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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文 |
CCTV.com消息（新聞會客廳）：
主嘉賓：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輔嘉賓：張寶金──黑龍江元寶村支部書記
陳玉書──黑龍江元寶村村民
趙傑──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主任
韓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
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高培勇──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主持人：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決策者説》。首先時光先回到22年前，1984年的國慶大典上有兩幕是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就不用説了，小平您好，大學生方陣打出了這四個字，到今天誰都能夠説出來，還有一個可能您印象多少有點模糊了，農民方陣路過天安門的時候，抬著三個大大的一號文件，從此這一號文件就跟三農問題好像緊緊捆綁在一起，今年又是一個一號文件，但是今年這個一號文件可是跟以往大不相同，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七個我們感覺有點熟悉，但其實又很陌生的字又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它意味著什麼，農民朋友會不會依然像22年前那樣那麼歡迎一號文件，一號文件裏透露出了哪些東西是我們要去做好的呢？今天我們的節目就關注這一點，我們的嘉賓先通過大屏幕認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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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讓我們現場歡迎陳主任。我還得再隆重介紹一下，因為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大家還多少不太好解讀，一説農民問題專家，您就更深入一點，幾十年前插隊在黑龍江做文書的時候面臨的一些難題，跟今天的所面臨的難題有哪些不同？
陳錫文：那當然很不一樣了，當初主要是解決吃飯問題，我在離開那兒以後，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現在看起來，就是要往更進一步的水平發展，全面的小康，乃至向現代化奮進。
主持人：陳主任説搞了幾十年的農業問題的研究了，這幾年是您最開心、最累的，他這種説法對嗎？
陳錫文：對。既很興奮，感覺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有了比較好的保障，農民的收入年年有所增加，這讓大家很高興，我當然也很高興。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看到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又有所擴大，城鄉之間社會事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反差還比較大，所以又感到任務非常艱巨。特別是在咱們國家，農民兄弟佔的比重相當大，至今還是將近57％左右，所以要讓這麼多人能夠生活得越來越好，這是個很艱巨的任務。
主持人：説起今年的一號文件，很長，咱們挑簡單的説，挑這裡的核心，看看大屏幕。新農村建設的五個目標或者説叫五個要求，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但是接下來我們做一個更難一點的題，除了陳主任來到我們現場，還有很多跟這個話題有關的領導朋友來到現場，接下來他們將通過題板幫我們解讀一些事兒。一提起社會主義新農村，往往容易引起大家的誤解，好像依稀之前都用過，給各位一塊題板，讓大家各自寫一個你們認為最可能出現的誤解是什麼，新農村最有可能被誤讀為什麼？在他們寫題板的時候，我們現場請到了兩位嘉賓，一位是黑龍江元寶村的支部書記叫張寶金，另一位是元寶村的村民陳玉書。您看這五個要求，張支書，生産發展，您理解具體到你們村子裏怎麼就叫生産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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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寶金 |
張寶金：在我們村子裏來説，生産發展就是發展經濟，怎麼能讓村民多收入，怎麼能多賺到錢，我認為這就是生産發展。
主持人：玉書，從一個村民的角度來説，您覺得生活寬裕了，啥叫生活寬裕了？
陳玉書：我家算寬裕的，還行，我家收入挺好。
