安徽俗話報》。“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又創辦了中國20世紀最重要、最著名的雜誌《新青年》。他與胡適、李大釗、魯迅等以《新青年》為主陣地，掀起了一場改造中華民族命運的文化革新運動。
陳獨秀曾在《新青年》宣言中説：永遠不加入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1920年2月，在護送陳獨秀離京的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一致認為蘇俄式政黨是謀求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於是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共産國際代表維金斯基抵達中國以後，建黨步伐加快。陳獨秀在上海這個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創辦工人刊物、印刷《共産黨宣言》。1920年8月，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成立。
據參加會議的李達和施存統回憶：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成立會議是在《新青年》雜誌社內召開的，也就是説在漁陽裏2號陳獨秀家成立的。首批黨員有陳獨秀、施存統、李達、李漢俊等。他們稍後大都成為各地共産黨組織的發起人。陳獨秀則在上海指導各地建立黨的組織。1920年，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熱誠邀請陳獨秀到廣州主持教育。陳獨秀經與魏金斯基和李大釗等人商量後認為，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帶到廣東去。1920年12月29日，陳獨秀到達廣州，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陳獨秀行前向陳炯明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的十分之
一撥作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説保持一致。陳獨秀決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觀，在廣州進行一場徹底的教育改革。
在廣州，陳獨秀住在距江邊不遠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裏九曲巷11號。他將之命名為“看雲樓”。不過陳獨秀很少有時間看雲，倒是廣州的各界名流雲集上門來看他。廣州青年聽説陳獨秀駕臨，都想一睹這位“五四”主帥的風采，各校的校長也紛紛拜訪。陳獨秀來者不拒，請者不辭，連日發表文章，四處演講，宣傳教育改革、軍隊改革、青年運動、工人運動、婦女解放、文化建設、人生追求及社會主義等。他的演講，如雷電，如狂飆。廣州掀起了一場“陳旋風”。他提倡男女同校，為女子求學大開方便之門。他創立“注音字母教導團”，規範國語教學，大力普及國語。他開辦工人夜校，向工人講授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還有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他創辦“宣講員養成所”，培養具有共産主義理論知識的人才。他開辦俄語學校，引導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他重建廣州共産主義小組，把拒不改變立場的勢力強大的無政府主義者清除出去。陳獨秀的到來，深深觸動了廣州的頑固保守勢力。於是，一場對陳獨秀的圍攻開始了。那些仇恨陳獨秀的人給陳獨秀加上了一個嚇人的罪名，説他“廢德仇孝”。廣州城謠言四起，紛紛傳説陳獨秀把“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成了“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他們還污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和“共産共妻”。他們還把陳獨秀的名字改為“陳獨獸”或“陳毒蝎”。守舊勢力囂張地叫喊“我們要把陳獨秀趕出廣東。”一天，陳炯明在宴會上半真半假地問陳獨秀“外間説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大聲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獨秀對父母十分孝順，對子女則嚴格要求。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離開家鄉到陳獨秀所在的上海後，陳獨秀每月給兄弟倆的錢只夠維持他們的最低生活。兄弟倆白天做工，晚上自學，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出了豪邁的氣概和過人的膽略，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産黨傑出的領袖人物。1927年7月的一個深夜，陳延年被國民黨在上海龍華監獄用亂刀砍死，年僅29歲。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陳喬年也在這裡受盡酷刑後，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6歲。
陳獨秀雖然受到頑固勢力的大肆攻擊，但他凜然不為所動，一面回擊，一面繼續進行教育改革。1921年，《新青年》編輯部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胡適不滿《新青年》越來越鮮明的共産主義色彩，要求陳獨秀改變宗旨，否則就停辦或另辦一個哲學文學刊物。陳獨秀當然既不會改變宗旨，也不會放棄《新青年》不辦，他同意胡適等人另外去辦刊物。從此陳獨秀與胡適等在思想上分道揚鑣，《新青年》成為更激進的共産主義刊物。1921年的上半年，陳獨秀還三戰區聲白，用共産主義理論駁倒了無政府主義的宣傳。1921年1月19日，陳獨秀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作了《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指出無政府主義要求離開制度和法的人人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非致撞得頭破額裂不可。這篇演講詞見報後，立即遭到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區聲白的反對。區聲白三次致信陳獨秀辯論，陳獨秀三次回信批駁，這六封信以《討論無政府主義》的總標題，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4號上。1921年8月1日，就在《新青年》刊登這次論戰的同一天，在嘉興南湖的那只畫舫上，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産黨中央局書記。這只畫舫，幾十年後，成為中國比挪亞方舟還要尊貴的聖物。
