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原創] 我們真的“劫富濟貧”了嗎？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28日 12:51)

　　在北京大學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經濟學教授厲以寧認為：中國的發展，需要中産者隊伍的壯大；而中産者隊伍的壯大，主要應該依靠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是靠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産者。（見《華夏時報》12月27日）

　　

殺富濟不了貧，也無助於窮人的脫貧，相信沒有人反對這種觀點。“劫富濟貧”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對社會有害無益。且不説“劫富濟貧”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根本行不通，即便是暫時做到了，其結果也只能是圖一時之痛快，濟一時之貧，而終將貽誤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道理很簡單，“劫富濟貧”的心理觀念必將導致平均主義的重新抬頭，為另一種剝奪，即剝奪能力強、貢獻大的社會成員提供了藉口，抑制了社會發展的活力，最終造成整個社會的長期貧困。但是徵收遺産稅、個人所得稅就是在“殺富”嗎？如果説個人所得稅是“殺富”的話，那我國還有什麼人沒有被“殺”呢？有多少人沒有交過個人所得稅呢？實行遺産稅和個人所得稅就是要把最富的人拉成為“中産階級”嗎？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話語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公眾比較關注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調整和遺産稅徵收問題，但是這是否意味著要“殺富”？在厲以寧先生看來，關注這兩個問題和“殺富”有密切的關係，要不然厲以寧先生也不會得出如果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和實行遺産稅就是“殺富”，就會造成“剛剛步入中産者行列的人群感到驚惶，使本來可能成為中産者的人們感到心灰意冷，不願繼續致富”。事實真的這樣嗎？

　　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只有提倡“增富減貧”，才能走出“劫富濟貧”和“劫貧濟富”的困境。一個社會只有做到“增富減貧”，才能實現富裕群體利益增益與弱勢群體處境改善的同步化。現在弱勢群體進一步弱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公眾關注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調整和遺産稅徵收問題無非是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嚮往，根本談不上什麼“殺富”，更與把最富有的人拉到中産階級無關。

　　稅收是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社會調劑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和基礎。政府通過稅收可以獲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資金，用以維持生活處境不利的社會成員如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的基本生計和用以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能力。這種遺産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一定就是“殺富”嗎？筆者覺得，這種稅收儘管從形式上看帶有某種“削高”的色彩，但實際上具有公正的性質。從長遠的意義來看，這種做法具有雙贏的效果。首先，高收入者對於社會應當做出特別的貢獻。其次，從消費的邊際效應及個人需求層次的滿足狀況來看，于高收入者相對多徵收所得稅，對其基本的實際生活狀態不會産生多少不利的影響。最後，從代際公正的角度來看，也具有合理的意義。代際之間社會財富的“完整傳遞”，不具有公正的意義。“過富”不應超過一代，“過窮”也不應超過一代。高收入者在財富方面的“代際遺傳”將會造成社會不間斷的不公正現象。

　　我們必須分清什麼是“劫富濟貧”，什麼是“劫貧濟富”，不要以為一討論稅收問題就是要“劫富濟貧”，知名經濟學家更要慎重對待自己的言論。社會需要公正，處在轉型時期的我國更加需要公正。公正是現代社會的制度設計與安排的基本依據，是社會實現安全運行的必要條件。個人所得稅和遺産稅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公眾對社會公正的嚮往。只有遵循公正的規則，社會的各個階層才能實現良性的互動，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續的整合與合作。對於一個社會來説，最大的潛在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衝突。個人所得稅和遺産稅問題的討論，實質上反映的是社會提升公正程度的努力。這是理解個人所得稅和遺産稅的立足點所在，而不是用“殺富濟貧”來説事。離開了公正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個人所得稅和遺産稅問題的。(作者：朱四倍)

　　

本欄目所載評論純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央視國際立場。

　　■ 進入網評天下論壇 發現更多精彩話題

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