主持人：挺好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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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書 |
陳玉書：現在我父親過世了，剩我們三口人，人均收入能達到11000多元錢。
主持人：支書，鄉風文明一句話，您認為什麼就叫鄉風文明？
張寶金：現在來講，農民説話不那麼粗魯了，講究文明，講究禮貌，村子裏互相和諧、團結，打仗鬥毆的也少了，違法亂紀的也少了，這才叫鄉風文明。
主持人：村容整潔您覺得現在村子裏夠嗎？
陳玉書：村容整潔，像我們那個村是比較不錯的，也有水泥路了，但是還不太好，按照現代小康社會的要求，我分析肯定不行，文明社會各方面都得像回事，光一疙瘩一塊點上不行。
主持人：但是現在下腳是沒問題了是嗎？
陳玉書：下腳是沒問題了。
主持人：支書，管理得民主，您在村子裏的支持率是多高？
張寶金：我們選的時候，我們村民在這兒，原先選的時候我得票率才85％以上，三年一次在我們那個地方，第二次選舉達到90％多，在這次選舉的時候我得了滿票。
主持人：那説明幹得不錯。有沒有壓力，怕不怕可能下一次再選的時候，得票率又降到80％多甚至70％多，甚至不選您了，有沒有這種壓力？
張寶金：作為我們這個村，我的壓力很大，老百姓的要求是什麼呢？他的文化生活、物質生活都要求提高了，就怕發展跟不上去，你這個思路不新，你的創新不強，所以説我擔心這個。
主持人：透過村民跟支書説的，大家初步對這20個字有了目前階段的認識，目標其實可能更大，但是你們已經讓我們直接變得可觸摸了。接下來現場寫完了容易被誤讀的，從您這兒開始，我先看看您的牌子，“減負加多予”。
高培勇：減負也好，多予也好，都是老的那種支農的理念，支農意思是什麼呢？是兩個不同的主體之間的關係，就是我幫助你，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中最新的理念就是把農民當國民對待。
主持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種俯視的態度。
高培勇：對，而是必須給那樣一種國民待遇。
主持人：明白。蘇先生，蓋新房。
蘇 明：我感覺農民的住宅條件應該説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方面，但是新農村應該比他的住宅條件的面要寬得多，核心問題就是經濟要發展，農民的收入要增加，負擔要降低，這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方方面面應該綜合發展，所以我感覺新房的問題只是一個方面。
主持人：我再看趙先生的，財政投入解決一切問題。
趙 傑：確實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上是政府增加對農村的投入的問題，我們認為這其中有很大的誤解需要澄清，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需要靠財政的投入，但僅僅靠財政的投入並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切新的問題，其中一個基礎性的、根本性的問題，還是要靠體制的建設和制度的創新。如果你沒有與社會主義新農村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財政再增加投入，實際上浪費很大，最後也沒有發展的動力。
主持人：錢不是萬能的。但是如果光有錢，沒有其它機制的創新是萬萬不能的。
趙 傑：對，是的。
主持人：讓農民留在農村這個很有意思，我沒想到這句話，您是怎麼理解這種誤讀，生活中有嗎？
韓 俊：其實我最擔心的是把新農村建設與推進城鎮化對立起來，應該是城鎮化加快過程中的新農村，所以説我認為新農村建設應該做一篇很大的文章，就是要加快農民向非農産業的轉移，要讓更多的農民轉化為産業工人，要讓更多的農民能夠轉化為市民，能夠融入城市。
主持人：主任的牌子上寫的是什麼？新村莊建設。
陳錫文：其實剛才幾位專家從各個方面都解答了可能出現的誤讀，但是從過去的教訓和在當前一部分地方出現的一些苗頭，就可能把整個新農村建設，這五句話他可能就看中了第四句，就認為把村莊蓋好了，這就是新農村了，這個理解應該説和五中全會要求，和今年一號文件的要求相比太窄了，而且它沒有根基。如果經濟不發展，收入不提高，蓋了新房，建了新村，它可能持久不了，而且在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你非要去搞大拆大建，很可能就加重農民負擔，也可能讓村民背上新的債務，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説這五句話是一個整體，而且生産發展、生活寬裕是搞新農村建設的最基本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後面的幾件事兒難度就比較大了。講到生活寬裕，就我個人理解，我參與了這些文件的起草過程，我覺得用富裕還是用寬裕，在徵求意見過程中，在中央領導審議過程中，確確實實是指針居多。從我們目前提出一個大家能看得見夠得著的目標來説，大家最後覺得還是提寬裕比較適合。
主持人：這是個相對務實的選擇。
