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馮艾：年度志願者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25日 21:15)

　　CCTV.com消息（面對面）：

　　

[人物介紹]：

　　馮艾 26歲 復旦大學社會學專業在讀研究生

　　2000年8月大學畢業後，主動到寧夏西吉縣支教一年

　　2003年9月至今，作為大學生服務西部計劃志願者，到雲南寧蒗縣執教

　　2003年年底，榮獲年度中國青年志願服務金獎獎章

　　2004年2月，榮獲第五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志願者稱號

　　她是一位在讀研究生

　　卻在四年內兩次到西部貧困山區執教

　　從繁華來到荒涼，她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

　　從校園走向社會，她要為孩子們送去快樂和希望

　　《面對面》走近馮艾，聽她講述一個志願者的西部經歷

　　2004年4月，由團中央主辦的“2003年中國青年年度人物”評選活動揭曉，九個獎項各有得主。

　　四年內兩次赴西部執教的復旦大學研究生馮艾獲得了年度志願者的稱號。

　　記者：你覺得是明星嗎？

　　馮艾：我覺得我自己不是明星，但是我現在比如説經常接受媒體的採訪，那麼大家覺得我可能像明星，也有記者這樣覺得，像在追明星一樣的去報道，但是我覺得這給我一些便利，能夠讓我有這樣的條件去説，去講我們西部的故事，講我們志願者，講西部的老百姓，能夠讓大家通過我了解西部，多麼缺乏老師，多麼需要別人的幫助。我覺得這樣也挺好。

　　記者：但是從另外一個感覺來説，馮艾離志願者這種生活和形象越來越遠了，離明星越來越近了。

　　馮艾：志願者有方方面面，比如我到當地教書，我是一個志願者，那現在我可以通過我的行動通過我的號召，讓給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為我們志願者搖旗吶喊，我覺得這也是一方面，這也是一項志願工作。

　　記者：志願者有一萬名，但是領獎的就你一個。

　　馮艾：所以我才忐忑不安，因為我和其他志願者比起來，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包括我現在生活工作的地方，戰河鄉中學，跟很多志願者比起來，那個地方條件是好的，很多志願者比我更不容易，他們很小就到了雲南，有的志願者還不到21歲，就去當地服務。

　　記者：那怎麼講，這個獎頒錯了。

　　馮艾：我覺得這個獎不是給我自己的，給這個群體的，我可能比別人特殊的一點的是，有兩次的經歷，可能這樣的人不多，有些人去過一次以後，我不去第二次，因為確實是也挺苦的，而且家裏頭也不捨得，我去了兩次這點比較特殊。

　　記者：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是一個有意的一個安排，就是要樹馮艾這個典型。

　　馮艾：那首先要馮艾報名，如果馮艾不報名，他們想豎也沒法樹。但是關鍵還有一點，你要自己做得好，如果他想做，想樹立這個典型，可你自己不去努力地去做，也不行，關鍵是我們實實在在地在做事情，我覺得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馮艾第一次志願到西部服務是在2000年8月，當時她剛剛大學畢業，已經獲得了免試直接攻讀研究生的資格，而她卻選擇了保留學籍一年，參加了復旦大學研究生支教團，以緩解西部貧困地區教師不足的現狀。

　　記者：你第一次報名的時候，是處於什麼樣的動機呢？

　　馮艾：很簡單，就是想做點實實在在的事，因為希望工程那張照片，那個大眼睛，我相信一提，所有人都知道，這個大眼睛，這張照片，這是我一直都是留著的，當時很早《中國青年報》上，就已經登載過這個招募志願者到各地區，給他們教書，我就很想去，這從小一個心願吧，我覺得是這樣的。

　　記者：教書。

　　馮艾：就是，就是實際上應該説是，能夠幫助一些人，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我很感謝我小學的一個衛生室的大夫。可能現在看，她也可以算是一個志願者，她帶我進了中國紅十字會，我是中國紅十字會員，小學一年級開始，所以紅十字會16字宗旨，救死扶傷，扶危濟困，敬老助殘，助人為樂，我一直至今都沒有忘記，而這個大夫，她每年獻血好幾次，一直到她年齡超過獻血要求，她才不獻血，然後在我小學二年級，她就帶我去參觀獻血中心，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當時我有一篇作文裏，我就講了一句話，血是寶貴的，但奉獻更寶貴。

