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洪遠（朱德紀念館）　　

　　每當我憶及往事，就不免要想到中國工農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進行萬里長征的情景，那是多麼壯觀的一種場面！在艱苦卓絕、惡劣環境中，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一方面要擺脫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一方面要克服無人煙地帶山高、寒凍、無衣無糧的巨大困難，同時，還要與來自紅軍內部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

　　可以説，紅軍的長征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記錄了光輝的一頁。而其中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朱德同志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尖銳鬥爭的那一幕。在這場鬥爭中，朱德同志在紅軍面臨著分裂的危險時刻，表現出來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為挽救紅軍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35年6月底，一天，我接到紅四方面軍總部的通知，説朱總司令和張國燾要路過馬爾康，要我準備午飯。當時，我擔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在迎接中央紅軍後，負責籌措糧秣，供給中央紅軍，收容傷病員，以及部隊後勤工作。聽到朱總要來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一直想著朱總到底是個什麼模樣。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秘書長和總務科長，他們也很興奮，都説一定要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招待朱總。

　　此前，我曾在江油縣中巴購買了點臘肉和醬菜，總務科長把剩下的臘肉都煮了給朱總一行打打牙祭。

　　午時，朱總在張國燾的陪同下來到我們駐地。他雖然面容消瘦，但兩眼炯炯有神，穿著補丁軍裝，扎著緊緊的皮帶和綁腿，顯得很精神。朱總一到，伸出雙手，笑盈盈地同所有歡迎他的同志-一握手。朱總關切地問起他們是四川哪個縣人，親熱地同他們拉起家常。而站在朱總身邊的張國燾歷來不扎腰帶，不打綁腿，這恰同朱總的風貌形成鮮明地對照。

　　在一戶藏民家中，因無桌椅，我們就地而坐。朱總親切地問我，當地群眾的情況怎麼樣？如何籌措糧食？有沒有違反群眾紀律的情況？如何做土司、頭人的工作？我-一作了彙報。爾後朱總笑著對我説5我們紅軍是為老百姓打仗，群眾紀律是很重要的一條，也是我們紅軍同舊軍隊的根本區別。我們現在困難很多，但越是困難越要注意群眾紀律。另外，我們四方面軍的同志打了許多勝仗，得來的戰利品物資多了，但要注意節約。今後路程還很遠，困難還很多，我們要想得遠一些。聽了朱總的指示，非常親切，非常深刻具體，我心裏感到暖烘烘的，油然激起一股敬佩之情。

　　吃罷午飯，朱總一行稍事休息後，便同張國燾一道離開我們駐地馬爾康。我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一個個新的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裏：以往張國燾是很能説的，而今天他卻很少講話；同志們鼓掌時他也不鼓掌，到底是什麼原因？我預感到有一場尖銳的鬥爭即將來臨。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爾蓋召開會議，決定紅軍分左右兩路軍繼續北上。右路軍由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領；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此時，他已擔任紅軍總政治委員）和劉伯承參謀長率領。可是，當左路軍行至阿壩後，居心叵測的張國燾採取極其卑鄙的手段，進行分裂活動，破壞黨和紅軍的團結。

　　這時，我帶著川陜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及省的各部門的幹部，去上阿壩進行部隊北上的糧物準備工作。一天，突然接到省委緊急通知，于次日上午八時去阿壩參加省委召開的擴大會議。至於開會的內容，我估計可能是研究北上的問題。

　　第二天，我急著去上阿壩籌措糧秣，竟未能按時趕到會場。當我到會時，會議已開始了。會場設在阿壩喇嘛寺裏。參加會議的有一百多人，不僅有省委委員，還有省工會、少共青年團、婦女部的幹部，其中不少是一般幹部。會上的發言很亂，許多同志在發言中帶著質問的口氣。他們講什麼“中央北上方針是錯誤的”，是“右傾機會主義”、“退卻逃跑主義”。這時，在張國燾的煽動下，有些人起鬨、圍攻朱總司令。甚至，有個別人拍著桌子質問朱總，要他當眾表態：北上是“路線錯誤”，是“右傾逃跑”，反對北上。我很擔心地向朱總望去，見他從容地坐在那裏聽他們發言，他的神態既嚴肅、又鎮靜。

　　過了一會兒，朱德同志和顏悅色地對到會同志們講：中央北上抗日的決議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應該擔起抗日救國的重擔。中央的決議，我是舉了手贊成的，不能出爾反爾，反對中央決議。我和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會師以來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過他的。人家都講“朱毛，朱毛”，我朱德怎麼能反對毛澤東？

　　朱總説完，轉過頭問張國燾：遵義會議的精神，中央曾經電告你和四方面軍，你是清楚的嘛！

　　張國燾不回答朱總提出的問題，並且又叫朱總回答：“毛、周向北是逃跑。”

　　這時，朱總嚴肅地對張國燾説：我再重復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決議是正確的，旗幟是鮮明的，我決不能反對毛澤東同志，我信得過他，你們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