陳錫文：對，我們這麼大的農村，這麼多的農民，國家是包不下來的。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剛才韓俊部長講到的，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也有人會提出，新農村建設就是不要搞城鎮化，農民不要轉移了，那是一個很大的誤解，而只不過是説中國有13億人口，現在農村還有七億多人，即使將來城鎮化水平再提高，哪怕是留下30％、40％在農村，可能也是幾億人，所以對幾億人生活的家園當然要建設好，但建設好是不是就有新房，有新村就行了，新房、新村哪來，不能靠天上掉餡餅，要靠自己艱苦努力奮鬥，當然國家也要扶持，而且我們還要培養一代新的農民，從這個角度來説，新農村建設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而目標又是非常多元化的一個綜合性的建設過程。
主持人：接下來回到務實，它得有一個開端，有一個開始，有一個農民可觸碰的東西，幾年前總理在兩會上，當談到要取消農業稅的時候，那個掌聲您一定印象深刻。當時您是什麼感覺？
陳錫文：我説句實在話，我看這個電視的時候，其實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事前我是讀過的，但是我當時仍然是控制不住，眼淚在眼眶裏轉。我對於這麼多人對這件事情的理解，實際上是理解了兩方面，第一，人民代表們充分理解了農民的疾苦，他們為黨中央國務院給農民這麼一個好政策而鼓掌，第二是為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鼓掌，我當時是非常激動的。
主持人：但是當時提出的目標來説，沒想到到了今年大家突然發現，提前兩年就實現了，您覺得是什麼造成的，是實力造成的，還是一個大家對三農問題認識程度加深之後的態度造成的？
陳錫文：我覺得兩方面因素都有，首先如果沒有實力，你光説話，別的事兒就辦不了了，國家這麼大，很多地方要花錢，實際上等於我們最近這兩年，2004年和2005年財政收入的增長是歷史上最快的， 2004年增加了四千多億，2005年增加了五千多億，有了這樣的實力才敢説加快這個進程。第二，要花錢的地方很多，我還沒有聽説世界上即使再富的國家，也沒有説財政錢就夠了，永遠不夠，美國説起來是最富的國家，但是美國財政赤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所以錢永遠是不夠的，怎麼花實際上就代表了一種取向，你的一種思想認識，所以我覺得一方面錢增加有了這個實力，但是第二方面確確實實胡總書記老早就講過，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都講過。是不是體現出來了重中之重，我覺得稅費改革，五年的任務三年完成實際就體現出來了。
主持人：回到元寶村，當初黑龍江做試點，通知您取消了農業稅的時候是您從哪兒知道的，告訴您的時候您當時信了嗎？
陳玉書：當時不信，皇糧國稅一尋思這玩意兒歷史以來也沒有種地不納錢的，當時一點也不相信，後來真免了，那是真信了。我父親活著，我父親不信，總給他解釋也不行，説哪有那麼好的事兒。
主持人：您跟他解釋他還不信？
陳玉書：不信，説這是不可能的事兒，現在都實現了，這兩年當中，光免農業稅和糧補補貼這塊我就得了一萬多元，免那塊我少納了，少納了我就收入了，糧補直補這塊我又得了1900多元。
主持人：可能城裏人沒有一個直接的感受，這兩年多的時間您省下了一萬多元錢，在村子裏能幹多大的事兒？
陳玉書：在當地一萬來元錢搞點小型養殖，要是養豬，養牛慢慢發展，一點點的，也不用東挪西借了，也不用貸款了，這不是也挺好的事兒嗎？沒有這一萬塊錢想幹啥也幹不來。
陳錫文：一萬塊錢在農村，按目前的水平，2005年的水平，就是三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就等於説你這個家庭多一萬、少一萬那就是三個人一年的收入。你即使拿到城裏來，城裏去年是10493元，那也相當於一個人的收入，所以這個數字確實像他講的，對於一個農民來説是相當可觀的一筆支出。
主持人：陳主任，説到這兒大家都挺開心，但是回過頭去説，《暴風驟雨》就寫到了是土改第一村，它的基礎各方面人家現在也比較模範，都這麼樂觀嗎？我們取消了農業稅之後，使農民真正得到了實惠，您算完賬是什麼樣？
陳錫文：趙主任在那裏，他其實賬肯定比我更清楚。剛才張支書説不知道哪來的錢，其實財政對於農民減負之後，為了保證基層的運轉，從中央財政開始拿出專項的轉移支付，來支持農村的稅費改革。據我所知，去年由中央財政拿出來的支持，稅費改革轉移支付就是664億，今年還要再增加，2006年徹底取消農業稅，也要增加，地方政府也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地方政府也有200多億元的轉移支付，所以農民的負擔減輕了，相對於鄉政府，相對於村組織來説他收入減少，要是全取消，他就沒有收入了，他們靠什麼運轉？實際上就是靠各級財政在轉移支付，當然也不能説你少收一塊我就給你一塊，那就不叫改革了。等於農民不交錢都由政府買單，這事兒就太好做了，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還要推進改革，鄉鎮機構改革，村民委員會實際也在進行改革，轉變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農民的負擔減掉了，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説減了多少國家就給你補多少，你要通過自身的改革消化掉一部分，但是大頭還是各級財政轉移支付。
