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海嘯的災難如果發生在中國 如何應對?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6日 15:13)
?望東方週刊消息:印度洋海嘯災難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面對如此巨災,中國有關機構是如何思考的,是否能夠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中國的救災體系是否可以有效應對這樣的災難,這些都是公眾關注的話題。
記者在2004年12月28日專訪了國家減災中心主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
"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微不足道"
記者:這是一場人類的浩劫,作為中國減災最高機構的官員,你是否給予了足夠的關注?
王振耀:這是人類一次很大的災難。我一直關注這個事情。這次海嘯對中國的備災、減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缺少準備或者説沒有清醒的防災、減災意識,人的生命是相當脆弱的。
在自然災害面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會很快消失,人類共同體甚至是整個地球,在自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對於這次災害我感到非常震撼,這也再一次提醒了我們,像我們這樣一個災害意識還不夠強的社會,一定要想到災害離我們不遠,災害就在身邊。
記者:如果這樣的災害發生在中國,我們有沒有能力應對?
王振耀:我想,我們國家幅員遼闊,這麼多年的磨練,中國在防震減災等方面有一系列的經驗準備,如果中國出現印度洋海嘯這樣的災難,中國的搶救措施是可以應對的。
最近幾年,我們大幅度地提升了災害應對能力。有一個實在的例子,就是今年的"雲娜"颱風在浙江登陸,颱風中心風力已經超過12級,我也到了現場。正是因為我們有準備,所以把人員傷亡降到了最低。接著"艾利"颱風在福建登陸,由於事先有所準備,進行了上百萬人的提前大轉移,所以人員傷亡很少,幾乎沒有。
就目前來説,我們對於災害應對能力規定了四級響應,寫得非常具體,24小時之內要幹什麼,每個處幹什麼,副司長、司長干什麼,向誰彙報,彙報什麼,都非常具體,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流程。
每一級響應都包括災害損失情況、啟動程序、響應措施、響應的終止,四級響應都是最具體的,做了各種預案。
記者:從你們的工作範圍看,印度洋海嘯是不是你們的關注範圍?
王振耀:是的。我們有一個24小時值班制度,這個機制就是國家災情監測匯總系統,每天對全國、全世界災情進行掃描。對全球的災情,每天早上7點匯總,8點以前送給司長、部長,讓大家馬上了解昨天發生的災情。每天部長、司長都來看災。 這次海嘯地震也是如此。儘管是發生在國外,但是第二天關於災害的信息和簡報就已經製作出來,送給領導人了。作為中國減災從業者,必須關注這個事情。 "空談體制貽害無窮"
記者:現在公眾對減災體制有各種各樣的説法,比如,防災、減災的分散管理,沒有集中統一的部門,是不是這樣呢?
王振耀:這應該是分散的,全世界都是這樣。災種不同,每個災害的災情預警,包括搶險確實需要專門化,比如説地震的預警就該有地震局,其他的災害也應該有專業部門預警、監測。
比如,最近我去了貴州,那裏發生山體崩塌,幾十噸大石頭崩下來,當時報上去死了44個人,後來挖出40個屍體。國土部門的專家去了,他們對技術問題非常熟悉。比如哪應該停止放炮,哪應該建立觀測點,比如預測岩體有沒有進一步崩塌的可能。
而我的任務是組織搶險,組建現場指揮部,安撫群眾情緒,當時災民情緒很不穩定,本來很多情況下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但是大家一起工作,就把危機化解了,這是體現了一個綜合協調。
可以説,中國在救災方面,是由民政部統一進行的,全國抗災救災綜合協調辦公室就設在民政部。整體的救援協調,老百姓怎麼轉移出來,災後重建工作怎麼做,那就是民政部的工作了。
記者:減災委員會有十幾個成員單位,由民政部來協調,能夠有效協調嗎?
王振耀:從目前來看,緊急救援還沒出現大的問題。協調時確實有些問題,但是問題不大,大家到了救災現場,意見就很容易統一了。
如果體制有問題,有矛盾,那好,誰有錢、有權就請到救災現場,你去幹吧,匯總到老百姓那裏就是了,看老百姓各項救助得到保障了嗎?24小時解決了吃穿住了嗎?救助到位了嗎?我發現,一旦以災民為本,所有的體制問題就沒有了。
記者:難道體制問題可以忽略?
王振耀:在研究了很多細節性、程序性的東西以後,我覺得眼光不要放在空談體制上,體制不是大問題,重點要放在貼近老百姓需求。
學者討論體制,我不反對,但是我們實際工作部門不能滿足於天天討論,我們堅決反對給不幹活找藉口。我尤其反對分明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做,而是把它變為一種抽象的事物來討論。討論解決不了什麼,談完了之後,體制問題還是解決不了。體制問題有,每個國家都有體制問題,但當務之急是開展工作要貼近實際。空談體制貽害無窮。
我認為我們的體制有很強的優勢,美國和日本事實上也在借鑒我們的體制優勢,比如,我們成立的減災委員會體制,他們就照搬過去了,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我們有自己的優勢。
單一體制的優劣勢
記者:我們的減災中心和發達國家的減災機構相比,有什麼優勢和劣勢?