　　記者：我聽説當時第一次招募志願者的時候，復旦你的同學，和你一起，報名的非常踴躍。

　　馮艾：很多。

　　記者：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

　　馮艾：其實不一定是，不理解也有，就覺得你，就包括很多社會上的人都不理解，因為你們名牌大學畢業，一個月出去工作以後，可以拿幾千塊錢的薪水，你們幹嗎自己要去吃這個苦，沒必要覺得，他們會跟我們拿這個上山下山的知青對比，説那個時候是強制性的，你必須去，你們現在幹嗎去了，會這麼説。

　　記者：現在又有另外一種説法，用另外一種方式，考研加分。

　　馮艾：確實是，考研加分這種有，但是要想一想，這些志願者，他們花了一年，或者兩年的工夫，到當地吃很多的苦，對他們無論是，精神上，還是在身體上，這些考驗是一關又一關的，他們能吃得起這個苦，我覺得他們如果把兩年的時候，用了準備考研的那幾門課。那都是綽綽有餘的。

　　記者：如果説，沒有這些政策的話，報名的還會那麼踴躍嗎？

　　馮艾：還會有很多，很多志願者都在説，我希望學校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去西部一年，我不要直升研究生，我也不要任何加分，我也不需要學校幫我解決這種，比如説找工作，檔案可以打回原籍，甚至我不要那三百塊錢，就讓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記者：但是有了這樣的條件，在我們看來，作為志願者他就沒那麼純粹。

　　馮艾：我覺得這是要看理解，因為志願者，起碼你要解決大家的基本的生活，那麼我們像，比如説300塊錢，這樣的，生活費，是解決他的生活問題。

　　馮艾要去的西吉縣位於寧夏南部山區，屬於國家級貧困縣，曾被聯合國認定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當地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這裡的孩子大部分沒有走出過大山，有的甚至沒有去過縣城。

　　記者：你在西吉的第一個晚上是怎麼過的。

　　馮艾：第一個晚上，到了當地以後，校長先請我們吃飯，吃麵，因為也沒有別的吃的。然後當校長跟我講，你明天要上高三的語文，和高二英語的時候，我幾乎沒睡著，沒有課本，沒有教案，什麼都沒有，我每天該怎麼上課呀。

　　記者：一點後悔都沒有。

　　馮艾：沒有，那會兒很興奮，覺得我終於來了。

　　記者：但是你們也是毫無準備的，當第一次面對學生的時候，你心裏就那麼踏實嗎。我不是老師，我沒有教過學生。

　　馮艾：對，我們會忐忑不安的，所以我們志願者往往第一節課下來以後，比如説你前面或有準備，你準備覺得自己夠四十五鐘的，但是結果發現二十分鐘以後，你就沒的講了，但是我們是從上海來的，然後我又是北京人，我會給學生講什麼，講我的學校，講北京，講上海，學生們都非常非常想了解，當學生們不知道百葉窗是什麼樣，你可以給他講，我會給學生講，馮老師坐火車來的。學生們不知道火車是什麼樣子，從來沒見過。你可以給他畫出來，畫站臺，畫火車。然後給他們講現在上海和北京的事情。

　　記者：這些並不是課堂上，或者教材上的內容。

　　馮艾：但當地的學生他們除了課本什麼都沒有，但是他們需要了解外面的事情，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孩子都走出大山，但至少可以給他打開一扇窗，讓他看看，那我們就是通過自己的講，讓他們了解，讓他們知道，尤其我們教的是高中的學生，讓他們知道大學生活什麼樣子，讓他們很嚮往大學，他們就有動力。就可以努力去學習，告訴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考上大學。

　　記者：你怎麼知道自己講的，會不會對他們有用，擔不擔心誤人子弟。

　　馮艾：看學生的表情，看學生的反應，學生都瞪大了眼睛，剛開始學生是這樣坐，但後來學生是這樣坐，再後來學生都把手放在桌上，這樣去聽，他們很想聽，當下課了，學生們講的是，老師你再講會兒吧。因為學生想了解這些。

　　馮艾看到所支教的學校生活條件非常簡陋後，就通過寫信，打電話，發簡報的方式向母校，向社會各界求助。在馮艾等支教隊員們的多方爭取下，一批批援助的教學物資運到學校，有效改善了學校的教學條件。

　　雖然學校的硬體條件改善了，但馮艾又面臨另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由於經濟不發達，收入過低以及一些傳統思想的束縛，很多家長不願送孩子上學，很多學生因為交不起學費而面臨輟學的困境，看到這些，馮艾決定到自己的學生家去做家訪，了解當地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