主持人：但是您算過賬沒有，我們取消了農業稅之後，平均到農民朋友的人頭上來説等於給他們提高了多少收入，提高的這一部分收入對於現在平均的農村生活狀況來説意味著什麼？
陳錫文：從數量上去看，總數是比較驚人的，在稅費改革之前，國家向農民收的稅實際上並不是太多的，農業稅、農業特産稅、牧業稅，還有牲畜屠宰稅等等都加在一起大概是四百億元左右，當時還有幾十元的教育統籌，所以由國家拿走的這部分錢實際上等於四百多億。但是有關主管部門對農民的調查，剛才書記講到，鄉里還要收五統籌的錢，村裏還要收三提留的錢，還有一部分出工，甚至有一部分以資代勞，不要你出工，但是你要拿錢。在90年代末的時候，大概可統計的這一塊，農民的負擔總量大概是1200多億元，現在這些都取消了，第一步改革把三提五統拿掉，把五統籌納入到稅，三提留拿掉，變成農業稅的附加，是正稅的24％，對於農民來説就是8.4，到8.4的時候就是書記講的，那時候農民就已經很高興了，因為把稅去掉了，把稅明確了，農民負擔就已經減輕了，緊接著下來就是他剛才講的，誰也沒有想到，會把這個8.4到現在全拿光了，沒有了，對農民來説，要我一算，免掉了十幾項，三四項稅，再加三提留、五統籌，再加出兩工，我們現在如果按戶籍的人口算，九億多農民，平均每個農民減輕負擔就是一百二三十元錢一年。一百二三十塊錢要是對農民收入3255元來説，其實比重不太大，好像5％還不到，就是4％多一點，但是給了農民一個非常清晰的導向，黨中央國務院是關心農民疾苦的，在努力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另外一方面就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從國家的需要來看，引導領導農民增加糧食生産，這些目的都達到了。
主持人：糧食安全的問題也不至於讓人們那麼擔憂。剛才一開始專家就談到了，要把他們像公民一樣，因為農民兄弟，過去是高高在上地看兄弟，現在應該是我們平等的，公民、納稅人這樣的概念，那不是提公民納稅人，怎麼農民朋友從此就不納稅了，那跟我們又不一樣了。
陳錫文：其實這裡邊首先要弄清楚，這個農業稅是怎麼來的，很多同志都知道，了解點歷史的，我們這個農業稅，類似現在這樣，按地畝徵稅的農業稅最早産生在2600年前，在山東，那時候叫魯國，魯宣公15年，就是公元前594年，産生了一種稅，叫稅畝制，就是按土地的面積，按畝來徵收稅。因為魯宣公15年是第一次實行這個制度，所以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就有一個叫初稅畝，就是最初實行的一年。今年是公元2006年，再加上公元前594年整整合在一起是2600年，整2600年，就是説農民按地畝交稅已經交到現在2600年，正好現在就取消了。
主持人：新社會裏剛才農民用的詞都是皇糧國稅。
陳錫文：皇糧國稅，這是一個過程，那時候為什麼農民都這麼理解，而且城裏人也説交皇糧國稅天經地義。但是社會慢慢在進步，進入到18世紀、19世紀、20世紀，工業的比重越來越大了，到去年，我們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不到13％了，而且還有這些人在裏邊就業，它表明了在稅制上我們還是沿用過去産生的，利用那個理由來收稅。但是這個結果産生了就和城裏不平等，可能很多城市的居民就了解到，有收入，要交稅，但是交稅是要有一定的起徵點的，過去比如個人所得稅是800塊錢一個月，現在調高到1600元了，但是農業稅沒管農民收入多少，就跟他們收稅，像現在的農民，去年收入才3200多元錢，平均一個月算下來還不到300元錢，200元錢他交什麼稅？
主持人：不到起徵點。
陳錫文：離起徵點遠著就徵稅了，我們很多企業家都清楚，不管搞什麼企業，跟我收的營業稅，或者是流轉中的增值稅，或者是最後企業營利了交所得稅，沒有説你要搞工業我就收你工業稅，搞商業我就收你商業稅，為什麼單單農民一種地就要收他的農業稅呢？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現代社會中，繼續對農民徵收幾千年以前制定的農業稅，實際上對農民在稅負方面是不公平的。所以取消農稅不是給了農民特別的優惠，而只是給了他一個平等的待遇。其實從我內心來講，如果真正能讓農民交得上所得稅，我求之不得。如果他月收入有1600元，他至少要有將近兩萬塊錢的年收入了，那時候我們這個字就可以不叫寬裕，就可以叫富裕了，所以到農民富裕的時候，他會跟城裏人一樣交稅。
主持人：沒錯，我們堅決支持農民到1600元錢的時候交稅。有希望了，而且按現在的速度，農業稅提前兩年，抓緊去研究，督促主任他們速度再快一點，也許明後年就能聽到好消息了。接下來再給幾位嘉賓一人發一個題板，這個題板相對寬泛，但是又直接，一提到新農村建設，但是還是願意解讀成，農民如果收入更富裕了，增收更多了，就跟大家的新農村靠得比較近，您覺得怎樣才能讓農民繼續增收呢？
主持人：老韓，我看這有兩種念法，第一個是錢錢錢錢錢，人人人，還有一個錢人錢人錢人。您解讀。
韓 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算數問題，就是讓每個農民掙的錢越來越多，怎麼能夠讓每個農民掙的錢越來越多呢？首先農産品要賣出好價錢，農民外出打工能夠掙更多的錢，我們財政的錢應該更多地用在農村，農民不交稅以後，義務教育階段上學不交費，困難的能夠有救助，看病不再發愁，養老也有保障。第四個錢就是農民存在銀行裏的錢應該更多地用在農村，第五個錢，土地上生出來的錢，就是土地的增值收益應該更多地留在農村。三個人，務農的人越來越少，轉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越來越高，所以五個錢三個人，農村就能富起來。