王振耀:以美國為例,FAMA(聯邦緊急救援局)不會具體組織發錢發物,FAMA在美國是個獨立的局,有一套健全的機制,在全國有十大中心,還有6000多的志願者隊伍,他們對社會的直接動員能力要超過我們。但他也有協調的問題,比如他和國土安全部就經常"打架"。
而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因此整體動員能力又強過他們。另外,中國由黨委、政府統一協調,這種總體協調能力、集中動員能力在全世界也是相當發達的,這一點是別的國家不能相比的。像日本1995年的阪神地震,48小時之內自衛隊都沒有趕到,而我們的軍隊可以在第一時間趕到。
但是不能因此説我們什麼都好,我們也有不足之處。我參觀了日本、美國、法國的機構,他們在公眾教育、應急的細節方面,包括備災物資、應急的措施、應急裝備上,都比我們先進。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在設備方面我們也還差一些。
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我們不一定簡單模倣,像他們那樣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我們還是要立足於老百姓的救助需要和中國體制的需要。
"沒有哪個官員想在現場被撤職"
記者:中國高層領導人對這一工作是否已經足夠重視?
王振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非常重視的。像現在這樣重視災害救援,並且這麼規範地組織救災的,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是罕見的。為了更方便開展減災活動,總理將中國國際減災委員會改為國家減災委,連名字都考慮到了。
幾乎每次災害過後,包括這次雲南地震,中央領導都要作出批示。他們對救災工作進行佈置,很具體,貴州山體崩塌,溫總理用的是"立即協調"這樣的詞。
記者:你講的很多問題都很具體,怎麼針對這些具體的問題做出應對?
王振耀:我們制訂了一個培訓方案,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們有比較強的傳統的組織手段,但是現在,人才流動這麼頻繁,災難發生後,人們的情緒非常波動,現場還去了好多記者,這些都是新情況。
這個時候你怎麼做?原來你的方法還行,而現在情況都變了,比如,你們記者過去沒有現在這麼自由,現在鳳凰臺,甚至外國的新聞記者都到了,讓不讓採訪?以前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現在的變化是多元的,各種要素都在變化的情況下,該如何組織,需要提高應變能力和應變的技術水平。
從目前看,我們應該研究更具體、更細節的問題,比如災害現場的組織溝通問題,我去過很多災難現場,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沒有哪個官員想在現場被撤職,哪個都想幹好,尤其是各級領導都在現場,誰都想表現,可是為什麼現場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毛病呢?
比如,作為現場領導人,你就應該寫個牌子,弄個紅旗,擺上小桌子,這就是臨時的現場指揮中心,但是往往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因為有的官員覺得這麼大的災難,我這個領導哪能坐在這呀,這不是官僚主義嗎,我必須拿著手機不停地跑。
我告訴他們,這樣不對,必須像個官,拿個椅子坐著,別人向你彙報,這樣就會有一個好的秩序,這不是作風不實,你是總指揮,如果你總是亂跑,整個指揮就亂了。
所以,現實中,我們往往遇到這樣的問題,我總是強調做一些實在的事情。
"有錢、有物、有人,就差一點沒有幹好"
記者:不談體制問題,可以談一些更實際的問題,比如防災的意識,觀念上,還有什麼問題?
王振耀:中國公眾的災害意識和發達國家比起來差距還很大。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吉林大火,當時一個70多歲的農民在樓上沒有被燒死,後來問他是怎麼逃生的,他的回答很簡單,"年輕人都在跑,而自己跑不動,就趴在地上。"
他説,在農村的時候,當火燒得大的時候,煙也大,他就趴在地上。別小看"趴在地上",這是最基本的逃生常識,可是年輕人不懂,都想跑到電梯那裏,這個時候電梯是沒用的。還有,大火起來的時候,是不是能夠意識到把門關死,別讓煙霧進來,因為真正被大火燒死的極少,一般都是因為煙霧導致窒息。
這些知識在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小孩在幼兒園就開始接受訓練,每半年警察就到幼兒園,教大家怎麼逃生,所以人們很小就有逃生常識,這種災害教育非常實用。
記者:那我們的教育是否有形式上的東西和應付的東西?
王振耀:是的。比如,我們可以經常看到的挂圖的方法,圖上告訴人怎麼跑,往哪跑,而這是非常不實用的教育方式。一個人遇到災難後,難道看完圖就能知道怎麼跑嗎?我們把逃生教育和人的行為割裂了。而如果讓消防警察來實地演習,效果就不一樣了。 很多問題不是經費問題,而是觀念的問題,比如上面説的這個挂圖的事情,可能挂圖比組織一次實地演習花費更多,但是挂圖的出發點就是應付檢查,不是給民看,而是給官看。我們要改過來,給民看,不只給官看。
我們不要小看"以人為本",這是一場革命,是文化上的革命,包括政策層面的革命,重點要放在貼近老百姓需求。市場經濟全方位地進來之後,很多人都不是單位人了,很多政策卻沒變過來。現在有錢、有物、有人,人也都非常想把工作幹後,就差那麼一點沒幹好。
責編:陶柯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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