　　記者：以前去過農村嗎？

　　馮艾：去過。

　　記者：那這一次作為志願者來説，跟小時候，跟小時候以前去的農村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馮艾：以前是旁觀者，現在你是親歷者，你現在跟他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你覺得你是他們當中的一分子。

　　記者：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你就是去一年而已。

　　馮艾：可是在這一年裏，我們生活很簡單。我們跟學生住在一起，跟他們吃在一起，就是説你會時時刻刻形影不離的。當地沒有任何娛樂設施的，外面連電都沒有，你的生活空間很小，就是學校。然後你還有能幹的事情，去家訪，到週末我會去學生的家。我教過的所有的孩子家，我都去過，無論有多遠，所以你跟他們的生活真的是在一起的，剛去的時候，尤其慢慢到冬天，聞到學生身上有一股味道，我覺得很奇怪，什麼味道，不知道，但是等我家訪了，我們睡在他們土炕上，第二天，我的身上就跟他們同樣的味道，我就理解他們了。我會幫著學生家去收洋芋，種洋芋，去幹活，然後學生他們就有任何事情，學生都願意跟我講。

　　記者：為什麼要把家訪看得那麼重要？

　　馮艾：因為鄉上的條件相對來説比較好，我們鄉上還有水泥路，看到的還不是很窮，但當地到底什麼樣子，不知道，應該到農村去看一看，像我們那兒要趕集，在西吉的時候，從陰曆的時候二五八，每到趕集的日子，學生就像屁股地下就像有釘子一樣坐不住了，我問他們身上，你們有錢嗎，沒錢。集市上是什麼，賣蔥，賣蒜，然後假冒偽劣很多産品，一瓶飄柔洗髮水兩塊錢，那你們去看什麼，我覺得什麼都不值得看，可學生像過年一樣的。所以我就覺得我不了解他們。那我就一定要真正去看他們的生活，所以我覺得要家訪。

　　記者：家訪應該是老師工作職責中間的一個內容。

　　馮艾：但是在農村，家訪很難，因為都很遠，要走很多的山路。

　　記者：當地的老師做嗎？

　　馮艾：當地的老師也會做，但是我們也要理解他們，他們也有家，我們當地老師也平時都住校，像在寧夏，一個星期他們也只能回家一次，凡是我去家訪，除了他們家在鄉上以外，我都要住在學生家，因為去那兒再回來，你至少要住一個晚上時間才夠。

　　記者：那你到底看到什麼？

　　馮艾：看到很多東西，真的是，真正認識農村，認識貧困地方的農村什麼樣子，是通過家訪。我去家訪的時候，我穿了一雙我在縣城買的皮棉鞋，當時已經下雪了，雖然才十月，當地已經下雪了，我穿了一雙皮棉鞋。走在山上，我穿的很多，我仍然覺得腳凍，可孩子們穿的是單衣單褲，鞋就是自己做的一雙布鞋。當我脫鞋上炕的時候，家長指著我這雙皮棉鞋説，娃，你要好好唸書，長大了就能像馮老師一樣穿上皮鞋。當時聽了這句話，心裏真的特別難受，一雙皮棉鞋對一個城裏孩子來説，39塊錢的皮棉鞋，算得了什麼，可它就是山裏人一輩子心願，所以就是這一雙鞋告訴我，當地有多窮。而他們又多麼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記者：那這樣的現實，你們能改變什麼呢。你們能帶去什麼？

　　馮艾：我們不僅帶去知識，我們還帶去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説，學生沒的穿就給學校一個電話，我們同學捐了很多衣服，都是洗得乾乾淨淨！有的甚至是新的，一卡車。後來通過我們的聯絡，我們的王民中學，還安了寬帶網成了全國第一所無線寬帶上網的中學，我們學生現在不會再有人再問我們，因特網是用來打魚的還是捉鳥的，大家都知道，學生也不會説，翻過那座山就到北京了，他知道北京很遠，但是他也知道今後，他以後一定要到北京看一看。