主持人：深化改革。這個像是一個挺常説的詞語，但是您的解讀是什麼？
趙 傑：我認為取消了農業稅後，只是實現了少取或者不取的目標，但多予和放活的任務還相當繁重，而要做到多予和放活，除了要發展以外，其中一個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深化改革，選擇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説解決看病貴、上學難，這裡邊都涉及到制度的創新。
主持人：還有農民將來的養老保障問題。
趙 傑：對，養老保障、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問題都涉及到。核心的一點就是公共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因此要讓公共財政的陽光雨露滋潤農業，要讓公共財政制度覆蓋農村，要讓公共財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農民，我認為這裡改革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
主持人：國家給予必要的扶持，少取多予，大家還是想多予，多給予的空間有多大？
蘇 明：這個空間我想還是比較大的，在2005年我們國家總體的財政收入大數是31000億，這個數字是很大的，下一步就是農業稅取消了，下一步就是政府的財政應該在多予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我們初步研究大的有幾個方面，第一，政府財政在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從現在開始，中央的加上地方的，對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至少要超過一千億。第二，對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第三，農村的基礎設施，在這方面也應該給予大力支持。所以我感覺綜合算下來，這個對農民的增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均等化。
高培勇：比如説為什麼要讓農民繼續增收，因為農民比市民窮。第二，為什麼農民就比市民窮？是因為農民就比市民笨嗎？不是。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建國之後實行了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而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最突出的體現，對農民給予的是一種制度歧視。比如剛才陳主任講，農民就比城市居民額外負擔了農業稅，比如農民的基礎教育就要自己搞，而城市居民也是由國家報銷的，要讓農民真正能夠保持一種增收的長效機制，就必須著眼于均等化的制度保障。要讓農民像市民一樣負擔同樣的國家稅費這樣一種義務，要通過城鄉稅制一體化進程，把農民納入到這樣一個制度當中來，要通過對農民實施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農民能夠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我想均等化儘管只是一個理念上的目標，但是我們能夠通過著眼于均等化那樣一種制度安排，就能夠奠定起讓農民繼續增收，長期增收的那樣一個制度基礎。
主持人：我看看主任的牌子。
陳錫文：我是寫了三句話。
主持人：農業要增效，農産品要增值，農村富餘勞動力要轉移就業。農業要增效，就是説同樣的一畝地。
陳錫文：對，要提高它的經濟效益。
主持人：我給您拿著吧。
陳錫文：剛才咱們這位老鄉就講到，依靠科學種田，其實就增産增效，如果政府採取一定的措施，對農業給予必要的支持和保護措施，包括穩定農産品的市場，穩定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等等，都可以促使農業增效。農産品要增值，我們把農産品大體分為兩類，生産出來基本上原封不動或者簡單的就賣了，洗洗加工，那個叫初級農産品，初級農産品的價格很低，但是經過加工，經過轉化，它就增值了，比如説拿原糧把它加工成飼料再喂養畜禽、魚類，可能整個收入就上去了。
主持人：這個我特清晰，去農村的時候買街頭的包米，人家説拿一個就走吧，但是前幾天我們買的裝箱裝塑料袋裏有品牌的糯玉米好幾塊錢一個。
陳錫文：其實你講那個現象應該放在農業增效裏，就是農産品，你還是啃老玉米，但是為什麼那個玉米就不要錢，老玉米就很值錢，品質不一樣。
主持人：另外它有品牌了。