同在8月1日，一份鴛鴦蝴蝶派的小報《晶報》上發表了一篇小説——《一個被強盜捉去的新文化運動者底成績》，嘲笑新文化運動者手無縛雞之力，只會打電報、發傳單，根本沒有實際改造社會的能力。這些鴛鴦蝴蝶派的才子們不知道，新文化運動者中最激進的一部分已經凝聚成一個鋼鐵般的組織，不但要去捉強盜，將來，連他們這些鴛鴦蝴蝶的風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一大”結束後，包惠僧回到廣州，告訴陳獨秀他當選了總書記。陳獨秀笑道：“誰當都一樣。”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産黨，千頭萬緒，需要它的總書記回去主持。而此時的中國震災、水災不斷，加之湘鄂大戰，成千上萬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就在這個季節，陳獨秀回到上海，興致勃勃地投入總書記的角色。此時的共産國際代表馬林，根本不把陳獨秀放在眼裏。他以欽差大臣的姿態，事事都要干預中國共産黨。陳獨秀大發雷霆，他以中國共産黨人特有的傲骨説：“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
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他拒絕與馬林會晤，還打算要求共産國際撤換馬林的職務。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個突發事件改變了局面。據包惠僧回憶：10月4日，他和周佛海等人在陳獨秀家中玩牌，突然有人闖入，説要見陳獨秀，買《新青年》。包惠僧告訴他們這裡沒有。這時陳獨秀下樓來，見情形想從後門出去，到門口看有人把守就退了回來。在巡捕房，問到大家的姓名，陳獨秀報名王坦甫。巡捕房見沒有抓到陳獨秀，打算放人，不料這時上海法院院長褚輔成和《覺悟》主編邵力子這時也被帶進。褚輔成一見陳獨秀就拉著他的手説：“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這兒來了。”這一下陳獨秀就暴露了。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這是第三次。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龔振鵬已經出了槍決他的佈告。經過社會名流的火速營救，陳獨秀倖免于難。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運動中的1919年6月11日。他在北京的新世界遊樂場的屋頂向下面露天影院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被早有準備的軍警捕獲，關押了將近100天。據當事人高一涵回憶説：當時陳獨秀故意大聲對軍警説：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抓人。用來掩護其他人。這第三次被捕，陳獨秀估計如果在家中搜到馬林的信，起碼要判刑七八年。陳獨秀對自己坐牢是不在乎的。早在“五四”時他就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據一同被捕的包惠僧回憶，陳獨秀對他説：“惠僧，你是沒有事的，頂多我坐牢。你出去後，還是早一點回武漢工作。”10月5日，法租界會審公堂指控“陳獨秀編輯過激書籍，有過激行為，被偵處查實，已搜
出此類書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陳獨秀見事情不太嚴重，首先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開脫，説他們都是來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負責，和客人無關。”
馬林也花大力氣、出大價錢為陳獨秀請來了律師，要求延期審訊，取保候審。
10月6日，上海《申報》刊登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胡適得知後，請蔡元培與法國使館聯絡設法營救陳獨秀。中國共産黨內部，張太雷和李達商量後，請孫中山出面。孫中山致電法租界領事，請他們釋放陳獨秀。美術泰斗劉海粟也請國民黨左派李徽伍出面營救陳獨秀。李徽伍當即一口答應，隨即找到巡捕房，保釋陳獨秀。10月26日，陳獨秀被釋放。李達、張太雷、張國燾和一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青年團員雇了一輛汽車開到會審公堂。陳獨秀上車時，幾位青年團員用俄語唱起了《國際歌》。這次被捕，使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得到緩和。陳獨秀感謝馬林的積極援救，表示願意多聽共産國際的意見。馬林在充分領教了陳獨秀的剛毅倔強之後，也放下了架子，説“中國的事主要是中國黨中央負責領導，我只和最高負責人保持聯絡，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議。”1922年8月，陳獨秀第四次被捕，情況與第三次大體相似，仍是法租界會審公堂罰款後又將他釋放。他們不知道陳獨秀在剛剛召開的中共“二大”上又當選為中國共産黨最高領導人。1932年10月，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第五次被捕。一個黨的領袖五次被捕，這在古今中外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一次抓他的是國民黨政府。儘管社會各界想方設法努力營救，儘管陳獨秀與江西的朱毛紅軍毫無關係，儘管陳獨秀已經是一個被中共開除的與中共中央唱反調的“托派”，儘管有章士釗大律師為他進行極其出色的辯護，但國民黨出於對一切共産黨人的仇恨和恐懼，仍然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陳獨秀在法庭上慷慨陳辭，痛斥國民黨的“刺刀政治”，公開宣佈要推翻國民黨政府，實行無産階級專政。有人把法庭上的陳獨秀比作是中國的季米特洛夫。據同一牢房的濮清泉回憶，陳獨秀在監獄中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後，託人打了一點酒，
他説：“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第一杯為共産主義犧牲的烈士。”他舉起第二杯時嗚咽起來説：“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七七”事變後，陳獨秀被減刑釋放，在四川江津度過了晚年最後的歲月。在窮困潦倒中，他靠幫書香門弟家整理先人文章來掙一點辛苦錢。國民黨政府邀請他出任勞動部長，他拒絕了，蔣介石和其他政要出錢1萬大洋接濟他，同樣遭到了他的拒絕。他的妻子——紡紗女工潘蘭珍陪他渡過了這段艱難的歲月，他把孤傲狂狷的偉岸人格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終點。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為中國共産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也仍然是書生本色。他沒有故做深沉的官架子，像個小夥子一樣，與人辯論動不動就面紅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講究什麼“領袖風度”。
1921年陳獨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西遊記>新敘》。陳獨秀從白話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指出《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具有同樣的價值。陳獨秀的學問是十分淵博的。他是文字學專家，在漢語詞義研究、古音學研究和漢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最後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是一部造詣極深的漢語詞義研究著作，他和陳寅恪同被認為是一代學術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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