　　記者：這種變化是你們帶來的嗎？

　　馮艾：不能肯定説完全由我們帶來，但是我們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們參與了當地的改變，就比如説，我們去那兒還有觀念上的變化，我們到那兒以後，我去寧夏的時候，我梳著很短的頭髮，我們志願者都梳著短頭髮，因為那十年大旱，缺水，所以我們梳短髮，但是當地的女孩子都是梳著大長頭髮，都留著大辮子，開始女孩子都很羨慕我們的短髮，就去家訪的時候，也一個小姑娘偷偷地跟我説，馮老師你能跟我媽媽説一説，讓她也同意我把頭髮剪了，後來我跟她媽媽講，當時家裏沒説什麼，也沒説同意，也沒説反對，當天晚上這個小姑娘特別高興地跑到我的宿舍跟我説，我媽同意了，但是她要你來剪，後來這個小姑娘的頭髮就是由我給她剪的，這就是變化。

　　記者：帶去了一個觀念，但是你們總歸是要走的。

　　馮艾：可是我們是接力計劃，我去的時候，復旦是第二批，現在馬上第六批就要出發了，就是不斷有志願者過去。

　　一年的支教生活結束了，馮艾所在的這一批支教隊員要回到復旦大學繼續自己的學業。雖然只有一年的時間，但是馮艾已經和當地的百姓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馮艾：當我離開寧夏的時候，會有人趕幾十里的山路，就為了給我送一份枕套，他説，這是山裏女兒出嫁的時候必須要有的，你就是我們大山的女兒。我的學生給我繡了很多很多的鞋墊，現在還有學生給我寄鞋墊，他跟我説，以前的鞋墊已經用過了，用完了，我説我哪兒舍得用，他説你用吧。

　　記者：你真用嗎？

　　馮艾：我捨不得用。

　　記者：你是捨不得，還是，現在城裏人誰用鞋墊？

　　馮艾：捨不得，學生一針一線繡出來的，繡得都很漂亮的，那都是，你會想到的，他覺得是，他知道馮老師喜歡這些東西，而且我知道，那些學生們也是飽含著感情給繡的鞋墊。

　　記者：你是不是把這個看做一種回報？

　　馮艾：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回報。

　　記者：這種回報，對你重要還是不重要？

　　馮艾：這種回報對我應該説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當地的老百姓和學生，他們給予我的更多，真的是這樣，我在寧夏的時候，我去那邊一年，等我回來以後，我都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接到我母親的一個電話，當時我在復旦已經在念研究生了，她説家裏收到一個包袱，一個紙箱破紙箱，外面都浸著油，從西吉寄來的，我當時很緊張，我不敢想。

　　記者：為什麼不敢想？

　　馮艾：我怕是一些東西，我能夠想象到的。因為它浸著油。

　　記者：你會想像是什麼東西呢。

　　馮艾：學生給我寄來的吃的，我就怕這一點。

　　記者：你怎麼會覺得是學生寄來的吃的。

　　馮艾：西吉寄來的，浸著油的破紙箱，這麼簡單。

　　記者：為什麼怕呢？

　　馮艾：郵費很貴，當時我就讓我母親把這個箱子打開，果然，很簡單，就是油香和馓子，這就是當地回民開齋節的時候，一定要吃的。這個箱子的郵費，我真的是很心疼，因為當地太窮了，老百姓一年下來，一兩百塊錢的收入。然後學生在講的是，開齋節到了。我知道馮老師一定想吃這些吃的，她説了，只要家裏能夠有條件寄，我每年都會讓馮老師吃上這些東西。所以想到這一些我就願意再一次去西部。我的學生她會給我寫信説，她在的宿舍床頭擺了兩張照片，一個是我的，一張是她母親的，每天晚上她都會看看這些照片，她覺得看到這些照片跟我説幾句話，就會給我無窮的勇氣和動力，我覺得我們付出的，真的其實是很少，但是我們得到這一些回報真的是無限的。

　　記者：那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會不會對你們自己也産生影響，改變你原來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馮艾：對我們肯定是一輩子的財富，對我改變的很多，就比如説我看到城裏的高樓大廈，我看到那兒農民工，我現在不會歧視他們了，我看到高樓大廈，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兒農民工，我會想到他們就是我的學生父母，有的甚至就是我的學生，他們甘願做城市的邊緣人物，忍受別人的歧視和白眼，他們為的是能夠讓自己的孩子來唸書，所以你怎麼能夠去歧視他們，所以我們想到的更多就是幫忙他們。所以當我們的志願者在講還沒有去支教的人，講我們能做點什麼的時候，我們都講的是，去民工小學，去教書。去幫助那些孩子，真的是這樣。所以這一年，就讓我懂得了，去理解別人，去關心別人。