　　接著是一陣喧嘩，但朱總仍然耐心地向大家解釋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講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並嚴肅而誠懇地告訴大家，“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聽了朱總的一番講話，使我對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思想豁然開朗。我想，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壯大了紅軍隊伍，給中國革命的前途帶來新的勝利希望。可是，眼前發生的一切，使我越想越感到痛心，再也坐不住了。恰巧這時我得知總部和川陜省委、省政府機關、部隊都已無糧，便離開會場，準備帶領機關幹部及部隊到上阿壩搞糧食。當我走出會場時，看到一幅橫幅標語上面寫著：“毛、周、張、博向北逃跑”八個大字。這是張國燾煽風點火挑起群眾起來反對黨中央北上抗日正確方針的惡意中傷。

　　沒有幾天，張國燾就帶著左路軍開始南下了。接著省委通知我帶領省委、省政府機關也隨後南下。

　　不久，張國燾在川西北卓木碉公開宣佈另立“中央”。在張國燾錯誤路線引導下，左路軍南下天全、蘆山、雅安、名山、邛崍一帶，遭到蔣介石的主力軍阻擊，在軍事上我軍連連遭到失敗，部隊傷亡損失極其嚴重，被迫回返夾金山。時值1936年春，依然寒氣逼人，加上這一帶高山重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廣大指戰員克服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

　　1936年3月下旬，部隊到達道孚、爐霍、金川、甘孜一帶後，總部駐爐霍。紅二、六軍團抵達黔滇邊境。

　　此時，接到黨中央電令：朱、張必須堅決執行中央電令：

　　1．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以張國燾為書記，朱德、陳昌浩為副書記。

　　2．將二、六軍團改編為二方面軍，將一方面軍的九軍團改為三十二軍，編入二方面軍（二方面軍共三個軍）。

　　根據中央電令，決定成立迎接二方面軍的代表團，以祁世平同志為團長，以傅鐘、張琴秋、余洪遠、曾傳六、劉伯承、李文海為代表駐甘孜。儘快準備迎接二方面軍的一切物資糧秣。臨行前，因祁世平生病而取消了代表團，由余洪遠負責領導，組織一個三百多人的工作隊，前往甘孜，進駐當地喇嘛寺，積極展開籌備工作。

　　朱總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以北上抗日大局為重，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個人恩怨，時刻關心著紅四方面軍的建設與成長。自部隊到達道孚、爐霍后，在朱總的建議下，抓緊時間進行整訓，開展群眾性練兵運動。

　　剛到甘孜，我們便接到總部通知，説二方面軍很快就要到達甘孜，要我們抓緊做好迎接的準備工作。我們根據總部傳達的朱總的指示，除積極籌備糧草，準備住房和帳篷外，還自己動手搓羊毛線，織毛衣、毛褲、毛手套、毛襪子等。6月30日，我們排著幾里長的隊伍，敲鑼打鼓，熱烈歡迎紅二方面軍先遣部隊的到來。當時的場面確實是激動人心的。

　　二、四方面軍會師後，西北局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于 1936年 7月初，分三路先後從金川、爐霍、道孚、甘孜出發北上與黨中央會合。

　　10月 5日，我們終於到達甘肅會寧，當我到西北局彙報工作時，見到了敬愛的朱德同志，他熱情地拉著我的手説：“洪遠同志，你辛苦了。”我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半天説不出話，今天能見到首長真是萬幸。隨後，我去見張國燾、傅鐘，並向他們彙報了後衛隊的整個情況。這時，朱總將中央的電令給我看了，內容大意是：中央派周恩來同志任黨中央的全權代表（負責指揮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除二方面軍到陜北與中央會師外，四方面軍的五個軍，統由周恩來指揮，其中三個軍（五軍、九軍、三十軍）全部西渡黃河，總指揮余洪遠。

　　我看了電報半天説不出話，眼淚直往下淌，一方面高興，一方面因為自己病很重，每天發高燒、吐血，實在承擔不了這一重任。當時，朱總看到我那個樣子，便親切地問我：“你有什麼困難，對我講，我可以將你的情況向國燾同志介紹一下。”當時，我將內心的想法向朱總講了：1．我不能繼續承擔渡河重任；2．從爐霍會議後到現在的一切情況想給毛主席彙報；3．我已重病在身，到中央後可以治療；4．病癒後到紅大學習充實理論，學好文化，將來好工作。朱總完全同意和支持我去中央，並説：這個問題，我同國燾同志去講。同時，叫我去找傅鐘同志談談自己的想法。我去找傅鐘同志，他完全支持我去中央。最後，張國燾也同意我去陜北紅大學習。

　　這時，總部及黨校有一部分團以上幹部身體有病或有傷，為了減輕總部機關和黨校的負擔，決定把他們轉移到已經建立起來的陜北根據地，發揮紅軍的作用。臨時組織一個幹部團，全團師、團幹部有三百多人，由楊忠行任團長，我任政委。總部為每人配備一匹馬，並派了一個騎兵連護送。

　　臨行前，朱總親自指示：大多數幹部是團以上的，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保證他們安全到達目的地。團裏有一部分女同志，不少同志有傷，有病，大家要互相幫助，克服困難。隨後，我們即整裝出發，踏上去往陜甘邊區的路途。

　　如今五十五年過去了，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但是，當年朱總在危難之際與張國燾錯誤路線鬥爭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在這場鬥爭中，朱總堅持了高度的黨性原則，又採取了靈活的鬥爭藝術，充分表現了一位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風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評價的那樣，“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1991年5月《回憶朱德》）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