陳錫文：對，有品質，有品牌，農業增效。但是儘管是三塊錢一個老玉米有品牌，它還是一個老玉米，老玉米還可以進行加工，即使在我們國家也是部分地區都已經形成一個玉米化工的産業量，在國外這方面還要更發達，玉米可以加工成澱粉，可以加工成酒精，可以加工成蛋白，可以做燃料，可以做糖尿病人吃的木糖醇，還有玉米澱粉可以噴成絲，製成玉米澱粉的衣服，這些用途就非常廣。農産品加工增值價值在原始的初級産品上增值幾倍、十幾倍、甚至上百倍都可以，又可以擴大就業，又可以增加收入。這一條剛才很多專家們都講到，我們只有18.3億畝地，但在農村還有這麼多勞動力，靠這點地要致富確實是難的，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給農民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而且培養農民去適應種地以外的産業去就業。通過這些途徑，我覺得從增收這個角度，因為剛才很多專家講到政府怎麼給予他幫助，減輕他的負擔，減少他的開支，但是真正從農民增收這個角度，我想主要是這些方面。其中特別願意引一下去年國家統計局對於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看，尤其是在勞動力的轉移方面確實到了要下大工夫的時候，我們去年有一個特點就是農民的人均工資性收入，就不是種地了，農民的人均工資性收入第一次突破一千元錢，去年人均是1170多元錢，第二是農民的人均工資性收入第一次超過了來自種植業的收入，去年來自種植業的收入是1098元錢，打工收入，工資性收入1170多元錢，所以我們能看出來，想盡各種辦法，讓農民能夠順利轉移到二三産業，到城鎮中去就業，是今後農民增收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其實跟人這個字連一塊，生老病死，但這其實又是讓人最揪心的事兒，面對如此打動我們情感的生老病死在我們未來的三農問題上佔多大的比重，它可改變的間有多大？
陳錫文：我覺得其實餘地最大的是這一塊，就是高先生講的均等化，其實把農民的積極性或者他嚮往新生活的熱情調動起來之後，你可以想象農民有多大的力量，我們黨是最清楚的，因為這個國家是我們黨領導農民武裝鬥爭建立起來的，我們現在有很多制度所以這樣制定，可能是出於過去迫不得已的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國家在發展，社會在進步，隨著條件的具備，一些不合理的東西應該逐步改變。但是我們現在整個國家還沒有實現現代化，還不夠富裕，肯定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東西，但是將來是要改變的，但現在可能還不得不這樣。在這個時候就要看清楚，這是我們現在的國情國力所決定的，不得不存在一些讓農民兄弟受委屈了的。
主持人：不意味著它是對的。
陳錫文：但是這件事情從根本上講它是必須改變的，不能説理就是這樣的。
主持人：一個徵詢意見了，像生老病死這四個字是否您意識到，也引起了我們最高決策層的重視，可能會更優先，更快速一點的改變？
陳錫文：是的，其實從最近一段的政策也能看到，我記得在2001年年初的時候國務院開了一個會，我記得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同主持這個會，快結束的時候他就問了衛生部的負責人，這兩個問題我一直覺得心裏很沉重，他説你知不知道因病去世的農民有多少是在醫院去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你知不知道農村的婦女生育孩子有多少是可以在醫院裏生産的。我也記得我們的回良玉副總理在一次會上也講過，回良玉副總理主持現在的農業工作，他也講到，如果不改變農民在家裏生、在家裏死的局面，那就絕不能説農民富裕了，我想生和死是很重要的。中間的老，現在應該説城裏也沒有做到所有的老年人都有退休工資，都拿養老保險，但是比重比農村要大得多，從老的角度來講，農民養老是個很大的問題，有時候我們城裏人如果不看這個情況，你就可能會去批評農民，你怎麼光知道生孩子，中國人口很大因素是農民不執行計劃生育，對不對呢？有他對的地方，因為科學文化知識，整個人的素質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但是更多的他沒有辦法解決養老問題，沒有孩子他怎麼養老？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病的問題更是這樣，我也知道城裏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醫保，但是相對來説比重要高得多，對農民來説，我們現在剛在推進建立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到去年年底大概有將近四分之一的農民加入了這個新型合作醫療。但是保的水平是很低，剛才高先生講，這個差距還是很大的。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放活，實際上不光農村放活，整個國家經濟都要活起來，實力才能增強，才能真正做到在生老病死方面，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的奮鬥，做到均等化。
主持人：非常感謝陳主任，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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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