　　記者：那麼有意義的事情，你們又那麼重要，會有人留下來嗎。

　　馮艾：有，會有，真的有，人家問我的時候，我説我不留下。但是我們有志願者留下的，就像北京，北大的一個學生叫莫峰，他當時報了兩年。但他已經決定留在當地了。我們當中，有不少志願者都簽約在當地。我真的很敬佩這些留下來的志願者。

　　記者：但你説不。

　　馮艾：對。我覺得，我的優勢就在於，我知道上海的發展，北京的發展，我知道現在最新的科技發展，就是説我知道最新的東西。我們的有一個字叫“新”，當時如果我在當地呆的時間長了，我就會被同化了。當地的生活節奏是非常慢的，我們也很少接觸外面的事物的，所以你會慢慢的，你就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少，所以慢慢我覺得，如果我一直在當地，可能我的意義就慢慢地就不那麼大了。

　　記者：但是你可能在説不的時候，你就在否定留在當地的志願者他們的行為。

　　馮艾：不一樣，大家有各自的，我覺得我們，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去支教，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留下。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比如説我去西吉了，我去那兒教完書一年回來，充電，在上海學習，學習完了我願意再去，這個時候我又有最新的觀念帶過去，最新的知識帶過去，另外一個，我們凡是在當地生活過的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西部。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能記得多久？

　　馮艾：永遠都會記。

　　馮艾從寧夏回到上海後，繼續自己在復旦大學的學業，同時，她一直期待著有服務西部的機會，2003年6月，當她得知團中央、教育部招募大學生志願者赴西部基層服務的消息後，馮艾決定報名參加，準備再一次到西部服務一年，而此時馮艾剛剛回到上海兩年。

　　記者：你報名的時候，老師的反應是什麼？

　　馮艾：老師很吃驚，你怎麼還要去，老師也在覺得，説我這個人好像有點浪漫，但是浪漫的人，往往會去那麼苦的地方，是一種吃苦的浪漫，我們家裏人，比如説我第一次去西吉的時候，我母親説你去吧，那餓不死。

　　記者：她説這話什麼意思？

　　馮艾：因為我們家裏一直是鼓勵我們，去吃吃苦，受受鍛鍊，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比較順利成長起來的，父母也是做記者的，所以他覺得應該了解中國社會，覺得大學生目前我們缺的就是這一課，去實踐。等我第二次選擇的時候，我母親説的是，我尊敬你的選擇，就沒第一次説的那麼輕鬆了。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馮艾：因為畢竟去那一年是要吃苦的，我在寧夏的時候，我瘦了十斤，人也曬的特別黑，這個家裏頭，剛開始説讓你去的時候，都是鼓勵你，等女兒真的去，他們就心疼了，所以他只是想到這一點，擔心我的身體。

　　由於西部計劃主要是面向應屆大學畢業生，馮艾作為研究生二年級的學生，並不屬於招募的範圍，但是在馮艾的再三努力下，她的申請最終得到批准。

　　記者：這件事情為什麼對你那麼重要？

　　馮艾：就是因為我想去做這件事，因為還是想到了，我有第一年的經歷，我知道西部有多缺乏像我們這樣的志願者，多缺老師，而那邊的孩子，多麼希望能夠唸書，所以我們到了那能夠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而我那些當初教過的學生，現在好多都上大學了，我的學生當中至少有八個考上了大學。

　　記者：你不去他們也可能上大學。

　　馮艾：以前從來沒有，我們學校那麼多，我們學校最多一個學校考出去一個，像我在寧夏以後，我們那個班級，我們那個學校，它的入學率從未有過的高，輟學率從未有過的低，以前初一，高三，都只有一個班級學生，三十幾個人，但是因為知道有志願者來，一下子初一有一百多個學生，高一變成六十多孩子唸書，而學生很少有輟學的了，我們去家訪去勸學，所以我們給當地帶來的變化是很大的。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工作非常有意義，那我就願意再一次去做。

　　記者：那你剛才談的更多的是可能是一種願望，一種責任，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裏，這還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

　　馮艾：我希望它變成一件時髦的事情，一件時尚的事情，大家都希望來做，因為我覺得，現代社會，我們跟以前不一樣，有的時候我們以前，也會塑造些典型，那麼那都是一個人，他講的都是一個人，慢慢的大家都有時候會覺得這個人離我越來越遙遠，我很崇拜他，我很敬仰他，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樣，我做不到。但是現在時代變了，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講的，我們志願者是一個群體，你能夠看到，很多人，跟你一樣的普通的大學畢業生，他們都能夠做這樣的事情，那麼你也可以做。所以他這樣的話，大家覺得這是一件很時尚的事，我們都可以去做，能夠讓更多人加入進來。

