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評網評] 為何"糧王"種糧有點"惶"?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6日 13:03)

	這是劉文豹居住的簡陋房子

　　一個受國務院領導接見的全國著名的“糧王”，一個矢志不移種糧21年的“糧王”，對自己的種糧事業卻流露出有點“惶”。用他的感嘆表達：“為什麼種糧這麼難”？（見《人民政協報》2004年11月2日A4版）

　　

“糧王”名叫劉文豹。1984年，土地聯産承包責任制後，他就在湖北襄陽縣承包了1070畝土地。1989年，劉文豹作為全國百名售糧模範之一進中南海受到國務院領導的接見。本來，具有21年的“糧王”閱歷即使不是風光無限起碼也應是心情舒暢，而新華社記者卻這樣描述他：21年矢志不移地種糧，換來的卻是兩次無奈出走和如今住在一個用兩根柱子支撐的10多平方米的危房裏。更加令人心酸的是，近三年間全家僅他花120元新添兩條褲子。

　　“糧王”對種糧有點“惶”是他缺技缺藝嗎？否！詳細考察過劉的寧夏自治區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張存平這樣評價劉的成功開發模式：規模化種糧，機械化生産，企業化管理，因地制宜，綜合治理。那麼，是他捨不得投資嗎？也不是！報載：前6年，劉投資150萬多元，使昔日的荒灘變成綠洲，糧食畝産由開始幾十公斤提高到300多公斤。

　　“糧王”的“惶”，不是對地“惶”。即使是荒灘，他從來都是“勝似閒庭信步”；也不是對藝慌：大兒子劉斌去年從華中農大畢業後，毅然來到寧夏與他一起創業，他身邊有個懂理論的農業專家作高參。

　　人們看到，“糧王”是“惶”在“紅眼病”面前。報載：接連幾年豐收後，周圍的人開始眼紅，莊稼常被人哄搶，權益難以得到保護。1992年，20年的合同還未履行一半，劉就被迫中途離開，而投入的32萬元也只收回一半。“眼紅病”是一種社會病。“眼紅病”盛發之處，先富戶往往難以立足，富民政策往往也難以落實。因此，掃除“紅眼病”確實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大敵。“糧王”對“紅眼病”造成的創傷非淺，只有根治“紅眼病”“糧王”才會“止惶”。這似乎是“題中之義”。

　　“糧王”又“惶”在“朝令夕改”。據悉，正當劉的承包地開始見效後，1998年，襄樊市有關部門欲廢止劉與當地的土地承包合同。為保護自己的權益，劉被迫“先後到市、省和北京進行艱辛的上訪”。後在湖北省人大的協調下，劉才得以繼續耕好這片土地。 “朝令夕改”使人們對合約不敢相信，使人無所適從，也令人們心地不踏實，對投資失去信心。現在，“朝令夕改”的現象在時下的某些基層並不鮮見。而糾正“朝令夕改”現象，關鍵的是農村基層官員增強法律觀念，依法辦事，秉公辦事。

　　“糧王”還“惶”在數不勝數的“左證右證”。據悉，當地隔三差五派人前來盤查為劉種地民工的暫住證、計生證，甚至連60歲的民工也得辦計生證，民工們受不了這種“待遇”紛紛離開。事實上，在某些地方不管是企業也好，農村耕地承包大戶也好，也常常遇著這種“左證右證”查不斷的情況。可以説，“左證右證”是時下某些基層的特産。其實，“左證右證”另一個叫法是“左費右費”，一些人們以查證為名，行亂收費之實。因此，只有堅決糾正亂收費，才能為“糧王”創造宜人的耕作環境。

　　由此可見，“糧王”是“惶”在我們某些基層的法制環境、政務環境、投資環境的不完善，也是對基層官員提出的忠告。平心而言，“糧王”對種糧有點“惶”不是個別現象，更不是小事一樁。我國是一個人口多耕地小的大國，需要成千上萬個像劉文豹那樣的“糧王”滿腔熱忱投入農業開發，也需要為他們“止惶”，這是擺在各級官員面前一項必不可缺的計莊重任務。（作者：亦菲）

　　本欄目所載評論純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央視國際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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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