　　記者：但是你第一次可能是衝動，第二次人家可能會認為，馮艾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

　　馮艾：那無所謂，這對於我個人來説，我只要我自己在做什麼，我想做什麼，就可以了，我不用去太在意別人説什麼，因為我知道，無論他説的是什麼，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我這件事情，很多人而且就是説，我覺得如果所有人都説你好，那也不正常。總應該有褒有貶，這才正常，有貶反而能夠讓你去清醒地認識自己。我覺得這也挺好。

　　2003年9月初，馮艾來到雲南寧蒗縣戰河鄉中學，擔任初中語文、歷史教師，並且擔任副校長。

　　戰河鄉中學位於海拔三千米的高原，沒有圖書室，學生除了教材連本字典都沒有，更不用談課外書了。

　　針對這種情況，馮艾根據學生的特點，努力營造一種活潑愉快的教學氛圍，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多説、多練。

　　記者：學生怎麼看你？

　　馮艾：學生很羨慕我，然後學生很崇拜我們，這是學生自己説的，學生都很希望我們能給他們上課，就像我剛到的時候，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是彝族的，彝族的孩子，你如果把一個學生叫出來跟你説話，他可能一句話都不敢説，但是很多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很熱情，我只要走過那件教室，那間教室沒有老師在，學生一定會鼓掌，然後叫馮老師你進來給我們上課吧。而當我第一次走進教室的時候，任何一間教室，因為剛開始，我還上全校的音樂課，每一間教室，我都進過，我走進任何一間教室。學生都給我鼓掌，都特別的高興。

　　記者：跟他們溝通有困難嗎？

　　馮艾：有的時候像擠牙膏，因為當地的學生都是彝族，他們日常都説彝語，或者説寧蒗話，跟學生溝通有困難你可以跟他們一起唱歌啊，因為你想象不到，在那麼簡陋的地震棚裏，在那麼破舊的教室裏，學生會給你用很嘹亮的歌聲，很嘹亮的聲音唱，走進新時代，春天的故事，同一首歌，每一次我聽學生唱這些歌，我都是強忍著不讓自己流淚，因為我知道他們是發自內心喜歡這些歌，所以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做這些。然後所以學生他慢慢就會了解你了。

　　2004年3月，根據上級的安排，馮艾從戰河鄉中學調到寧蒗縣教育局工作，這意味著馮艾不再從事一線的教學工作，而轉向更多的行政工作。

　　記者：對你個人來説，去教育局，會不會是你的另外一個起點。比如説從政。

　　馮艾：沒有想過那麼多，我在教育局的時間有限，像現在已經四月份了，到七月結束了，我現在想的就是，我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裏，能夠儘量多的為他們做點什麼。

　　記者：你自己都是一個學生，你自己也需要家庭的幫助，可能也需要社會的幫助。

　　馮艾：但當時跟他們比，你就知道，你自己擁有的太多了。真的你會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不會想到自己，這些物質上的東西了，你知道起碼我吃的飽，穿的暖，我能用到很多東西都是學生想都不敢想的，我去之前，我的一個擦臉油，就是他們的一個學費，一學期的學費，當時覺得自己真的很奢侈，回到城市以後，你看到那個菜價，你説天啊，你會把它折算成孩子們的生活費，有的時候我們都在想，我們為什麼不是李嘉誠，不是洛克菲勒。要是有錢我們全捐了，這是志願者親口説的，所以我們特別希望錢能夠花得有意義。

　　記者：紮根西部會不會是一個圓滿的解決。或者給社會一個很美麗的童話。

　　馮艾：會有這樣一些想法，可能有這樣的人這麼想，但是我覺得，不用關注我個體，在這個群眾當中，有人留下，有人走，可以的，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只要我講我今後無論做任何一樣工作，我都會心繫西部那天土地，那片人民，就可以了，我覺得是這樣的。

　　記者：如果你那樣的話，那不是榜樣嗎，號召力不是更大嗎？

　　馮艾：但是我覺得比如説，我在這個城市裏，我可以到，包括現在我也經常到大學裏面去給學生講，做報告，這樣就有更多的人去西部，我覺得這樣也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我覺得號召，號召的話，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並不需要所有人都留在西部。

責編：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